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地区在地理方位上涵盖了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涑水沿岸的冲积平原，包括临汾至永济一线的狭长地带。这一地区在金代统一划归河东南路，并分属平阳府、绛州和解州；元代则划入河东山西道宣卫司南部的晋宁府。由宋至金，这一区域都是仿木构砖室墓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在稷山、新绛、侯马和闻喜均发现大批砖雕精美的墓例。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的另一大特征是延续性极强的区域墓葬文化传统，到金代晚期，更是确立了多人丛葬、斗拱发达的近方形仿木构砖室墓规制。雕砖题材极为丰富多样，除中原地区惯见的门、窗、家具外，又有人物、花卉、伎乐、社火、祥瑞动物等题材，常常以一至二块的模印砖组成一个图案单位嵌砌在墓壁上。另一方面，在上述区域共性之外，以侯马和闻喜为中心的绛州和解州地区在墓葬区域面貌上又各有特点：以侯马为中心的绛州地区壁面装饰全用砖雕，彩绘仅用于建筑彩画和为雕砖涂色，仿木构建筑极为发达，尤其流行多重多铺作的斗拱；以闻喜为中心的解州地区则在精美复杂的纯砖雕墓之外，同时流行一批砖雕、壁画共饰的墓葬，常见分层布局的装饰风格，孝行题材尤为发达（这一特点与晋东南长治地区金中后期的墓葬面貌非常相似）。

蒙元阶段，晋南墓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了传统的仿木构砖雕特色；与此同时，在区域面貌上又发生了新的裂解与组合：金代时墓葬面貌相似的晋南和晋东南在壁面装饰上完全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表现为砖雕的逐渐衰落和简单砖室墓的大量使用，后者则出现了以壁画为核心的新装饰格局；另一方面，金代中晚期以来面貌有别的绛州、解州地区在蒙元时期基本呈现出雷同的地域面貌，差异性逐渐消弭[52]。

晋南地区蒙元墓葬的类型在承袭金代旧制的基础上主要分作两大类：其一是使用建筑和砖雕装饰的仿木构砖室墓，其二是壁面基本无装饰的简单砖室墓。这两类墓葬尽管装饰繁简不同，但共同呈现出一些区域特点明显的时代风格，如墓葬平面基本为近方形，墓顶流行叠涩攒尖顶，葬式上基本为无棺椁的多人合葬。其中家族丛葬是晋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墓葬传统，沿用于整个金元阶段，反映了当地“聚族而葬”的文化传统。此外还有一类应用于宗教群体的“棺椁墓”，在砖室墓中又使用石棺或陶棺殓葬（本区蒙元阶段的此类墓葬均属道士墓）。下文将按照以上三类墓葬类型分别探讨。

一　仿木构砖雕壁画墓

仿木构砖雕墓是晋南金墓的主流，也是最具地域特色的墓葬形式；其种类多样的砖雕图像和繁缛复杂的斗拱建筑均成为代表晋南地区独特墓葬文化面貌的重要表现。当前研究者在论及当地蒙元时期的墓葬特点时，往往强调砖雕装饰衰落的急剧性[53]。砖雕的简化固然是蒙元墓葬发展的最终趋势；然而这种演变结果却非短期完成的突变，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长时段的发展历程。从金元之交、元代前期到元中期，带影作建筑和砖雕图像的砖室墓一直是晋南墓葬的主流类型，转角和补间并用的多铺作斗拱也依旧活跃于墓壁装饰中；逮至元代后期，砖雕装饰才真正走向衰落，仿木构砖室墓也最终让位于简单砖室墓。

援引金代后期的墓葬材料，可以看出晋南地区自金代后期以来，无论是墓葬形制、仿木构建筑还是壁面装饰格局，都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金元之交的调整期、蒙元前期的恢复期和元代中后期的衰减期（表2.16、2.17）。在这一长时段的发展过程中，唯有葬式上保持了一成不变的传统，确立了晋南地区蒙元砖雕墓多人合葬、无葬具、多次迁葬的地域化葬制特征。

表2.16　晋南地区金元时期墓葬的结构与葬式

1.金元之交：仿木构砖墓的调整期（贞祐十三年-前至元十六年）

这一阶段时局振荡，晋地属权频繁更易；反映在墓葬面貌上，主要是仿木构建筑和砖雕装饰上相对简率，金代后期定型的传统模式被打破，而代之而起的新兴地域特征尚未完全确立：表现出过渡阶段葬制面貌的调整性与多元化。此期的墓葬在侯马和闻喜周边均有发现，代表墓例为襄汾曲里村墓[54]、新绛吴岭庄墓[55]和闻喜小罗庄M4[56]。

表2.17　晋南地区金元时期墓葬的壁面装饰布局

墓室形制上，金元之际的晋南墓葬更多体现出对金墓传统的继承性。新绛吴岭庄的四室砖墓就和南范庄发现的金代晚期砖雕墓一脉相承。从仿木构建筑形式看，金后期广泛砌筑于墓室转角的四处角柱基本消失，只有小罗庄M4在转角铺作下承接了很短的枋间柱；斗拱结构上也体现出强烈的简率意味，金末以前流行的五铺作斗拱被四铺作或更为简单的把头绞项造代替，且斗拱使用上只出现转角斗拱而不见补间斗拱。

墓室壁面上的砖雕图像则一改金代后期以夫妇门内并坐为中心、左右通壁雕砌复杂隔扇门的固定程式，出现了以假门为中心、环绕社火和伎乐表演的新布局。同时，除去砖雕须弥座式的棺床，金代后期晋南墓室主体壁面的装饰格局明显简化，12世纪末确立的纵向多层分栏模式基本消失，只在墓壁中部装饰一条主要的砖雕图像条带，多为近方形、大小一致横向排布的伎乐与社火雕砖；而金中后期广为流行的孝行题材则完全消失。

2.元代前期：砖雕装饰的恢复期（前至元十六年-成宗年间）

蒙古尽辖南北后，各地的经济与文化开始进入相对稳定的恢复阶段；晋南地区亦如是。这一时期当地的墓葬面貌逐步确立起固定规制，墓室装饰在金元之际明显衰弱后复又繁荣，很多方面反而接近金代后期的繁缛程度，显示出“中兴”之象。典型墓例为侯马市区M2、M3[57]和新绛寨里村至大四年（1311年）纪年墓[58]。

这一时期晋南元墓的墓室结构全部为使用简单的叠涩攒尖顶单室近方形砖室。斗拱类型重又恢复到金代后期多铺作的发展水平，转角和补间铺作并存；而角柱处理上一方面沿用了金元之际的短柱设计，另一方面金墓流行的转角立柱形式得以重现。壁面装饰的砖雕图像则延续了前一阶段以假门为中心的布局模式，但壁面分割上明显更为细碎繁复，孝行题材重新成为广泛应用的装饰主题，而金中后期盛行的分栏模式也再度出现（图2.11）。

图2.11　侯马市区元墓M2砖雕布局图（采自《文物世界》1996年第3期，第90～94页，图一～图五）

3.元代中后期：墓室砖雕的衰减与消亡（延祐以降）

这一时期的仿木构砖雕墓以侯马延祐元年（1314年）墓[59]为代表。墓室结构仍为叠涩攒尖顶的近方形砖室墓，但仿木构建筑体现出新的阶段特点：四壁转角立柱彻底消失，而斗拱结构上虽然与元代前期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在营造方法上却使用了更为省工的“一体成型”模印技术，细节表现上相对草率。这种使用模印手段整体成形的斗拱制作方法尚未见于此前墓葬中，体现了晋南地区元代中晚期新出现的造墓技术制式。

壁面装饰上尽管仍可看出上一阶段分栏布局的余绪，但题材内容的丰富程度大幅衰减，通壁两侧嵌饰的砖雕只使用了花卉图像这一种单调的主题。晋南地区元末阶段的墓例目前仅见运城西里庄壁画墓一处[60]，该墓墓室为长方形券顶，其以桌椅为中心、左右表演伎乐的构图模式仍可看出元代中前期砖雕装饰的布局传统模式；但通壁全用壁画彩绘，仿木构砖雕最终消颓。同时，壁面光素的简单砖室墓则成为元代后期晋南墓葬类型的主流（图2.12）。

图2.12　运城西里庄元墓壁画（采自《文物》1988年第4期，第77页，图二、图三；图版肆：1、2）

二　简单砖室墓

所谓简单砖室墓，是指壁面装饰，尤其是砖雕极少或完全不见的砖室墓。这种类型的墓葬在燕云地区比较流行，且以近圆形的墓室平面为主；其在晋南地区的大量出现与发展则是在蒙元时期，元代中晚期尤为盛行。此类墓葬主要发现于襄汾与侯马两地，如襄汾地区的贾庄墓、丁村墓、解村墓[61]，侯马地区的乔村M58[62]和曲村元墓[63]。墓室结构全为近方形叠涩券顶，四壁基本不雕砌任何角柱、斗拱，仅在壁下简单砌筑倒凹字形的棺床，其上安置多具尸骨。这批简单砖室墓材料多数有明确纪年，年代上形成了纵贯蒙古国时期至元末的完整发展序列。根据葬制和随葬器物的变化，可以武宗至大年间为切分点，将其年代大致划分为金末元初和元代中后期两个阶段（表2.18、2.19）。

表2.18　晋南地区金元时期简单砖室墓的结构与葬式

表2.19　晋南地区金元时期简单砖室墓随葬品

1.以襄汾贾庄墓为代表的金末元初阶段

这一阶段的墓例均分布在襄汾地区，如贾庄墓、丁村M1和解村墓。三座墓葬都可从随葬器物推知墓葬的大体时代：贾庄墓棺床前端发现的铜镜上有“泰和四年”的铭文，据此可知这座墓的年代应不早于金末1204年，很可能下葬于金元之交。丁村M1的年代则可从砖地券所在的地理沿革中找到线索，券文中的“大元国”三字首先将该墓归入世祖改国号“大元”的1271年后，而襄汾地区划归“河东南路”则是在元初改制为“平阳路”之前。综合视之，可将丁村M1划归成宗朝之前、大元国朝建立之后的元初时期。解村元墓的期属判定相对简单，由券文“大元大德三年……迁葬”可知这应是一座营造于1299年的迁葬墓。

该期段在墓壁装饰上除金元之交的贾庄墓还保留有简单的一门二窗砖雕外，壁面均不设影作建筑和砖雕图像。葬式上采用单室多人合葬的形式，且多数个体骨架散乱，应系多次迁葬；尚未发现棺椁葬具，墓室四壁下的不同位置均有骨架或烧骨堆发现。随葬器物以陶瓷器为主，但器类上尚没有形成固定的组合；其中带盖的陶谷仓罐还明显保留着晋南地区金墓随葬品的特色。比较特殊的是墓中纸明器的发现，丁村M1墓室西北角的骨灰堆边上就发现有绑扎的竹篾遗存，很可能代表扎糊的纸明器。而稷山五女坟道姑墓中发现的纸衣冠，也为金元时代晋南地区随葬纸明器提供了有力证明。

2.以侯马-曲村墓地为代表的元代中后期阶段

这一阶段的墓例主要发现于襄汾和侯马两地，如丁村M2、曲村墓群中的3座元墓和乔村M58。我们在总结丁村M2和曲村M6047这两座纪年墓葬式和随葬品特点的基础上，对襄汾、侯马地区发现的其他墓例做出年代判定，继而全面观察这一时期晋南简单砖室墓的时代风格。其中曲村M6047的随葬瓷枕底部有“至顺三年”的题记，证明该墓的上限为1332年；而丁村M2中出土的黑瓷罐外壁露胎处题有“至正七年”墨书，表明该墓的年代应不早于元末1346年。

此期墓壁装饰除墓门内右侧上方砌留有狭小的灯龛外，不见其他任何角柱、斗拱和砖雕图像，棺床形制也极为简单。葬式上依然延续了晋南地区单室多人丛葬的传统；但葬具与前一阶段有所区别，以侯马-曲村墓地为代表，出现了砖棺床上横向加置木棺床用以安放尸骨的新特点。其中曲村M6043的木棺床保存完好，四面均带有护栏[64]。侯马地区这种砖、木棺床配合使用的尸骨葬形式也见于侯马M102金墓，体现出晋南地区延承有序的葬制传统。随葬器物的种类较前期丰富，且在器类选择和材质使用上都已基本定型：流行黑釉和酱釉瓷器大口罐、双系罐，钧釉瓷碗和磁州窑系的瓷枕，铜镜也成为这一阶段大量出现的随葬器类；早期的瓷质灯盏在这一阶段则固定为单边带鋬的铁灯盏（图2.13）。

由是观之，晋南地区的简单砖室墓与同时期的仿木构砖室墓并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和取代关系，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类不同的墓葬发展模式，且在蒙元时期的不同阶段中存在彼此消长的发展关系。蒙古国时期和元代前期，晋南地区以带砖雕和壁画装饰的仿木构砖室墓为重点；元代中后期以降，当地砖雕墓渐趋衰颓，随葬成组生活用器的简单砖室墓成为当地墓葬类型的主流。当然，这两种墓葬模式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共性，最典型的一点当推多人合葬和二次葬的葬式传统。这种合葬墓通常以同族内不同辈分的多个小家庭共同斥资修葺，人员在埋葬位置上则按照长幼、男女尊卑有别的方式处理，将尸骨或骨灰分堆安置在不同墓室（龛室）或同室不同方位的棺床上。为了标记不同个体的安葬位置，这批晋南蒙元墓葬提供了两种方式：其一是在对应的墓壁上用墨书表明死者身份，如新绛吴岭庄元墓在后室西北壁上墨书“老爷卫忠”“老婆聂氏”，东壁题为“少爷卫德”“少婆冯氏”，西壁则写就“父卫坚”“母杜氏王氏”。与之对应，在北西东三壁下的棺床上分别安置有人骨，应该是对应题记中的祖孙三代。其二是在尸骨或骨灰堆对应的壁面拱眼壁上描绘相应的人物彩绘形象，通常采用对坐的造型，这种方式不仅见于上文提到的吴岭庄元墓，也是闻喜和长治地区宋金墓葬习用的方式。

图2.13　晋南简单砖室墓及出土器物组合（采自《天马-曲村（1980～1989）》第三册，第1105页，图一七六七；第1114页，图一七七五；第1118-1121页，图一七八〇，图一七八二～一七八四，图一七八六～一七八七）

1.曲村M6043墓室平剖面图；2.晋南简单砖室墓出土器物

这种多人合葬墓在蒙元时期不仅在晋南地区世俗民众中广为流行，也应用于宗教群体，尤其是道士墓。此类道士合葬墓同样是在棺床上环列安放不同的葬入个体，但在具体葬具上又有特殊之处，全部用棺。接下来我们将对这种特殊的道士墓略作分析。

三　葬制特殊的道释墓

蒙元时期，晋南的芮城和稷山地区都发现了使用棺椁的道士墓。根据墓室形制、安葬方式和葬具材质，又可分为两大类：其一为多人合葬的陶棺墓；其二为单人葬的石椁木棺墓。

1.集中安置的陶棺葬

山西稷山五女坟曾发现了5座道姑合葬墓，墓室棺床上均并排放置着多具黑陶棺作为尸骨葬的殓具；5座墓葬共埋纳了69人，身份全为道姑。其中M1有中统三年的题记，证明这批墓葬大致应属于世祖朝蒙古国时期；此外装有稻谷的谷仓陶罐也显示出金元之际的时代特征（图2.14）。

图2.14　稷山五女坟道姑墓墓室结构与合葬陶棺（采自《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第32页、图二、图三；第33页、图五、图六；图版拾叁：3、4）

使用陶棺殓葬在宋金时期的晋南地区即有传统。目前稷山县博物馆和永济市博物馆就保存有稷山和运城地区文物调查时发现的大批宋至元陶棺文物；其中尤以稷山地区发现的陶棺体量大、制作精[65]。晋南陶罐的使用群体中，宗教信徒应该占相当大的比例。除上文提到的蒙古国时期稷山道姑合葬墓外，陕西韩城也发现了一座陶棺合葬墓[66]，该墓在陶棺形制和墓葬结构上均与稷山道姑墓十分相似，但安葬的群体却为韩城周边大庆善寺的一众僧侣。相似的僧侣陶棺合葬墓也见于晋中地区五台山下的忻州宋墓[67]。从现存的题记看，这些释道群体的陶棺合葬墓主要应用于一般等级的信徒中，而地位较高的宗教首领则采用了另一套治葬模式，即使用石椁木棺的单人葬制。

2.线刻精美的石棺墓

金贞祐南迁（1213年）到元世祖颁定大元国号（1271年）的蒙古国时期，晋南地区有两座道教重要人物的墓葬，分别为芮城永乐宫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宋德方和中统元年（1260年）潘德冲墓[68]。这两座墓分别为近方形和六边六角形砖室墓，在墓室结构上还留有一些金代风格，这也符合其处于金元之交的过渡性时段特征。墓内葬具使用线刻石椁内套木棺的殓葬形式。虽然墓室壁面未见装饰，但石椁四挡却有精美线刻，题材有厅堂楼阁、墓主人夫妇对坐、杂剧表演和孝行故事等，体现出晋南地区墓葬装饰一脉相承的延承性和连贯性。宋德方和潘德冲均为金元之际全真教的重要人物，在世祖忽必烈时期永乐宫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墓中均出土墓志，也从侧面反映出二人地位之高（图2.15）。

蒙元时期中原地区同样使用石葬具单人葬的宗教领袖墓，还有河南白马寺龙川和尚墓：该墓棺床上横向放置着小型石棺匣墓，内安置烧骨[69]。龙川和尚是元初名僧，也是元代洛阳白马寺的首任主持，曾负责兴修白马寺的重大工程。这与宋德方和潘德冲的身份经历和地位十分相似。而晋南、豫北地区使用石棺葬的传统，又可在晋南金代文物中找到实证。晋南地区有关部门在文物普查时发现有一些石棺，虽无法追查其出土的墓室环境，但多数有明确纪年，也可作为晋南地区金元石棺墓的参佐资料。如山西永济发现的贞元元年（1153年）青石棺[70]、山西长治大定二十年（1180年）石棺[71]、山西永和县大安三年（1211年）石棺[72]等。同时，这种石棺（椁）墓又与北宋晚期洛阳一带发现的带装饰和题记的石棺有某种承继关系[73]。晋南地区道教群体“棺椁墓”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出蒙元时期道教势力在当地的兴盛。

图2.15　芮城永乐宫道士石椁墓（采自《考古》1960年第8期，第22页，图一；第24页，图三；图版肆：1、3）

1.宋德方墓墓室结构及石椁葬具；2.潘德冲墓墓室结构及石椁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