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洛渭流域各小区蒙元墓葬区域面貌和发展阶段的梳理，我们发现河南、陕西和甘肃三地虽在墓葬形制、随葬品类型和墓主身份上各有差异，但均出土有成套的陶质仿古器与时器，共同体现出古今并用的随葬品面貌。其中仿古器可分为以簠、簋、豆为代表的食器和以尊、爵、壶为代表的饮器两类；时器则分作以盏托为代表的茶具，以玉壶春和马盂为代表的酒具，以及香炉、烛台和壶瓶组成的供器，此外，还有谷仓和灶台的模型明器组合（表4.4）。
如果说时器中的茶酒之具和供器在蒙元中原北方多地墓葬中多有发现、仓灶模型与晋南元墓砖雕图像互为表里[35]，成套出土的仿古陶器则代表了洛渭流域蒙元时期自成一格的墓葬面貌。谢明良将这批随葬仿古器与礼书图示比较，认为蒙元时期洛渭流域的仿古陶器是以聂崇仪《三礼图集注》与《重修宣和博古图》这两类礼器模式为参仿依据，分别代表了关中-陇右地区和河南伊洛地区不同的礼器传统。实际上，随葬仿古器用的面貌差别除可归诸本据礼书体系的不同，也反映了蒙元时期礼器建设的阶段化差异；同时还要考虑到关中和伊洛地区各自经学传统所造成的器用偏好。另一方面，这种复古化的陶器组合与车马仪仗、小型动物俑等随葬品在类型、面貌上又与当地盛唐墓葬中的随葬明器颇多相似。这些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蒙元统治者建设正统化“礼乐”社会的政治追求。
表4.4 洛-渭流域蒙元墓葬出土的仿古器与时器组合
一 关陇与伊洛：两类不同模式的仿古陶器
洛渭流域蒙元墓葬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各成体系的仿古陶礼器。其在关中西安[36]、宝鸡[37]、延安[38]等地、甘肃漳县元代汪氏家族墓[39]和河南洛阳王述墓[40]、赛因赤答忽墓[41]中均有集中出土。这一现象近年来引发了学界对蒙元时期仿古随葬器用的探讨和宋元礼制建设的思索。谢明良将关陇和伊洛两地蒙元墓中出土的簠、簋、爵、豆等陶器与礼图系统对比，考证出原报告中定名为“仓”“盒”之属的带盖方、圆容器应为簠、簋组合，并进一步指出“跨越今陕甘两省的部分地区曾存在着一股模仿《三礼图》礼器以为随葬仪物的风潮。与此相对的，洛阳地区元代墓葬陶器则是采行了北宋宣和年间重修的《宣和博古图》的系统。”[42]该论证为这批蒙元墓葬中的“异形器”正其名、定其源，引发了学术界对墓葬器用仿古化现象的重视。许雅惠指出，《宣和博古图》对宋元以降州府庙学以及民间礼器系统的影响，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以《博古图》为基础修纂的礼书《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等礼图来完成间接流传的，赛因赤答忽墓中随葬的大量仿古陶器即属此类[43]。
然而细查出土随葬实物可见，《三礼图》和《博古图》所录礼器样式并不能完全涵盖洛渭地区蒙元墓中的仿古陶器形态；可知关陇和伊洛地区的陶礼器模式，也并非遵循单一的礼图体系。关中、陇右蒙元墓中所谓“仿《三礼图》系统”的陶礼器组合，并非全为聂崇仪勘定的礼器面貌：关中地区蒙元墓中出土的“雀形杯”“龙柄勺”，应为爵与璋瓒，皆取式于《三礼图》；大量随葬的簠、簋组合，均作外圆内方或外方内圆，盖面装饰又分有无龟纽之别，有别于聂氏《三礼图》簠簋盖有龟纽的单一模式；西安、宝鸡等地几乎每墓必出的贯耳陶壶在形制上却颇合古制，更接近《重修宣和博古图》的礼器系统（图4.14）。漳县汪氏家族墓的仿古陶器组合则更为庞杂，其中簠簋样式与关中地区相似；笾豆、蜃尊见依《三礼图》；而陶爵口沿下出象首鋬以及鼎、盒盖顶上装饰龟纽的模式，则鲜见于其他地区；此外，有别于特殊的象首陶爵，汪氏中的铜爵样式均可在《博古图》中找到比对样例，而与聂氏《三礼图》“雀别置杯于背以承酒”的模式全然不同。洛阳地区的两座元末墓葬所出陶礼器类目丰富，恰全合《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器用规范（图4.15）。
图4.14 关中、漳县地区仿古陶器与礼图对比图（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第69页，图七）
1.宝鸡元墓陶贯耳壶；2.《宣和博古图》贯耳弓壶；3.宝鸡元墓陶簠、簋；4.《三礼图集注》簠、簋；5.漳县汪氏墓陶豆、登；6.《三礼图集注》豆、登；7.延安虎头峁元墓陶爵；8.《三礼图集注》爵；9.漳县江氏墓铜爵；10.《宣和博古图》商爵
综上可见，关中、陇西和伊洛三地蒙元墓葬中发现的仿古陶器似乎并非单纯照依《三礼图》或《博古图》各自确立的礼图体系，表现出更为复杂与丰富的区域性样式，这种区域性应有更广泛的礼器样制来源，或参考了其他礼图模式，或与当地礼学派系和器用传统密切相关。
图4.15 伊洛地区蒙元墓出土仿古陶器与礼图对比图（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第70页，图八）
1.赛因赤达忽墓出土陶、簠；2.《宣和博古图》周太师望簋；3.《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簠；4.赛因赤达忽墓出土陶著尊；5.《宣和博古图》著尊；6.赛因赤达忽墓出土陶象尊、牺尊；7.《宣和博古图》象尊、牺尊；8.赛因赤答忽墓出土陶山尊；9.《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山尊
伊洛地区是金末元初“朱学”北传的中心，时以姚枢、窦默、许衡为代表，形成了“伊洛之学遍天下”之盛况。在这一前提下，不难理解洛阳王述和赛因赤答忽两墓仿古陶器在类别和造型上忠实取法于《重修宣和博古图》和《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模式的现象。关中地区蒙元墓则多与降元的遗金官员或金源儒学世家群体相关，其所用礼器样制参据唐宋礼乐沿革而成，杂糅了《三礼图集注》和《重修宣和博古图》为代表的两类礼器系统，而又以《三礼图》体系为主[44]，很可能反映了唐以降关中经学传统在补器模式上的取向。是以关中墓葬中簠簋、爵、豆、璋瓒均类似《三礼图》样制，而壶式参佐《博古图》。同时，关陇元墓发现的无龟纽“簠簋”之式，见于元代广为刊印传行的《事林广记》祭器图谱中[45]，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出洛渭元墓仿古陶器取法体系的多元性。
事实上，礼器面貌的区域差别在宋元阶段并非独见于洛渭地区，南北方墓葬中均不乏其例。山东济宁张楷墓即发现一套造型独特的陶礼器组合[46]：其中鼎和贯耳壶皆可在《博古图》中找到类似古器样例；外圆内方带盖器与元泰定二年本《事林广记》中所录“簋”几乎一致；最为特殊的当属两件豆形器，豆身为《博古图》和《释奠仪图》样制，只是豆盖上各卧牛、象，很可能是牺尊、象尊的另一区域表现模式（图4.16）。此外，宋元之际的南方地区也有装饰着象纽的陶瓷罐形器。香港私人收藏的一件吉州窑彩绘瓷盖罐，罐身绘饰一象（图4.17），与聂氏《三礼图》一致（图4.18），而盖纽亦作象形，其细节特征可在吕大临《考古图》辑录的古器物中找到类似表现[47]。按吕书所记，这一壶身、象纽盖顶的“象尊”来自李公麟家族收藏品（图4.19），或取自其他地缘或流派的礼图体系。而这件杂糅了《三礼图》和《考古图》所示样式的瓷罐，很可能在瓷器产地的江西吉州或毗邻地区亦作礼器之用，是特定区域象尊的表现模式。此外，浙江丽水南宋嘉定壬午年（1222年）李垕妻姜氏墓中也出土了3件龙泉青瓷象纽盖罐，其造型与前述吉州窑彩绘罐基本一致，唯器身未见象形纹饰，这组器物亦不乏在丧葬制度中充作礼器的可能[48]（图4.20）。四川彭山南宋虞公著夫妇墓中随葬一件龟纽陶罐和数件带颈陶罐，均施黄色陶衣，推测为成组用器；是否用作礼器还需进一步考证[49]（图4.21）。
图4.16 山东济宁元张楷墓出土陶礼器（采自《考古》1994年第9期，图版捌）
图4.17 吉州窑象纽罐（采自《禅风与儒韵：宋元时代的吉州窑瓷器》，第213页，图110）
图4.18 《三礼图集注》象尊（采自文渊阁《四库全书》）
图4.19 《考古图》辑录铜象尊（采自文渊阁《四库全书》）
图4.20 丽水南宋李垕妻姜氏墓出土青瓷象纽罐（采自《东方博物》第二十三辑，第39页，图6、7）
图4.21 彭山南宋虞公著墓出土陶龟纽罐（采自《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图版贰贰：4）
蒙元墓葬出土仿古陶礼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除因自不同体系的礼学渊源与区域传统，甄陶工匠的能动性亦不可忽视。西安博物院收藏有一组元代磨光复古陶器，分别为陶豆2、陶贯耳瓶1、陶簠1，面貌与关中蒙元墓仿古明器极为相似，器底或内壁刻“寄寄老人”铭；巧合的是，相同铭文的陶牛尊、陶象尊在缉私活动中发现于哥本哈根，这批磨光黑陶礼器兼取《博古图》和《三礼图》范式（图4.22）[50]。“寄寄老人”姓陈，自号“寄寄老人”或“寄寄翁”，活跃于金末元初的长安与“河汾（晋南）”地区，是当时的制陶名匠。所做陶砚和陶器为当时文人儒士所喜好，世称“研师”或“甄陶师”[51]。而制作仿古陶器的甄陶名匠在有元一代的山陕地区并非孤例。北京元代西绦胡同居住遗址曾出土一对黑陶兽面纹贯耳瓶，气象淳古，其圈足内模印篆书“潞州会山散人”六字款[52]。潞州在元代统属于晋宁路，位于今晋东南，以长治为中心。从铭文推测，这对仿古黑陶贯耳瓶的甄陶工匠与寄寄老人类似，很可能自身就具有较高文人素养，或与当地文人儒士多有交往互动。这些工匠的存在，为蒙元时期关中、山西地区葬制所用仿古陶器的区域面貌提供了另一种来源的可能。
图4.22 元“寄寄老人”铭仿古磨光黑陶器（采自《文物》2011年第10期，第78～80页，图一～三、七～九）
事实上，不仅甄陶工匠对宋元社会的仿古礼器制作多有推动，铜器制造亦然。在礼器范式的讨论与定型中，民间冶铜造作为官样生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本与技术支持。尤其是当时的江苏句容与江西吉安，其铜器生产因精致的制作和仿古传统多次承担制造官方祭器的任务，成为南方地区官用仿古铜器的两大生产中心[53]。以吉安地区为例，当地因“冶铸良、合古制”的仿古铜器成为元代中后期府学礼器的另一重要铸造中心，在各地的府学祭器承造中担任重要角色。宣州淮南学庙即由“庐陵冶工杨荣甫”负责铜器冶铸，制造“泰尊、山尊、著尊、献尊、象尊、壶尊，凡九十六”；至治、泰定年间，江西吉安的冶铜工匠还承担了云南中庆路范铸孔庙礼器[54]。这一文化现象可与前述江浙、江西窑场生产瓷制仿有“象尊”的材料互证，体现出区域礼器生产的集中性。
洛渭地区蒙元墓葬陶礼器复古化的区域性差异，除前述地域文化传统、本据礼书体系的不同以及工匠能动性之外，也可从元代礼器系统早晚时段的阶段差异入手探讨。以关中和伊洛两地出土陶礼器墓葬考量对象，则可发现所谓聂氏《三礼图》系统的墓例最晚下葬于1339年[55]，而洛阳两处元墓的时代则分别为1350年和1365年。换言之，这种仿古陶器面貌上的差异很可能也反映了蒙元礼器在不同时段的发展特征，经历了一个由“杂宋金祭器而用”到“始造新器”的发展过程。那么，到底“宋金祭器”的器用模式如何？“始造新器”又采用了怎样的礼器类型呢？
《元史·祭祀志》载：“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56]这里提到的“宋金祭器”代表着何种礼器体系呢？这就要从北宋时期的礼器建设溯源。
宋代古礼用制的研究，计有尊经与重器两种途径。一则鉴于“考汉时去古未远，车服礼器尤有存者”[57]，故查据汉唐以来诸儒著说，考诸版本定为一家而成书集册，最有代表性的当为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一则基于两宋“太平日久文物毕出”[58]，以存世的金石之器为朝廷订正礼文、以备稽考[59]，大观年间的《重修宣和博古图》即属此列。需要注意的是，聂氏《三礼图》模式的影响非常广泛，虽然徽宗政和年间依《重修宣和博古图》确立了中央和皇室的祭器系统，高宗绍兴年间也依此例确定所谓“新成礼器”模式[60]；但地方州县和民间仍大多沿用聂氏祭器的模式[61]。而在礼制建设的实际操作中，《三礼图》和《博古图》的造器原则通常是掺杂混用的：《博古图》有式者，依《博古图》；《博古图》无式者，或依《三礼图》，或在《博古图》中取可用者[62]。《博古图》与礼书器名无法完全对应、部分器形样制阙如及祭器材质取定上的局限[63]，都使聂氏祭器模式具有存在的必要和空间。故而徽宗之后所确立的祭器制度，是在《三礼图》和《重修宣和博古图》为代表的两种范式的相互补正中建立起来的。
这两种礼器模式在元明依然并行使用。元代礼官监造孔庙礼器所参据的图本为南宋景定年间刊刻的《舍奠礼器图》，这部礼图本身参详了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和《宣和博古图》[64]。而《三礼图》礼器样式被类书《事林广记》选用为祭器图谱广为刊印传行，似乎显示出这一模式似乎更为普行。
金人南下占据淮水以北之后，劫掠了北宋皇室南渡时所携的大批祭器，继而参据唐宋礼乐沿革，确立了金廷的祭器系统[65]。宋廷祭器体系兼用聂氏《三礼图》和《重修宣和博古图》模式，那么，金代所参据的唐代礼器模式又是怎样的呢？虽然唐代礼书散佚不传，但从四库馆臣为《三礼图集注》所作的提要中可见聂氏成书所据的六大古本尽皆著录在隋唐正史经籍志和艺文志中[66]。换言之，隋唐祭器是与聂氏《三礼图集注》所勘定的礼器模式一脉相承的。除上述文献线索，唐恭陵哀皇后墓[67]中出土的一套仿古陶器也为唐代礼器模式提供了实物依据：其中“雀背负盏”的爵杯、绘饰山峦的山尊和龟饰顶盖的陶簋完全可在聂氏《三礼图集注》中找到对应的图像（图4.23、4.24）。也就是说，金代的礼器模式也是杂糅了以《三礼图集注》和以《重修宣和博古图》为代表的两类礼器系统，而承袭隋唐礼书，并在北宋时期流传甚广的聂氏《三礼图集注》模式似乎影响更大。
由是可见，中统以来蒙元礼器的样式存在着《三礼图》和《宣和博古图》两套范式；这也可以解释关中和陇右墓葬中不同体系仿古陶器并存的现象。那么伊洛地区两座元末墓葬中全部采用《重修宣和博古图》模式的仿古陶器组合又作何解释呢？
图4.23 唐恭陵哀皇后墓陶礼器：簋、爵、山尊、牺尊（采自《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第14页，图六；封底）1.陶簋；2.陶山尊；3.陶爵；4.陶牺尊
图4.24 《三礼图集注》礼器：簋、爵、山尊、牺尊（采自文渊阁《四库全书》）1.簋；2.山尊；3.爵；4.牺尊
按《元史·祭祀志》记载，至治年间礼器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这里虽未说明所谓“新器”的样式，但南宋时期数次兴造《重修宣和博古图》模式的“新成礼器”均是颁照江浙行省施行[68]，再考虑到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在淮水以南的影响，则江浙之地很可能确立了政和、绍兴礼器模式的地方传统。元廷至治年间在江浙始造新器的样式，或即系统采用了《重修宣和博古图》体系的礼器模式。洛阳王述墓中的尊、罍、簋、豆，赛因赤达忽墓中的牺象二尊、簠、簋、豆、壶，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和《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中列出的礼器图示相对应。此类“新器”模式元廷在至治年间既已颁定，为什么洛渭流域的墓葬中直到元末时期才体现出这种变化呢？事实上，中央和地方礼器定制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同步的，地方器用往往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前文提到的绍兴“新成礼器”颁定日久后州县祭祀仍用聂氏旧器就是典型的例证。
综上，洛渭流域蒙元墓葬中随葬仿古陶器组合的差异，反映出蒙元礼器制度从杂宋、金模式到别置新器的发展过程。同时，也确如谢明良所说，这种差异一定程度上也与区域文化传统与经学渊源相关，代表了当地经学传统在器用规范上的取向。
总之，不管是《三礼图》模式还是《重修宣和博古图》体系，仿古礼器规制的讨论、器形的勘定以及使用的普及均反映出统治者试图建立礼乐有序、堪比“三代”之治理想社会的政治诉求。对于南下尽收汉地的蒙古族统治者而言，这种传统礼制建设的努力更是其确立正统化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另一方面，除了仿“三代礼器”，洛渭地区的蒙元墓葬在墓室结构和随葬品组合上也体现出明显模仿唐墓规制的现象，其中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最为典型。
二 礼乐追求：关中元墓与唐代“两京”墓葬的相似性
关中地区蒙元墓葬中以簠簋为代表的仿古陶器虽引人注目，但其无论在数量还是类别上，它们只占随葬品的很小一部分，亦有不少墓例未埋纳此类仿古礼器。故而全面探讨这一区域墓葬的复古化面貌，还需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模式等多角度整体考量。关中洛渭流域的宋金墓葬的主流形制是繁复的仿木构砖雕壁画墓和简单土洞墓，随葬品数量少，组合上也未见不同于周边地区之处。然而逮至蒙元时期，这一地区，尤其是西安及其周边的墓葬结构却突然流行起长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和砖室墓，左右小龛和前后双室的情况也十分常见。仅以西安地区为例，就有长安区刘黑马家族墓[69]、曲江池西村段继荣夫妇墓[70]、南郊王世英墓[71]、潘家庄墓[72]和山门口墓[73]等多处代表墓例。这种墓室形制很难在当地宋金墓中找到类比对象，反而与唐长安、洛阳地区墓葬的“两京模式”十分相似。
同时，关中蒙元墓葬的随葬品中除了仿三代礼器的陶器组合外，车马、仆从等出行仪仗俑和鸡、犬、猪、龙、牛、羊等小型动物俑也和唐代明器组合相仿；尤其是胡人俑和骆驼俑，同时也是唐墓随葬陶俑中的代表类型[74]；而关中地区几乎每墓必出的仓、灶模型，则是对隋唐时期两京地区仓、碓、磨、井、灶等成套仓厨明器的传统沿承与简化（图4.25～4.27）。这批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元墓甚至墓志样式与志石装饰上也力求尽仿唐制。如刘元振夫妇墓出土一方青石墓志，志石侧面四边壸门内阴刻十二神，唐草纹填地，这些均是唐代墓志的典型特征。
图4.25 唐恭陵哀皇后墓随葬品组合（采自《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第14～16页、图六、图七；封二；封三）
1.陶簋；2.陶山尊；3.陶爵；4.碓（与蒙元墓中的陶仓具有相似指代意义）；5.陶灶；6～8.车马仪仗彩绘陶俑
图4.26 偃师杏园唐墓随葬品组合（采自《偃师杏园唐墓》，图版七～十六）
1.小型动物俑模型；2.车仗模型；3.胡人控驼俑；4、5.仪仗俑；6、7.男女仆侍俑
图4.27 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品组合（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第72页，图九）
1.赛因赤答忽墓陶豆；2.西安红庙坡元墓陶簠；3.西安红庙坡元墓陶壶；4.西安电子城元墓陶灶；5.西安刘义世墓陶井筒；6.西安刘义世墓陶仓；7～12.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动物模型；13.户县贺氏墓陶胡人控驼俑；14～16、19、20.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车马仪仗俑；17.西安电子城元墓骆驼俑；18、21、22.西安曲江孟村元墓车马仪仗俑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何该区域内的蒙元墓葬在选择“复古”原型上跳过了宋金模式，而取用更早的唐代墓葬特征呢？这种特殊现象的肇兴很可能与蒙元统治者对“贞观故事”的态度有关。日本学者箭内亘曾著《元世祖与唐太宗》一文，论及忽必烈以洛渭流域为潜邸时曾将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欣赏和钦羡的对象，其建立藩府、招揽四方人才的举措即是对太宗立“秦王幕府”的仿效[75]。潜邸旧臣徐世隆记：“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始太平，喜而慕焉。”[76]，此即明确提出忽必烈集结藩邸一念是在唐太宗招致十八学士启发下的产物。以此为目标，忽必烈广纳各色人才，时有“史天泽、刘秉忠、廉希宪、许衡、姚枢等实左右之，当时称治比唐贞观之盛”[77]。不仅世祖朝如此，整个元代统治者均以建立所谓“贞观之盛”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并以唐太祖与谏臣魏征的相处模式作为理想化的君臣关系。《贞观政要》一书获得了广泛重视，不仅皇帝与群臣通读之，更将其译作蒙古语大加推广。如忽必烈初即位，在征召人才时就提出聘“魏征之臣”：“上即位，首召至都，问曰：‘朕尝命卿访求魏征等人，有诸乎？’对曰：‘许衡即其人也。万户史天泽有宰相才，可大用。’”[78]仁宗、英宗朝时，更命儒士将《贞观政要》译作蒙古语。本书第三章中提到的山东嘉祥元墓墓主曹元用，就曾“奉旨纂集甲令为通制，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书成皆行于时。”[79]直至元末顺帝朝，依然盛行以“纳言魏征”来譬喻理想化的君臣模式[80]。
由是观之，蒙元统治者对唐太宗及其治下的贞观盛世颇多钦羡，在政策制定上也多有借鉴。需要注意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仿效“秦王幕府”组建潜邸、征召人才的重要据点，就是以怀孟路和奉元府为中心的洛渭流域；从碑志材料看，洛渭流域最早采用“唐制”的下葬人群也确实多为以汉军世侯、遗金故吏和儒士群体为代表的忽必烈潜邸旧部及其家族成员，如刘黑马为太宗窝阔台所立汉军三万户之首、耶律世昌是成吉思汗时期的功臣耶律秃花家族成员、段继荣则是早期归元的亡金旧臣：这就为这一地区蒙元墓葬追仿唐墓制度的现象提供了合理的注脚。
这批蒙古国和元早期的墓葬类型，既大量袭用了唐两京模式的主要特征，如带天井的长斜坡墓道、前后室和小龛的设置以及随葬品组合的类型；同时也适今从俗地融入了时代和人群特征，如仪仗俑在衣冠和面貌上涵盖了蒙古人、色目人、契丹人和“汉人”，这恰与该区域蒙元时期的人群构成和这批墓葬的墓主身份互为表里。这一墓葬模式确立之初很可能是作为彰表洛渭地区“潜邸旧侣”集团功绩的特殊葬制，昭示了蒙古统治者以关中、怀孟之地为据点，通过追法盛世古制，实现礼制改革与秩序建设的政治诉求。而随着这类葬制在洛渭地区的定型和普行，逐渐成为这一区域特定人群因循的墓葬文化类型，墓室数量与尺寸、小龛的有无、随葬品种类和数量的多少，基本与墓主身份高低成正比（表4.5）。如官至中书左丞的贺胜，墓室边长在4米左右；其祖父贺贲等级稍逊，墓室边长约为3米；官至正七品的王世英夫妇墓主室边长则在2米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洛渭地区蒙元墓葬对“唐墓两京模式”的追仿，无论是墓葬形式还是随葬器用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从暂无定制的制度初创期，到重视模仿的制度定型期，再到略有权宜的制度发展期。早期墓葬年代集中在蒙古国时期，部分墓葬形制还保留着当地宋金砖雕墓单室墓的传统，随葬品相对简单，多见金墓流行的十二神、武士俑和釜形谷仓罐[81]；在仿古器物的使用上，这一时期尚未形成簠簋组合的定制，而《三礼图》样制的璋瓒和秦式扁壶等器形时有出现[82]。忽必烈至元年间到延祐年间是洛渭流域特殊墓葬制度的定型阶段，由长斜坡、带天井的墓道、前后双室和左右小龛共同组成的墓葬结构，明显体现出对“两京模式”的模仿；随葬器用上也渐次形成了簠簋、小型动物俑、五供、茶酒具以及仓厨模型等组合固定的磨光黑陶明器，尤以西安长安区刘渊镇墓、西安曲江孟村墓、西安南郊潘家庄M122等墓例最为典型。元后期开始，这批特殊的“仿古化”墓葬在墓室结构上体现出多样而变通的时代特征，前后双室之外，另有梯形、圆形等变化，墓道也有竖井和斜坡之别。同时，从当前发现的墓例看，洛渭流域这批随葬黑陶明器的墓葬在分布上明显以西安为中心区，沿洛渭水系向周边扩散。西安地区墓葬面貌的变化序列最成体系，且随葬品组合较为齐备，而洛川、延安、宝鸡等地的墓葬数量明显较少，在墓室结构与明器用制复古面貌的呈现上也不及西安全面。
表4.5 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葬统计表
续表4.5
注：▲有龟纽△无龟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