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时期，滕州与沂水两地就发现了近似南方风格的长方形土坑并列“椁式”砖石室墓，如沂水城南的长方形砖圹墓和滕州承安四年（1099年）石椁墓。蒙元时期，此类“椁式”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出现数量和地域范围上均有所扩展；不仅见于鲁南地区，济南和阳谷也有发现。从文化来源看，受南方墓葬传统的影响外，元代山东地区的“椁式”墓也受到大都周边官员“石椁型”墓类型的波及，展现出“融南汇北”的时代特点。其中以济宁和沂水为中心的地区更多移植了淮水以南宋金墓葬密封墓穴和同坟异室的区域传统；而以济南为中心的山东中部地区则主要受到大都周边并列多室、石板盖顶的“石椁型”墓的文化影响。

一　南方墓穴密封传统的移植与借鉴

鲁南地区因与江苏、安徽北部毗邻，墓葬面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南方治葬传统的影响；灰浆灌注的棺椁套合墓与长方形砖圹墓时有发现，其糯米汁掺石灰的灰浆浇铸防腐法及随葬品组合均与南方传统的“椁式”墓一致，而与鲁中地区圆形仿木构砖石室墓面貌迥异。鲁南元代“椁式”墓主要发现于济宁、嘉祥、邹县和沂水四个地区。其中在济宁、嘉祥、邹县三地的墓例均属元晚期，分别为山东济宁泰定二年（1325年）张楷夫妇墓[43]、嘉祥至顺元年（1330年）曹元用墓[44]（图3.18）和邹县至正十年（1350年）李裕庵墓（图3.19）[45]；鲁东南沂水地区则分别在城区则发现了三座砖石墓圹、石板盖顶的长方形元墓。下文将分别从区域文化传承上探讨这两个小区的元墓面貌。

图3.18　嘉祥曹元用墓剖面图（采自《考古》1983年第9期，第804页，图二）

图3.19　邹县李裕庵墓剖面图（采自《文物》1978年第4期，第15页，图四）

1.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地区

济宁、嘉祥和邹县发现的四座蒙元墓葬在年代上均属元代后期，墓葬形制全为长方形土坑并列石椁或木椁墓，形成同坟异葬的并列多室葬[46]。其中嘉祥和邹县曹、李二氏墓最能体现当地墓葬传统：二者封穴上均采用了糯米汁掺石灰浇筑的方式防腐；随葬品中出现大批被衾、服装类丝绵制品和精美的金银饰品：这些墓葬特征均与同期南方地区一致。如安徽安庆大德年间（1301～1305年）范文虎夫妇墓[47]，江苏吴县大德八年（1308年）吕师孟墓[48]、无锡延祐七年（1320年）钱裕夫妇墓[49]和浙江海宁至正十年（1350年）贾椿墓[50]。以上诸墓的墓主身份虽自高级品官、一般官吏到普通乡绅不等，但葬制十分统一，均采用并列多室砖石墓圹，以松香、糯米加石灰的灰浆密封墓室，可统称为“灰浆浇筑墓”；随葬物品以金玉珠宝及纺织服饰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贾椿墓中随葬的藤手杖在邹县元代李裕庵墓中也有出土。由是观之，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蒙元墓葬受到南方葬制传统的深刻影响，墓葬面貌与江苏、安徽和浙江地区十分接近。

这种因地缘造成的墓葬文化趋同性并非始自元代，而是宋金以来既已定型的地域传统[51]。从山东滕州地区发现的金承安四年（1099年）苏瑀墓[52]中，即可看出这种“南方风格”的影响。苏瑀墓为土坑竖穴石椁木棺墓，墓顶封盖三块石板，石灰料浆灌缝：这些特点均在鲁西北元代后期的四座墓葬中得以承袭和沿用。

2.以沂水为中心的鲁东南地区

沂水周边的蒙元墓以城南M3和城北M1、M2为代表[53]。这一地区虽同样存在长方形“椁式”墓的传统，但在具体面貌上又与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地区不同，不见“灰浆浇筑墓”的防腐处理，随葬品亦相对简化。这一地区在金代就使用长方形砖圹墓，随葬器物以剪刀和陶罐为主，另有厌胜铜钱[54]。时至元代，石板盖顶的长方形砖圹墓成为主流；随葬品不再出现剪刀，而以陶瓷直口鼓腹罐、多系罐、双耳罐和玉壶春瓶为主。这种随葬品组合与冀中和冀东南地区发现的简单砖石室墓十分相似，反映出冀鲁两地墓葬文化上的相似性。

图3.20　济宁张楷墓平剖面图（采自《考古》1994年第9期，第819页，图三）

蒙元时期鲁南地区的“椁式”墓固然体现了宋金以来南方墓葬传统影响下的地域面貌；然而济宁张楷家族墓以数块石板为椁、墓顶平铺大石板的做法，似乎更大程度上是受大都“石椁型”官员墓的影响（图3.20）。同时，这种墓顶平铺石板的“石椁型”墓在同时期的济南周边也有发现，且墓主身份均为朝官，显示出政治文化对墓葬面貌的作用力。

二　大都“石椁型”模式的影响与变通

图3.21　昌乐东山王M1平部面图（采自《考古》1995年第9期，第810页，图九）

山东中部地区的“石椁型”墓主要有章丘刁镇M3、济南经五纬九路拜住墓[55]、以及昌乐东山王墓群（M1、M3、M4、M6、M8）（图3.21）。这批墓葬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都周边土坑石椁墓的影响，并与当地墓葬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元代后期山东地区独特的墓葬形式。

1.仿木构砖石室墓与“石椁型”墓的碰撞与变通

此类墓葬的典型特点，是在保持山东地区仿木构砖雕墓基本墓室结构的前提下，部分借鉴了大都周边“石椁型”墓的特点。典型的墓例为章丘刁镇M3和济南经五纬九路拜住家族墓。其中章丘刁镇墓为近方形仿木构砖室穹隆顶墓，墓葬结构和砖雕彩绘装饰均与当地其他砖雕壁画墓一致。其特殊之处在于墓底不设棺床，而是由墓室地面向下挖砌了三个东西向的并列棺坑，棺坑隔墙上有过洞，上以石板封顶[56]。这种筑墓方式不见于山东地区宋金墓，而与大都地区元代中期以来并列多室的“石椁型”墓十分相似[57]，而故可推知，此类“石板顶棺坑”墓的出现，应是大都“石椁型”墓与鲁中墓葬传统彼此融合、变通的结果。

图3.22　章丘刁镇砖雕壁画墓M3（采自《文物》1992年第2期，第10页，图一八）

葬于至元元年（1335年）的“中兴路达鲁花亦”拜住墓为一近方形石室墓，顶部遭到破坏而形制不明。此墓在四壁和墓底的石板砌筑法上忠实采用了大都石椁墓的样制，但斜坡墓道和仿木构墓门却体现出当地仿木构砖、石室墓的传统典型特点。换言之，拜住墓在主体结构上依然沿用了济南当地的墓制传统，只在棺椁细节上则移植了大都“石椁型”墓的模式（图3.22）。

2.石砌墓传统下的“石椁型”墓

与济南、章丘地区不同，昌乐地区流行壁面无装饰的简单石砌或砖室墓；在大都“葬制”的影响下，墓葬面貌较为忠实地再现了“石椁型”墓的特点：墓葬结构为土坑竖穴长方形墓，墓圹为不规则石块砌筑，顶部盖有大石板一层。昌乐东山地区共发现了5座此类石板顶墓，出土器物以鸡腿瓶和双耳罐最具代表性，这些器物同样也是大都周边元代“石椁型”墓的固定随葬品组合[58]。

山东地区受“石椁型”墓影响的墓例中，济宁张楷墓和济南拜住墓均有墓志，墓主身份明确，二人均为元朝品官。张楷出生于金代官僚世家，元代历任中央户部令史、山东地方官员（济州判官、济阳主簿、泰安州判）、杭州路临安县尹和专制河渠的行都水监丞，官至正六品。拜住为色目人，籍高昌，生于中统二年（1261年），与皇族有亲密关系。少年时即充任世祖亲卫，此后又担任宗正府左右司郎中，从五品官；后领通州达鲁花赤、剂州奉直大夫等职，官阶至正三品“太中大夫”。据此推测，山东地区“石椁型”墓的使用人群与大都地区十分相似，多属官员；换言之，作为山东地区蒙元墓葬文化中的新兴因素，“石椁型”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政治力量的推动实现的。

另一方面，济宁张楷墓的随葬品中有一组仿古色彩浓厚的特殊陶礼器，这与大都周边盛行的小型日用陶明器组合不同，而与渭水流域的“京兆”与“怀孟”地区元墓随葬品十分相似。这种现象或可归结为张楷本人身份的特殊性：作为元代官员，相较于大都周边“石椁型”墓墓主以辽金勋旧和汉军世家为主体的身份，张楷更大程度上代表了蒙元北地的“儒学世家”[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