河南、陕西和甘肃境内发现了一批共性极强的蒙元时期墓葬。虽然墓葬形制上存在着土洞墓和砖室墓的差异，但随葬品面貌十分统一，均出土有一套陶质明器[1]，包括了车马仪仗、器物、仓厨模型和动物俑，种类丰富，数量可观。这批随葬相似明器的蒙元墓葬在地域分布上均集中在洛水-渭水沿线。目前刊布的墓例主要发现于洛水流域的焦作、洛阳、三门峡、洛川和延安，以及渭水两岸的西安、兴平、咸阳、户县、宝鸡和漳县，横跨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蒙元时期分属中书省南部、河南江北行省北部以及陕西行省辖下，区域跨度较大。
洛渭地区曾属唐代两京范围，6～9世纪时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墓葬面貌上更确立了“两京模式”。入宋以后，这一地区的墓葬面貌呈现出文化的滞后性与保守性，早期宋墓基本上是唐墓传统的延续；北宋末期到金代，此区墓葬虽部分保存了唐代遗风，但最为盛行的还是装饰繁缛的砖雕壁画墓。13世纪前期以降，洛渭流域的墓葬风貌又为之一变，表现出明显的仿古化趋势：随葬品中出现了大批仿“三代礼器”的复古陶明器，在墓葬结构和器用类别上则与同区唐代墓葬十分接近，流行随葬车马仪仗俑和小型动物模型俑，可以说在时隔宋金两朝后部分重拾了唐代“两京模式”的墓葬传统。这种墓葬面貌的复古化实则反映出蒙元时期在社会秩序和“礼乐”建设上的政治追求，也与当时这一地区作为忽必烈潜邸、聚集了大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潜邸旧部”密切相关，是区域文化、政治诉求和人群特点综合作用的结果。
本章将根据墓葬形制与随葬品面貌的细节差异，将洛渭流域的蒙元墓葬具体分作河南、陕西和甘肃三个小区域综合梳理，归纳出各小区的地域特点与发展期段。在此基础上，探讨该区随葬明器的面貌构成与文化来源；继而以墓志书写为基础，分析洛渭流域蒙元墓葬的所属人群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文化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