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范围
本书拟研究的“蒙元”墓葬，并非族属范畴的概念，而是一个包括大蒙古国和元朝在内的时段界定。蒙古时期，是指金贞祐南迁后，即成吉思汗八年（1213年）到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之间；期间蒙古从草原南进，逐渐控制了北方和中原地区，在天兴三年（1234年）灭金后占据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元朝时期，是自世祖忽必烈前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始，到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退出中原止。这一阶段蒙古统治者悉纳汉地，结束了赵宋立国以来政权分立、对峙的局面，再次形成了统一王朝。
书中所涉“北方地区”，在地域范围上是指北界赤峰-呼和浩特-准格尔旗一线、南抵秦岭-淮水、西至陇右、东临沿海的广大区域，包括了今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全境，河南大部以及甘肃东部。这一区域自唐末以来经历了复杂的政治嬗变，先是以白沟-雁门关-繁峙为界的宋辽对峙；后划归金治下；蒙古南下尽收宋金之地后，又被纳入大蒙古国版图，并最终成为元朝行政区划。在动荡的政治时局下，中原北方地区的蒙元墓葬文化表现出沿革并济的双重面貌，同时由于蒙古南下带来的文化冲击和文化群体的复杂性，区域墓葬面貌体现出多样性与交融性的时代特点。
学力所囿，本书探讨的蒙元“墓葬”未涉及帝陵。自成吉思汗始，蒙古大汗就专设陵地。据波斯人拉施德丁《史集》记载，成吉思汗的葬地在不儿罕合勒敦山[1]。徐霆在《黑鞑事略》中记：“霆见忒没真墓在泸沟河之侧，山水环绕。相传云，忒没真生于此，故死葬于此，未知果否”[2]。《元史》记成吉思汗“葬起辇谷”[3]。据考证，起辇谷是《元朝秘史》中的“古连勒古”的译写，而古连勒古正在不儿罕合勒敦山南，具体地望应在今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一带[4]。然而迄今为止，蒙元帝陵的考察和研究工作止步于文献考证和陵区大致位置的推定，未能真正确定元陵踪迹[5]。基于此，本文略去帝陵问题，集中探析中原北方地区刊布的勋贵、官员和平民墓葬。
二 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一）考古发现
相较于其他历史阶段，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正式考古调查与发掘起步较晚，自20世纪中叶方渐次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辽宁、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和甘肃诸地先后发现了各具特色的蒙元墓葬材料。这些墓例的发现与发表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作两大阶段：前期发现较少，蒙元墓葬的区域面貌与时代特征尚不明晰，存在将元墓错定为其他时段墓葬的情况；后期各地均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并陆续发表相关简报，虽资料仍待积累，但已基本建立起蒙元墓葬的考古学文化体系。下文将简要介绍北方各地蒙元墓葬的发现和刊布情况。
1.长城以北
这一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内蒙古地区多处大型墓群的发掘。这些墓群多为聚族而葬，分属不同族属，是研究蒙元时期各民族间墓葬文化交融与变通的重要材料。此外，以赤峰为中心的壁画墓和辽西地区椁室墓的发现也大大丰富了此区蒙元墓葬的文化面貌。
集中墓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以元上都城址为中心先后发现和发掘了10多处埋葬较为集中的墓地[6]。其中位于上都城周边的墓地主要分布在多伦砧子山西区[7]与南区[8]、正蓝旗卧牛石、一棵树和羊群庙地区[9]；分布在较远旗县的有正镶白旗三面井和伊松敖包、镶黄旗乌兰沟和博克敖包山、锡林浩特贝里克墓地。此外，还有部分汪古族墓群，以兴和县五甲地墓群、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嘎和大苏吉乡明水墓群、四子王旗城卜子墓葬群为代表[10]。1999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沽源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又对沽源梳妆楼进行考古勘察，发现了以梳妆楼陵园为中心的一批聚葬墓群[11]。这些墓地文化面貌各异，应是不同族属聚族而葬的产物。
散见的椁室墓 这批墓葬主要发现于辽宁地区，代表墓例有大连寺沟墓[12]、抚顺土口子墓[13]、喀左大城子石椁墓[14]和康平方家屯墓[15]等。墓葬平面多为土坑木椁或石椁墓，墓顶作平顶，或封盖石板，或在过梁木上铺木棍后以白灰抹顶，与北京和东北地区所见金代流行的土坑石椁墓第三期直接相承继，应为当地金墓风格的延续。
壁画墓 长城以北地区发现的蒙元壁画墓主要位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数量不多；但墓葬结构、壁面装饰及葬制葬式均保存较好，是研究当地墓葬装饰题材和空间布局的重要资料。相关墓例的发掘和调查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而正式刊布稍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这些墓葬多集中在赤峰一带；元宝山[16]、沙子山[17]和三眼井[18]等地先后发现了四座墓例，另于翁牛特旗[19]、凉城后德胜[20]和凌源富家屯[21]各发现一座壁画墓。
2.山西地区
山西地区是蒙元墓葬调查与发掘工作开展较早的区域，最先引起学界注意的遗存是20世纪中期发现的一批道士墓和晋中地区壁画墓。80年代以来随着当地蒙元墓葬遗存的不断揭露，区域墓葬面貌日渐明晰，大致包括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以壁画装饰为主的砖、石室墓，此类墓葬在山西全境均有发现。晋北大同地区的墓例主要有1958年发掘的冯道真墓、1986和1992年分别在齿轮厂发现的两批壁画墓；晋中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起，蒙元墓葬多有发现，如大德元年（1297年）孝义梁家庄墓[22]、延祐七年（1320年）太原瓦窑村墓[23]、太原刚玉五一生活区元墓[24]、屯留康庄工业园墓群[25]、孝义下吐京墓[26]、长子碾张村大德十一年（1307年）墓[27]、文水北峪口墓[28]、至正十六年（1356年）交城裴家山墓[29]、至大二年（1309年）兴县红峪村墓[30]、古交河下村墓[31]，以及兴县牛家川征集的墓室石板画[32]；晋东南长治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发掘并发表了一批壁画墓资料，如李村沟壁画墓[33]、捉马村M1与M2[34]、市南郊司马乡壁画墓[35]和郝家庄壁画墓[36]等；晋东阳泉市郊[37]也有元代壁画墓的发现。此外，在大同近郊，还发现了三座墓葬结构与上述壁画墓相似的无装饰砖室墓，分别为东郊崔莹李氏墓[38]、北郊王青墓[39]和西郊宋庄墓[40]；这些砖室墓虽然未见壁画，但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组合面貌均与同区壁画墓一致。
第二种是晋南地区的砖雕墓。20世纪80年代以来，晋南地区先后在襄汾、新绛、闻喜和侯马等地发现了一批蒙元砖室墓。其中襄汾曲里村墓[41]、新绛吴岭村墓[42]、闻喜小罗庄M4[43]、侯马市区M2、M3[44]、新绛寨里村至大四年纪年墓[45]和侯马延祐元年墓[46]等资料反映出金末蒙初到元代后期晋南砖雕墓由简化、恢复到最终衰落的面貌流变；与此同时，侯马、襄汾地区还存在另一套基本无装饰的简单砖室墓体系，如襄汾地区的贾庄墓、丁村墓、解村墓[47]，侯马地区的乔村M58[48]和曲村墓地元墓[49]，代表着晋南地区另一类风格的墓葬面貌。
1988年当地考古单位刊布了一座运城西里庄元末壁画墓的资料[50]，壁画绘饰在盛行砖雕装饰的晋南地区非常特殊，但联系此时山西其他地区墓壁彩绘装饰盛行的情况，运城壁画墓的墓葬面貌或为当地元后期普行开来的装饰新相。
此外，山西地区发掘的道教徒墓也十分突出。除前述大同冯道真墓外，20世纪50年代晋南共发现了两处道人墓葬，一处是稷山五女坟道姑合葬墓，一处为芮城永乐宫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宋德方和中统元年（1260年）潘德冲墓[51]。这两处墓葬分别代表了普通道教徒和道教上层群体的葬制特点，或可管窥蒙元时期道教势力在山西地区的增长。
3.河北地区
河北地区蒙元墓葬的发掘和调查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资料发表相对滞后，大批简报和报告集中刊布于80年代以降。近年来，当地考古工作者在配合基建发掘的基础上，开始尝试有目的、有计划的主动发掘，如徐水西黑山大型墓地的考古工作。这一地区的墓葬面貌大致分作三类，分别为冀北地区的壁画砖室墓、北京周边的元朝官勋墓和椁室墓以及河北中部大量发现的简单砖室墓。
墓主明确的官勋墓 河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墓葬材料，是北京及周边地区发现的一批墓主明确的贵族与官员墓。如石家庄史天泽家族墓[52]，北京地区的耿完者秃墓[53]、耶律铸墓[54]、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55]，以及满城张弘略墓[56]、廊坊安次县桑氏墓[57]。这批墓葬均出土了碑志材料，下葬年代和墓主身份较为明确。其中史天泽墓、张弘略和耶律铸墓是带长斜坡墓道的大型砖砌多室壁画墓，保留了部分辽墓风格。墓门多以仿木构建筑装饰，有门簪、檐枋或高大的门楼。而耿完者秃墓、铁可父子墓、张弘纲墓和廊坊桑氏墓则是承用金代石椁墓风格的椁室墓。官勋及其家族成员墓外，北京地区发现的蒙元重要僧侣墓也可归在此类，如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海云和可庵和尚的墓塔[58]。
墓主不明的“石椁型”墓 1968～1983年北京市文物局（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配合基建的施工中，陆续在北京市区和近郊清理出较完整的元代墓葬二十余座[59]，此外金陵陵园内还发现了5座蒙元初期墓葬[60]。这些墓葬的构成十分复杂，既有完全沿用女真传统的石板石椁墓，也有在石椁墓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砖室石顶墓、砖室券顶墓和无装饰的穹隆顶砖室墓，且多随葬一套组合固定的灰陶小型明器。推测应为不同品级的大都官员墓。
散见的砖雕壁画墓 河北地区的壁画墓在冀北和冀南地区均有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门头沟斋堂[61]、密云[62]和涿州[63]三地先后发现了三座蒙元时期的壁画墓。其中斋堂和密云壁画墓为方形墓室，涿州元墓为八角形墓室，墓室壁画以后壁为中心，两侧绘饰茶酒备献与孝行题材，壁画布局与晋北大同元墓相似。21世纪以来，冀南壁画墓亦见刊布，如内丘胡里村壁画墓（1277年）[64]和邢台钢铁厂壁画墓[65]，这两座元墓以墓主并坐图为中心，与豫北地区类同。而2004年冀东平乡郭桥发现的两座砖雕墓[66]则与山东地区元墓的面貌接近，壁面装饰以门楼和家具为主体。
简单砖石室墓 此类墓葬主要分布在今北京远郊的昌平[67]、平谷[68]，北京周边的涿州[69]、廊坊[70]、涿鹿[71]、邢台[72]和三河[73]地区，以及冀中的井陉[74]、柏乡[75]和徐水等地。2006年徐水西黑山地区发现了一处金元时期的大型墓群[76]，集中分布了60余座砖石室墓，其中北部、中部在年代划分上属金代墓群，南部为元代墓群。这批简单砖室墓资料丰富，代表了河北地区自宋代以来一类重要的墓葬类型。
4.河南地区
河南地区蒙元墓葬的发掘与资料发表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90年代之后新材料大量涌现，基本可复原出当地蒙元时期的墓葬文化面貌。就已知的墓例资料看，河南元墓有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当地宋金盛行的仿木构砖室墓的变体，壁面多饰砖雕和彩绘。但其在蒙元阶段又体现出新的特征，仿木斗拱大大简化甚至不用，壁画比重则逐渐加大，墓葬形式也由金代流行的多角形穹隆顶墓向近方形券顶墓发展。洛阳是河南蒙元墓葬发现最早的地区，1958年就公布了一座至元年间壁画墓的资料[77]。焦作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先后揭露出一批砖雕壁画墓，其中老万庄发现了怀孟州长官冯汝楫的家族墓三座[78]；西冯封的砖雕墓则以杂剧人物砖俑为特色。90年代以来，洛阳伊川[79]、登封和尉氏[80]地区先后发现多处砖室墓，其中伊川M4为八角形攒尖顶单砖墓，墓壁没有任何装饰；尉氏壁画墓、登封王上壁画墓[81]、伊川M3均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代表了元代后期河南地区墓葬形制发展的一种走向。
第二类是随葬有特殊陶明器的砖室墓和土洞墓。此类墓葬主要发现在洛阳、焦作和三门峡。墓壁基本无装饰；墓室结构多样，有抹角方形、长方形和梯形单室墓，也有前后双室墓，有的还有土洞附室；常随葬一套陶模型明器和陶俑；墓主人多为元朝品官。目前刊布的墓例计有焦作中站至元廿九年（1292年）靳德茂墓[82]、三门峡上村岭元贞二年（1296年）冯氏墓[83]，洛阳道北延祐四年（1317年）王英墓[84]、焦作新李封至和元年（1323年）许衎墓[85]、洛阳至正九年（1349年）王述墓[86]和洛阳市北站至正廿五年（1365年）赛因赤答忽墓[87]。除上述信息较为完整的墓葬外，河南地区还发现了部分碑志石刻材料，如焦作李封村许衡、许衍和许师义的神道碑与石墓志[88]。
5.山东地区
山东地区蒙元墓葬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开展相对较晚，大致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4年和1975年邹县（今邹城）和嘉祥先后发现了两座有碑志的元代墓葬，分别为至顺元年（1330年）曹元用墓[89]和至正十年（1350年）李裕庵墓[90]，从而拉开了山东蒙元墓葬考古发掘的序幕；1989年，济宁地区又发现了与上述两墓相似的泰定二年（1325年）品官张楷夫妇墓[91]。这三处墓葬均有明确墓主身份和纪年材料，部分墓志可与正史记载相互补证，是研究当地元代墓葬文化与社会历史的重要材料。然而，这批墓葬仅可反映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地区的墓葬面貌，而山东元墓的全面发掘与资料刊布实际启自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济南市柴油机厂工地发现了一座元代砖雕壁画墓[92]，这种壁面装饰繁复的穹隆顶砖室墓是山东宋金墓葬的常见类型，也是当地元墓样制的主流。1988年至今，当地考古机构以济南、章丘和淄博为中心先后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带壁面装饰的砖石室墓，并于90年代以降陆续刊布了发掘简报和文物简讯[93]。这批墓葬以圆形或方形单室墓居多，还出现了多室砖室墓，应为当地元墓在蒙元阶段的新特点。
上述砖雕（或石刻）壁画墓之外，山东地区还发现了一批简单砖石室墓，主要集中在长清、章丘、沂水和昌乐地区。其中昌乐墓例最多，先后共发现石室墓20余座[94]。这些墓葬既有与砖雕壁画墓相似的穹隆顶结构，也有与济宁地区相似的长方形椁室。
此外，山东地区近年还发现了一类特殊的石塔墓，集中分布在胶东半岛。可惜的是，因石塔部分暴露于地表，此类墓葬大多损毁严重。目前经过系统发掘且刊布简报的以烟台牟平北头村墓群为代表[95]，而栖霞京甲村、蓬莱龙山店、荣成夏庄镇等地的材料仍待详细发表。2007年，考古人员在荣成宁津乡发现了一批石塔墓，并于同年召开“威海市崮头集墓地发掘成果鉴定及新闻发布会”。除正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当地文博机构也通过采集与征集的方式掌握了部分墓塔构件和题记文字材料。
6.陕西和甘肃地区
包括陕西和甘肃在内的关陇元墓考古工作兴发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西安地区发现了两座随葬成套陶明器的元代纪年墓葬，分别为曲江池至元三年（1266年）段继荣墓[96]和玉祥门外大德以降墓[97]。在随后的考古工作中，此类墓葬在陕西境内洛水和渭水流域大量发现，尤以西安地区最为集中，陆续刊布了东郊十里堡墓[98]、电子城泰定年间墓[99]、至正四年（1344年）刘义世墓[100]、南郊山门口墓[101]、刘黑马家族墓群[102]、潘家庄墓群[103]、皇子坡皇庆二年（1313年）武敬墓[104]、武宗朝王世英墓[105]、北郊红庙坡墓[106]、曲江孟村墓[107]和缪家寨元贞元年（1295年）袁贵安墓[108]、张弘毅夫妇墓[109]、泰定二年（1325年）李新昭墓[110]，此外还有宝鸡市大修厂墓[111]、户县至大元年（1308年）贺仁杰墓和泰定四年（1327年）重葬的贺胜墓[112]，以及兴平县砖雕墓[113]。洛水沿岸的蒙元墓发现较少，目前仅见洛川潘窑科村墓[114]和延安虎头峁墓[115]两例。1972～1979年，在渭水之源附近的甘肃漳县地区发现了陇右军政世家汪世显家族墓地，目前调查和发掘的墓葬共计27座，年代上涵盖了从蒙古时期到明代后期的数百年，自海迷失癸卯年（1243年）一直延续到万历丙辰年（1616年）[116]。
除上述随葬有成套陶明器的墓葬类型外，关陇地区所见蒙元墓例还包括少数砖雕壁画墓，如长安凤栖原砖雕墓[117]、榆林横山罗圪台壁画墓[118]、榆阳鱼河峁[119]、西安韩森寨壁画墓[120]和蒲城洞耳村壁画墓[121]。
综括以上考古发现可见，一方面，中原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材料已有一定积累，能初步反映出蒙元墓葬的大体时代特征与发展阶段，也可基本辨明区域间墓葬面貌的差别。另一方面，整体而言，蒙元墓葬资料相较于宋、辽、金墓仍显薄弱，部分时段特征与区域面貌还存在缺环；相当一部分墓葬保存情况欠佳，无法提供包括墓室结构、葬制葬式和随葬品在内的完整信息。此外，这些墓葬的刊布情况也不甚完善：由于蒙元墓葬的发掘工作起步较晚，发掘整理人员对墓葬面貌的把握相对不足，在年代推定上时有错判；简报体例也有待规范，许多重要信息并未得到全面记录与呈现，随葬品与壁面装饰的空间位置不够明晰；大量涵盖重要信息的图片资料亦未能有效刊布；还有相当一部分考古调查、发掘的墓葬材料迟迟未见报道。综上所述，中原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材料已经有初步积累，但相关资料及时、规范的刊布工作仍是当务之急。
（二）研究回顾
墓葬资料刊布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考古学研究的发展；但学界已在整理既有资料的基础上，从不同层面尝试探讨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丧葬文化区域面貌与阶段特点；与此同时，壁面装饰、葬制葬式和随葬品组合等论题的讨论激发着考古学者对族属文化、政治变迁、人群流动和物质生活等问题的兴趣。此外，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献学领域开展的相关研究也为元墓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佐线索与研究视角；故本文在研究史的回顾中也将这部分成果一并总结。综合来看，前贤珠玉主要集中在墓葬材料的综合介绍与梳理、小区域的墓葬面貌总结、墓壁装饰的探讨、丧葬和祭祀礼俗的研究、墓葬年代的辨析、出土随葬品的考察、墓葬族属的界定、人群与社会问题的管窥以及墓葬出土文字材料的识读考证等诸多方面。
1.长时段、大范围的综合梳理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考古学者系统收集墓葬材料，并依照行政区划对不同省区的蒙元墓葬进行了相对全面的介绍，总结出各地墓葬的文化面貌和发展趋势。徐苹芳在综合梳理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以忽必烈改国号元的1271年为界，将蒙元墓葬划分为大蒙古国时期和元朝时期两大发展阶段[122]。秦大树在蒙元墓葬发掘材料日益扩展的基础上，对南北方的蒙元墓葬进行了总括研究，构建起蒙元墓葬发现和研究的基本构架。他也将蒙元墓葬分作大蒙古国和元朝两个大的发展时段，又以仁宗朝为界，将元朝阶段的墓葬细分出早晚两期，并将淮水以北的广大区域按墓葬面貌分为长城南北两大墓葬文化区[123]。董新林进一步细化梳理了蒙元墓葬的考古学发现史和研究史，系统概括了蒙元墓葬发掘和研究的阶段发展特征，较为全面地回顾了蒙元墓葬研究成果，尤其对北方蒙元墓的不同族属类型及时代特征有精当分析[124]。
2.以区域面貌为视角的研究
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归纳各地区蒙元墓葬的区域面貌与文化特征。谢明良以墓葬出土陶器为观察点，将北方地区的蒙元墓葬分作三个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圈，提出跨越今陕甘两省的部分地区曾存在着一股模仿《三礼图》礼器以为随葬仪物的风潮；洛阳元墓随葬的仿古陶器采用了重修《宣和博古图》的系统；而大都周边的区域文化传统则是随葬一套小型生活用陶器[125]。秦大树就山东地区墓葬面貌与冀、豫两地的关系问题做过分析，划分出济南、章丘和胶东这三个面貌有别的小区域墓葬传统[126]。近年来，更多学者以区域研究的视角陆续整合了北京、山西、山东等地的蒙元墓葬材料，对系统勾勒各区墓葬的类型特点及壁面装饰格局多有推进[127]。
3.以壁面装饰为中心的研究
蒙元墓葬中丰富的砖雕和壁画装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族属、社会和文化面貌。对蒙元墓葬装饰的研究既有提纲挈领的总论探讨，也有不同专题的个例研究；基于中国考古学浓厚的史学背景，不少学者在图像与文本、图史互证的讨论中多有建树，展开视角广泛的社会文化史探讨，分别涵盖了孝行题材的分析、族属面貌的界定、物质文化的复原和伎乐杂剧的研究等方面。
其中对蒙元墓葬壁画的综合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美术全集》的编纂中，即将墓室壁画纳入整个中国绘画史的体系[128]。21世纪以来，这种综合性研究的展开更为深入，考古学、艺术史、思想史等诸多学者从各自的学科体系与观察视角分别展开图像解读[129]。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蒙元壁画墓的综合研究也较多出现于高校学位论文的选题中，在墓葬装饰的题材分类、地域分布和时段特点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进。在此基础上，蒙元墓葬装饰的基本体系逐步确立[130]。
综合研究之外，学界亦从不同视域关注墓壁装饰体现的丧祭功能、制作传统及社会文化。邓菲、袁泉、洪知希等着力于墓葬装饰题材与空间功能的研析[131]。杨哲峰[132]和申云艳[133]从元墓壁画入手，论及蒙元社会饮茶、饮酒的风俗与流行器用。黄雪寅[134]、刘恒武[135]和霍宇红[136]等人则以壁画人物的蒙古衣冠为研究对象，尝试复原当时蒙古族服饰的式样与图案装饰。王玉冬、郑岩、刘未、邓菲等从技术美术史的角度，将宋元墓葬壁面装饰的观察视域拓展到制作传统及工匠系统[137]。同时，孝行题材、伎乐表演图像和墓壁堂款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138]。亦有学者通过多种墓葬装饰题材的统合梳理，试图从不同维度观察蒙元时期的社会文化与生活面貌[139]。
4.对墓葬年代的重新考辨
各地考古单位在发表蒙元墓葬简报时，多根据文字材料、墓葬结构、墓壁装饰和随葬品面貌对墓葬所属的时段做出界定。然而，由于宋元时期墓葬面貌的连贯性，当缺乏确切纪年材料的时候，通过与已有纪年墓对比来断代往往容易出现偏差；加之蒙元墓葬考古资料相对不足难以提供充分参比样本，发掘整理人员对蒙元墓葬面貌很难建立系统认知和准确把握，误将其判为宋、辽、金墓的情况并不鲜见，对蒙元时期墓葬早晚阶段的判定也有不确之处。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并通过墓葬文化因素的细致对比和梳理，对年代误读的蒙元墓葬进行重新考辨。冯恩学通过壁画人物形象，将原定为辽墓的北京斋堂壁画墓勘定为元代墓葬[140]；孙传贤则从伎乐砖俑的服饰风格和乐器特征入手，认为原定为金墓的焦作西冯封砖雕墓实应属蒙元时期[141]；谢明良则将石家庄史氏家族墓的出土瓷器与沉船、窖藏和窑址中的纪年材料相互比定，提出原简报中除了M4史杠墓外，其他墓葬的年代推断均不准确[142]；刘未通过对墓门堂款和孝行图像时代特点的归纳，勘定河南尉氏壁面墓应为元代后期墓例[143]；董新林在总结蒙元壁画墓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判定登封王上壁画墓、焦作老万庄壁画墓、闻喜寺底壁画墓、长治李村沟壁画墓、北京斋堂壁画墓及怀安下王屯壁画墓的年代均应为元代[144]。
5.以出土随葬品为中心的研究
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墓葬中的随葬品面貌多样，当前学界主要以陶瓷器、金属器和纺织品为对象展开研究。其中既有产地、工艺和区域手工业面貌的分析[145]，也有考订源流的名物研究[146]和探察葬俗仪制的考古观察[147]，亦包括以随葬器用管窥礼制建设的探讨[148]。
6.以族属文化为关注点的研究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这种文化交互也体现在墓葬面貌中。相应的考古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墓葬文化特征的辨析和墓主族属的判定上。林梅村从墓葬材料入手，对读蒙古历史传说、突厥碑铭和正史，探讨了蒙古民族在中世纪形成和勃兴的四个阶段，尤其对蒙古贵族墓和成吉思汗陵有独到的见解[149]；纳旺[150]和王大方[151]根据蒙古国和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墓葬材料，总结出蒙古人墓葬的典型特点；魏坚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品面貌和葬制葬式的综合考虑，对元上都周边墓群的族属问题详加界定[152]。这些工作均为中原北方地区其他墓葬材料的族属文化研究确立了可信的参照标准。另一方面，目前学界在判定蒙元壁画墓族属时，多借助墓壁图像中的人物形象。其中内蒙古、辽西和陕西发现的6座蒙元壁画墓因明确表现了蒙古衣冠的人物形象，在墓主身份推定上引发了争论[153]。事实上，仅据墓壁图像中的人物形象和场景来断言墓主族属难免失于片面，而应综合考量壁面装饰、出土文物、葬具葬式等多种丧葬因素，并可与历史学研究“互文”。
当前蒙元时期族属文化的研究热点之一，为蒙汉文化面貌的相互影响，如台湾学者萧启庆、民族大学学者那木吉拉和南开大学学者李治安等。萧启庆援引文献，对蒙元时期蒙古人取“汉名”的不同形式详加探讨，认为蒙人汉名多归于文化动因，而汉人采用蒙名悉出于政治诱因；进而指出，采用汉文字号和全套汉文姓名明显受到汉人精英阶层所谓“大传统”的影响，而取用通俗名字则是受到民间通俗市井文化“小传统”的影响[154]。那木吉拉对汉人采用蒙古名的政治文化动因及使用人群展开研究，提出使用汉蒙合璧名字或汉蒙姓名兼备的人群代表了蒙元时期一类特殊的汉人群体，他们身上蒙汉文化并存，民族转化尚未实现，反映出“半化不化、融而未化”的状态。这一结论准确概括出了辽金故地部分汉人的蒙古化特点，很有创见[155]。李治安则进一步考订了蒙元时期汉姓、蒙名这类拼合类名字的使用群体，认为这一人群更多的是降蒙的军政官员、宿卫、封地私属和中下级官吏，尤其以燕云之地的契丹、女真人居多[156]。这些分析和论点，为考古学研究判定蒙元墓葬族属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推进了相关研究的开展[157]。
7.以葬祭仪俗为主题的研究
考古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未真正展开，现有的研究多以壁画图像和墓葬地面建筑为研究切入点。王大方等人以百眼窑石窟壁画中蒙古贵族葬礼所用棺木形制入手，结合明人叶子奇《草木子》的记载，认为三箍圈定的人形木棺是蒙古人的传统葬具[158]。魏坚提出元上都砧子山西区墓群中的多重地面墓茔建筑是对生前居住院落形态的模仿；同时在元上都汉人墓葬中，墓茔也作为划定统一家族墓葬范围的地表标志而存在[159]。董新林主持的徐水西黑山金元墓地发掘工作特别重视地表建筑的清理与刊布，并根据这批墓地石祭台的大量发现推测出当地金元时期墓祭风俗的流行[160]。
另一方面，历史学、民俗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也纷纷从不同领域对蒙元时期葬祭文化展开探讨，论题范围更广，研究手段也相对多样。其中既有通过文献考证蒙元葬制[161]和墓地买卖[162]问题的历史学研究，也有从元杂剧丧祭场景描述入手的古代文献论题[163]。
8.以人群与地方社会为中心的研究
考古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建立在碑志材料识读的基础上，通过对地表墓碑及墓室内志石、题记信息的整理，管窥墓主及家族群体的身份[164]。与之相对，历史学者的讨论更成体系，研究主要关注汉人世侯[165]和儒士[166]这两类在蒙元历史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人群。其中史天泽和汪世显均为蒙元时期汉军世侯，而以许衡家族为代表，洛渭流域亦不乏儒士群体。历史学者对这两类特殊人群的研究，为我们解读相应墓葬的文化面貌提供了史学平台和讨论基础。
9.出土碑志石刻史料的识读
鉴于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浓厚的历史文献学背景，通过对墓葬出土碑志材料的文字识读来与历史记载相互补证的工作一直为学者所重。蒙元墓葬碑文的文字识读和相应的史实研究也以汉军世侯和儒士群体为中心，集中在对漳县汪氏墓群[167]、石家庄史氏墓群[168]、元代大儒许衡家族墓[169]和窦默[170]家族墓以及洛阳赛因赤达忽墓[171]出土碑志文字材料的研究中。
综上，通过对20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的回顾，可知中原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考古材料虽然有待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但既有资料已能大致反映出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不同区域的文化面貌和前后相继的阶段特征；同时，墓主身份明确且有确切纪年的材料占有相当比例，涵盖了勋贵、官员、儒士和军政世家等不同的文化群体，可大致勾勒出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复杂的人群面貌；而丰富的随葬品类型和多样的壁面装饰题材，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墓葬仪制和葬祭传统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另一方面，广视角、多学科的交互综合研究业已开展，研究者从考古学、历史学与民族学等专业视角，对墓葬材料进行了各有侧重的专题探讨：这些墓葬材料与研究工作的积累，均为进一步综合探讨的开展创造了可行条件。
与此相对，虽有学者对元墓的发现情况做过阶段性归纳，小区域的墓葬文化研究也日渐展开，但迄今为止，中原北方蒙元墓葬的时空框架尚未真正建立，以随葬品和墓壁装饰为基础对墓室空间场景的复原和葬祭文化的探讨也亟待深入。这些研究现状，均推促着大范围、长时段、多视角综合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此基础上，系统建构中原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纵横时空网络的考古学研究逐渐提上日程。
[1]［波斯］拉施特编、余大钧等译：《史集》卷一、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21～324页。
[2]［宋］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北平：文殿阁书庄，1936年，第115～116页。
[3]［明］宋濂：《元史》卷一《太祖纪·铁木真》，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页。
[4]亦邻真：《起辇谷和古连勒古》，《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5]对元代帝陵的调查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分别为1989年蒙古国科学院与以江上波夫为首的日本学术研究团体的联合调查（［日］白石典之：《チソギス二力ンの考古学》，东京：同成社，2001年，第109～136页）、21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蒙古国学者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的调查与发掘（“Grave of Genghis Khan May Lie Near His Birthplace”，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7，2001）。各国考古工作者对成吉思汗陵确切位置的勘定，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地点：1.位于蒙古国境内的肯特山南，克鲁伦河以北；2.位于蒙古国杭爱山；3.位于中国宁夏的六盘山；4.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境内的千里山。
[6]魏坚：《元上都》，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本书详细刊布了多伦砧子山西区、正蓝旗卧牛石和一棵树、正镶白旗三面井和伊松敖包、镶黄旗乌兰沟和博克敖包山、锡林浩特市贝里克多处聚葬的墓群遗址，是目前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资料刊布最集中、最详尽的考古报告。
[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元上都城址东南砧子山西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9期。
[8]李逸友：《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南区墓葬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639～671页。
[9]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等：《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及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0]盖山林：《兴和县五甲地古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木胡儿索卜·夏金元时期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等：《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嘎墓群的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713～722页；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及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及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第688～712页。
[11]对于梳妆楼墓群所属族属群体、墓主身份及墓葬建筑风格的探讨，参看赵琦：《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元蒙古贵族墓墓主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黄可佳：《沽源梳妆楼蒙元贵族墓葬墓主考略》，《草原文物》2013年第1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沽源梳妆楼元墓墓上建筑研究》，《文物》2018年第6期；周良宵：《沽源南沟村元墓与阔里吉思考》，《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
[12]刘俊勇：《大连寺沟元墓》，《文物》1983年第5期。
[13]徐家国：《辽宁抚顺土口子村元墓》，《考古》1994年第5期。
[14]徐英章：《辽宁喀左县大城子元代石椁墓》，《考古》1964年第5期。
[15]张少春：《康平方家屯元墓》，《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1期。
[16]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
[17]刘冰：《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18]项春松等：《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年第1期。
[19]项春松等：《内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画墓》，《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20]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内蒙古凉城县后德胜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
[21]辽宁省博物馆等：《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
[22]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孝义下吐京和梁家庄金元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
[23]代尊德：《山西太原郊区宋金元代砖墓》，《考古》1961年第1期。
[24]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刚玉五一生活区元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世界》2016年第5期。
[2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园区元代壁画墓》，《考古》2009年第12期；山西大学文博学院：《2009年屯留县康庄墓地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三晋考古》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44～554页。
[26]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孝义下吐京和梁家庄金元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
[2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长子县碾张村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三晋考古》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10～514页。
[28]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第3期。
[29]商彤流、解光启：《山西交城县的一座元代壁画墓》，《文物季刊》1996年第4期。
[30]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等：《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文物》2011年第2期。
[31]檀志慧：《古交市河下村元代墓葬》，《文物世界》2016年第5期。
[32]郭智勇、李锐：《山西兴县牛家川元代石板壁画解析》，《文物世界》2015年第1期。
[33]王秀生：《山西长治李村沟壁画墓清理》，《考古》1965年第7期。简报中并未对墓葬年代做出明确判断。从壁面装饰来，尚保留着金中后期以“一门二窗”砖雕为中心的布局特点；元代广为流行的孝行题材却并未出现，再参考金后期晋南与晋东南孝子故事急剧减少的分期特点（详见刘耀辉：《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李村沟壁画墓的上限应在金末时期。另一方面，以墓室后壁的隔扇门为中心，环绕8幅仆从侍奉题材的壁画，这一表现形式与焦作金末蒙初壁画墓基本一致。同时壁画中的男侍发型为蒙元时期的典型发式“婆焦”（又名三搭头）。以上种种细节均可作为判定李村沟墓年代的依据——应在金末蒙初之际，即13世纪上半叶。
[34]王进先：《山西长治市捉马村元代壁画墓》，《文物》1985年第6期。
[35]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南郊元代壁画墓》，《考古》1996年第6期。
[36]长治市博物馆：《山西省长治县郝家庄元墓》，《文物》1987年第7期。
[37]阳泉市文物管理处等：《山西阳泉东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0期。
[38]大同文化局文物科：《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文物》1987年第6期。
[39]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40]王银田等：《大同市西郊元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
[41]陶富海、解希恭：《山西襄汾县曲里村金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4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新绛南范庄、吴岭庄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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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元代墓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
[47]襄汾地区的四座蒙元墓材料均刊布于陶富海：《山西襄汾县的四座金元时期墓葬》，《考古》1988年第12期。
[4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乔村金元墓》，《文物季刊》1996年第3期。
[49]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天马-曲村》（册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97～1134页。
[5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运城西里庄元代壁画墓》，《文物》1988年第4期。
[51]徐苹芳：《关于宋德芳和潘德冲墓的几个问题》，《考古》1960年第8期。
[5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发掘报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44～369页。
[5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地区发现两座元代墓葬》，《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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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元铁可父子墓、张弘纲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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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廊坊市文物管理处等：《廊坊市安次县大伍龙村元墓清理简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80～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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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95～100页。这批墓葬虽然发现在金陵陵区内，但从出土器物看时代较晚；同时，这五座墓作为陪葬墓来看不仅墓葬等级不够、埋葬的位置也很奇怪，均不符合陪陵墓的规制。推测其很可能是蒙古南下、金都南迁后金遗民的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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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贾成惠：《河北内丘胡里村金代壁画墓》，《文物春秋》2002年第4期。
[65]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邢台市邢钢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66]樊书海等：《河北平乡发现元代仿木结构纪年壁画墓》，《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14日第1版。
[6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昌平兴寿镇元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12年第3期。
[6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平谷河北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7期。
[6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涿州张村东营墓群发掘简报》，《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72～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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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柏乡县侍中村古墓发掘简报》，《河北省考古文集》，第338～343页。
[76]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理局：《徐水西黑山：金元时期墓地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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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8期；河南省博物馆、焦作市博物馆：《焦作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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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洛阳地区文化局文物科：《三门峡上村岭发现元代墓葬》，《考古》198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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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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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许衡神道碑的材料详见郭建设等：《许衡神道碑述考》，《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其弟许衎和许衎之子许师义的石墓志材料见刊于索全星：《焦作市出土二合元代墓志略考》，《文物》1996年第3期；索全星：《许衎、许师义墓志跋》，《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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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中岛乐章探讨了自唐至清代的墓地买卖禁止令，指出到明代为止，根据情节轻重，买卖墓地者会受到处罚；但进入清代，对这种买卖的行为，则以条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日］中岛乐章：《墓地不能出售吗？》，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32辑，2004年）。
[163]周玲：《从元剧〈生死交范张鸡黍〉看古丧葬习俗及其他》，《艺术百家》2004年第3期；罗斯宁：《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张连举：《元杂剧中的丧葬文化》，《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64]赵琦：《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元蒙古贵族墓墓主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雷焕芹等：《元初名臣刘秉忠家族墓冢考》，《邢台师范高专学报（综合版）》1996年第4期。
[165]汪小红：《元代巩昌汪氏家族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赵文坦：《金元之际汉人世侯的兴起与政治动向》，《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6期；孙克宽：《蒙古帝国初期汉军的建制》，载《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台北：文星书店，1958年，第1～5页；梁太济：《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4～199页；黄时鉴：《关于汉军万户设置的若干问题》，《元史论丛》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3～52页。
[166]赵琦：《大蒙古国时期的诸王与儒士》，《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日］森田宪司：《元代知识分子与地域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
[167]赵一兵：《元代巩昌汪世显家族墓葬出土墓志校释五则》，《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27卷第2期；吴景山：《元代汪世显家族碑志资料辑录》，《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168]孟繁峰：《谈新发现的史氏残谱及史氏元代墓群》，《文物春秋》1999年第1期；孟繁峰，王会民：《关于史天泽家族墓群的几个问题》，《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99～504页。
[169]郭建设等：《许衡神道碑述考》，《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索全星：《许衎、许师义墓志跋》，《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
[170]王书明：《窦默和他的神道碑》，《文物春秋》1995年第3期。
[171]崔树华：《读赛因赤达忽墓志所得》，《前沿》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