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提到的“山东”地区，不仅包括今山东半岛，河北东南部的平乡、武邑和河南东北的尉氏、商丘也在这一文化区域中。与中原和燕云地区变动而多样的墓葬发展格局不同，山东地区长时段内一直保持了圆形单室墓的墓制传统，在整体面貌和丧葬习俗上完全承袭了北宋传统，体现出墓葬风格的保守性与滞后性。
蒙元统一帝国建立后，伴随着政治冲击与族属涵化，山东地区长期固守的区域传统被逐渐打破，在宋金时期盛行的单室圆形砖雕壁画墓的基础上，出现了单室近方形墓和多室墓，墓葬类型更趋多样化。另一方面，一些小范围的局部区域特征日渐突显：胶东半岛独具特色的石塔墓完全定型并确立起成熟的小区域面貌；而地界南北的济宁、嘉祥和邹县地区则在南方同坟异葬墓和大都“石椁型”墓交互影响下，进一步体现出融南汇北的墓葬特点。
[1]秦大树曾就山东地区墓葬面貌与冀、豫两地的关系做过简要分析，详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1期。
[2]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司里街元代砖雕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3]徐光冀主编：《出土壁画全集·山东》，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13～216页。
[4]济南市文化局等：《济南近年发现的元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5]樊书海等：《河北平乡发现元代仿木结构纪年壁画墓》，《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14日第1～2版。
[6]刘善沂、王惠明：《济南市历城区宋元壁画墓》，《文物》2005年第1期。
[7]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绣惠分队：《章丘女郎山宋金元明壁画墓的发掘》，《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179～201页。
[8]典型墓例为章丘刁镇墓、旭升乡墓（济南市文化局等：《济南近年发现的元代砖雕壁画墓》）、青野墓（章丘县博物馆：《山东章丘青野元代壁画墓清理简报》，《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和双山镇墓（《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东》，图205～216）。
[9]济南市文物局文物处：《济南柴油机厂元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10]章丘县博物馆：《山东章丘青野元代壁画墓清理简报》，《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
[11]济南市文化局等：《济南近年发现的元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1期。
[13]冀南豫北地区自元前期开始，砖雕与壁画的应用比例就开始调整，砖雕逐步衰落，部分墓例出现全用壁画装饰的情况。晋中地区自元代后期始，墓葬图像已全用彩绘和线刻，金代盛行的砖雕则仅保留在角柱和斗拱的装饰上。在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墓室则自元中期以降明显减少，仅用来表示角柱和斗拱，不再参与到墓壁装饰的构图中；墓壁图像开始全用彩绘勾勒填涂。
[1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
[15]张先得、袁进京：《北京市密云县元代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
[16]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发掘小组：《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7期。
[17]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邢台市邢钢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1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19]关于元代后期北方地区孝行题材的发展与变动，刘未曾在墓例札记中征引文献对其进行了探讨，提出宋金时期稳固的二十四孝组合在元代已开始松动，面临新的整合；而孝子故事的来源也开始复杂化，不再是某一部通行的孝经所能涵盖（刘未：《尉氏元代壁画墓札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3期）。
[20]代表墓例见长治南郊司马乡壁画墓（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南郊元代壁画墓》，《考古》1996年第6期）、北京斋堂元墓（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等：《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7期）、河北涿州元墓（前揭注）；河南尉氏元墓（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内蒙古翁牛特旗和凉城后德胜元墓（项春松等：《内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画墓》，《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内蒙古凉城县后德胜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山西兴县红峪村元墓（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文物》2011年第2期）。
[21]许淑珍：《山东淄博市临淄宋金壁画墓》，《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原报告将其年代定在宋金之际；但综合此墓墓室结构、装饰形式和图像布局，应为较晚阶段的墓例。同时该墓耳室壁画中出现了元代孝行题材中的“焦女哭麦”，墓壁全不用砖雕装饰，也不见斗拱。这些都是元代晚期的墓葬特点。
[22]刘善沂：《山东长清、平阴元代石刻壁画墓》，《文物》2008年第2期。
[23]何洪源：《济南市一座元代壁画墓整体迁移成功》，《中国文物报》，1992年7月19日第2版；宿白等：《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2·墓室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版194～196；徐光冀主编：《出土壁画全集·山东》，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图185～194；房道国、史云：《济南千佛山元代壁画墓清理简报》，《华夏考古》2015年第4期。
[24]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绣惠分队：《章丘女郎山宋金元明壁画墓的发掘》。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章丘女郎山》，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女郎山发现的“吕”字形双室墓主要包括M4、M14～16、M60，计五座墓，其中以M15年代最早，为元末明初之际，余者均为明代墓。这些元明墓葬在墓室结构、装饰彩绘、葬制葬式和出土器物上都极为一致，反映出此区墓葬面貌在元明之际发展的连贯性。
[25]昌乐县文物管理所：《山东昌乐东山王元代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95年第9期。
[26]林仙庭等：《山东牟平县北头墓群清理与调查》，《考古》1997年第3期。
[27]蓉城地区石塔墓的材料承秦大树先生见告，为2007年赴“威海市崮头集墓地发掘成果鉴定及新闻发布会”时参观所拍摄的资料，简要报道见威海市文化局等：《威海文物概览》，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第88～89页。
[28]囿于材料，目前尚无法推知此类石塔墓的上限；要明晰这一极具地域特点的特殊葬制，还有赖新材料的不断刊布。
[29]宋元墓葬中有不乏反映佛教因素融合于世俗民间信仰的例证，如墓主夫妇像“男持念珠、女持经卷”的表现模式、地藏坐像、泗州大圣和引路菩萨的砖雕和壁画图像等，均反映出宋元以来佛教信仰在世俗民众与传统丧祭文化的普行与渗透（袁泉：《物与像：元墓壁面装饰与随葬品共同营造的墓室空间》，《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2期）。
[30]关于舍利安置制度对中国墓葬文化的影响，详见袁泉：《舍利安置制度的东亚化》，《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
[31]这种以塔龛形式存在的骨灰墓塔年代上起隋唐，下至明清，在洛阳龙门石窟、安阳宝山石窟、四川巴中、合川石窟与甘肃炳灵寺石窟等处均有发现。
[32]关于辽代的八角形塔，美国学者夏南悉认为是汲取了佛教不同宗派信仰的艺术形式，代表了崇佛的契丹统治者的王权，作为一种永久性的纪念物，辽代八角形塔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八角形的丧葬空间（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Liao Architec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7，P398）。关于辽代八角形塔的形成及其与八角形砖室墓的关系，霍杰娜有过专论，认为“八大菩萨”和“八大灵塔”崇拜首先影响了佛塔形制，继而八角形的佛塔又对墓葬建筑产生了影响（霍杰娜：《辽墓中所见佛教因素》，《文物世界》2002年第3期）。
[33]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商县金陵寺宋僧人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6期。该墓地表建筑残毁，但墓顶上方仍留有砌砖数层，推测墓表很可能建有墓塔类建筑。
[34]该墓地表现今虽未发现墓塔遗迹，但据墓室内随葬的《龙川和尚舍利塔志》可知，墓室上方本应建有舍利塔墓。详细简报参见徐治亚、张剑：《元代龙川和尚墓的发现和白马寺内的有关石刻》，《文物》1983年第3期。龙川和尚舍利塔的问题韩小囡在其博士论文中就曾予以关注。
[35]［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四“城西白马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36]［宋］王溥：《唐会要》卷五《诸王》载：“肃王详，德宗第五子。建中三年薨。性聪慧。上尤怜之，追念无已，诏如西域法造塔安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第62页；《旧唐书》中也记载了相同的事件，参见［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五〇《肃王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44页。韩小囡在其博士论文中亦征引了此条文献，并提出肃王建塔墓的朝议争论故事“至少说明世俗墓葬中有可能采用或借鉴塔墓的形式”。韩小囡：《宋代墓葬装饰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07页。
[37]唐兴元元年（784年）四月，唐德宗又“欲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载［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38，《姜公辅传》，第3788页；转引自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这条文献早在傅斯年所著《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即已引用，详见傅斯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431页，此材料承沈睿文先生见告，特此致谢。
[38]西夏陵的发掘报告与研究论文，参见牛达生：《西夏陵园》，《文物与考古》1982年第6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吴峰云：《西夏陵园建筑的特点》，载史金波等编：《西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韩小芒：《西夏陵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39]刘淑芬：《墓幢——经幢研究之三》，《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四本，第四分，2003年，第676页；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0]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06～307页。
[41]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2年第2期，第87～106页。
[42]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43]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两座元代墓葬》，《考古》1994年第9期。
[44]山东省济宁地区文物局：《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
[45]邹县文物保管所：《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
[46]这种同坟异葬墓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南方地区的主流墓葬形式。形制为长方形并列双室，墓主人夫妇男女分处一室，两室共用一道隔墙，其上留有大小不足生人通过的孔洞，以供死者的魂灵交往。苏轼对这种葬制有详细的记载，称之为“同坟而异葬”或曰“同垅而异圹”。其目的是因为夫妇死有先后，葬后死之人时，如见先死之人尸首腐败，恐伤孝子之心。两圹之间留有通道则可以满足“彀则异室，死则同穴”的要求。苏轼称之“最为得礼也”（［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863，第68页）。
[47]白冠西：《安庆市棋盘山发现的元墓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48]江苏省文管会：《江苏吴县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11期。
[49]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市元墓中出土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第12期。
[50]海宁县博物馆：《浙江海宁元代贾椿墓》，《文物》1982年第2期。
[51]南宋时期，与皇陵的“攒宫石藏子”制度相对应，民间也日益重视尸体的保存，常常在墓室内外积炭或填充用糯米汁拌和的灰砂浆，在棺椁之间灌注松香，甚至使用沥青以防潮、防水，达到保护死者尸体的目的。关于灰浆灌注的营坟方法，两宋学者在相关葬书和礼书中均有提及，如程颐在《葬说》所述：“既葬，则以松脂涂棺椁，石灰封墓门，此其大略也”（［宋］程颐：《葬说》，《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伊川先生文六》，载［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23页）；《朱子语类》中也通过问答形式阐述了灌浆法营坟的具体步骤与采用理由。《朱子语类》卷八十九，《礼六》“冠昏丧”：“问：‘椁外可用炭灰杂沙土否？’曰：‘只纯用炭末置之椁外，椁内实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纯用灰否？’曰：‘纯灰恐不实，须杂以筛过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坚如石，椁外四围上下一切实以炭末，约厚七八寸许；既辟湿气，免水患，又截树根不入。’……又问：‘古人用沥青，恐地气蒸热，沥青溶化，棺有偏陷，却不便。’曰：‘不曾亲见用沥青利害，但书传间多言用者，不知如何。’”［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87页。
[52]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金苏瑀墓》，《考古》1984年第4期。
[53]马玺伦：《山东沂水县清理两座元墓》，《考古学集刊》第1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1、312页。
[54]孔繁刚等：《山东沂水县金代墓葬》，《考古学集刊》第1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8～310页。
[55]郭俊峰：《济南经五纬九路发现一处元代墓》，网络资源http://www.artxun.com/class_artxun_com/article/02ba/ba17543916712ccca2dda0e12eebc237.shtml。据墓志记载，此处应是一个家族墓地；但由于施工破坏，目前仅清理出拜住墓一座墓葬。
[56]济南市文管局等：《济南今年发现的元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57]如北京铁可父子墓（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元铁可父子墓、张弘纲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石家庄后太保村M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发掘报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44～369页）、北京崇文区、朝阳区元墓（黄秀纯等：《北京地区发现的元代墓葬》，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第219～248页）和廊坊桑氏墓M1（廊坊市文物管理处等：《廊坊市安次县大伍龙村元墓清理简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80～290页）。
[58]黄秀纯等：《北京地区发现的元代墓葬》，第219～248页。
[59]关于元墓出土仿古明器所见墓主身份的探讨，见袁泉：《循古适今：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所见之政治与文化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