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胶东地区的石塔墓

元代后期到明代,胶东半岛流行一种塔式墓葬。墓葬分地下墓室和地表石塔两部分(图3.12):地下以石板砌穹隆顶或覆斗顶长方形石室,葬式全为尸骨葬(图3.13);地表砌筑石塔,塔底部为多角形束腰须弥座,上承石条砌筑的圆形覆钵塔身,顶部简单示意出塔刹(图3.14、3.15)。束腰基座上有石刻图像,常以板门、棂窗为中心,左右站立侍从,也有孝行和花卉图像。这些塔基线刻与山东其他地区砖雕壁画墓的墓室图像基本一致,显示出墓室雕绘模式与墓塔装饰的密切联系。

第二节 胶东地区的石塔墓

图3.12 烟台牟平北头墓群石塔墓结构(采自《考古》1997年第3期,第52页、图八、图九)

1.M16平剖面图;2.M15平剖面图

第二节 胶东地区的石塔墓

图3.13 蓉城留村石塔墓地下墓穴(秦大树供图)

第二节 胶东地区的石塔墓

图3.14 烟台牟平北头墓群M13墓上石塔(采自《考古》1997年第3期,第53页,图一〇)

第二节 胶东地区的石塔墓

图3.15 蓉城留村石塔墓墓上石塔(秦大树供图)

一 石塔墓的区域特点与分布范围

石塔墓广泛发现于胶东半岛,多以家族墓群的形式成片分布。因石塔部分暴露于地表,大多损毁严重;保留至今尚可分辨的墓例主要见于烟台牟平北头村[26]、栖霞京甲村、蓬莱龙山店、荣成夏庄镇和宁津乡[27]等地;当地文博机构也通过采集与征集的方式收藏有部分墓塔构件和墓志材料。据考古踏查、发掘和文物征集工作统计,此类石塔墓的纪年资料计有威海市博物馆收藏的皇庆元年(1312年)石构件、荣成宁津乡“至正”刻款碣石和“元统三年”(1335年)石墓志、蓬莱龙山店“大元至正”刻款墓顶石、烟台牟平M13“洪武十一年”(1378年)碣石,以及荣成夏庄镇明成化廿二年(1486年)题记墓石。这些纪年资料,清晰勾勒出石塔墓在以文登为中心的胶东半岛的发展脉络:其在元代中期已有发现,元末顺帝朝最为多见,明代中期依然沿用,前后流行共近200年[28]。

接下来我们面临这样几个问题:胶东半岛元明时期石塔墓属于什么样的人群?这种墓上建塔的营坟方式又有怎样的文化渊源?毗邻地区的宋元墓葬中是否存在相似的墓例?

1.胶东石塔墓的使用人群

据墓塔碣石上的墓志和修墓记来看,石塔墓中多葬有不同辈分的家族成员。牟平M13为一座三人合葬墓,分别安葬着“显考王公”“母于氏”和“母宋氏”一夫二妻;而蓉城宁津乡元统三年墓中则先后安葬了翟氏一族祖父辈和父辈两代三人。石板所筑墓穴中的多具骨架也证明了上述家族合葬的情况。墓志碣石与葬式综合反映出这批埋葬于石塔之下的人群具有家庭血缘,并非僧众的集中墓群,而是世俗民众的家族墓地。那么,我们又是否可以根据墓上石塔而将墓主划归佛教信众呢?这个问题尚不能妄下论断。其一,墓塔上的修墓记详细附录了参与营坟的同族后辈及其眷属姓名;而这些姓名前后均未见类似“弟子”“邑子”等明确表明佛教信众身份的文字。其二,墓塔装饰全为世俗墓葬常见的壁面图像题材,如一门二窗、孝行人物和男女侍从,未见与佛教文化相关的图像主题。

二 墓上石塔的文化渊源

实际上,宋元治葬和墓室营造中出现的所谓佛教因素很多情况下并非源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多元杂糅的民间信仰与丧葬传统彼此交融、长期共生的产物。与其说这批墓上石塔是佛教信众的宗教纪念性建筑,不如将其视作一类特殊的地表墓葬建筑更为合理。我们可将死者视为供养对象,将地表石塔视为墓地祭拜建筑,拜塔即是祭坟:这就赋予墓上石塔更为宽泛的使用意义。胶东半岛石塔墓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塔幢建筑的大众化和普及性[29];而这种佛教因素在中国的“深耕化”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

1.墓塔作为墓地地表建筑的普及

坟塔的文化渊源始自印度公元前后供奉佛舍利的窣堵坡。佛塔的初始文化意义具备两个层面的概念:一为“永为供养”的纪念建筑,即“供奉”;一为“埋纳佛骨”的治葬建筑,即“埋葬”。这两种概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随着佛教东传对中国传统墓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汉以来就出现了上起佛塔、下营坟室的“坟塔”类丧葬形式[30]。这种坟塔在僧众中应用最广,具体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地下安穴、地面起塔;其二为摩崖凿穴安放骨灰、其上刻饰塔形[31]。僧众墓塔自隋唐时期开始流行,河南地区多见四方塔,山东、河北则以多角形墓塔居多。宋辽时期,八角墓塔成为主流形制[32]。金元阶段,僧人墓塔依然流行于中原北方地区,如陕西商县金陵寺宣和七年(1125年)和尚塔[33]、河南洛阳白马寺村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龙川和尚墓塔[34]。

宗教群体之外,墓塔在中国也应用于世俗墓葬中。《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佛教初传中国时帝陵起塔的现象:“明帝崩,起祗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35]可见早在汉明帝迎佛入华后不久,帝陵和百姓营坟上就出现了地表冢上立塔的现象。《唐会要》中也可查关于皇室宗王薨后“造塔安置”的事例[36];相似的现象亦见载于《资治通鉴》和《旧唐书》[37]。而西夏陵的塔式陵台亦为皇室坟塔提供了明证[38]。另一方面,唐宋以来普通民众的墓葬营建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佛教建筑的例子。曾作为法身塔象征的塔幢就因其“破地狱”的功能而渐趋纳入世俗墓域的地表建筑体系[39]。李清泉就曾引用登封黑山沟宋墓壁画“闻雷泣墓”孝行场景中坟丘地表的墓幢(图3.16)就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宋金以来“塔幢”在墓表建筑中的应用[40]。逮至金元,墓表塔幢更纳入《大汉原陵秘葬经》的葬书体系,成为“五品官至庶人”的营坟治葬的定制之一,“于祖穴前安石幢”的做法开始流行于世俗群体[41]。而墓塔在这一阶段的使用也更趋世俗化,河北井陉柿庄砖雕壁画墓的墓顶上部多砌有平面为六角形须弥座式建筑[42](图3.17),这种结构与胶东半岛的石塔基座极为类似,推测其墓穴之上的地表或曾建有塔式建筑。

第二节 胶东地区的石塔墓

图3.16 登封黑山沟宋墓拱眼壁闻雷泣墓中的墓上塔幢(采自《郑州宋金壁画墓》,第105页,图一三二)

由此可见,墓表立塔的营坟方式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后,已不再是僧众和佛教信众群体的专利。尤其宋金以来,坟塔或经幢作为一类坟丘建筑形式或墓葬建筑类型,已为世俗群体广泛使用,甚至纳入区域葬书体系。金元时期,山东和河北地区的家族墓群中均出现此类石构墓塔的例子,同时这种墓表建筑形式也与孝行人物故事相结合,逐步沉淀在区域传统丧葬文化中,从而实现了更广泛的传播。胶州半岛发现的石室墓,可作为墓塔普及化的典型代表;这种特殊的区域性葬制,反映出宋元时期佛教文化与世俗葬制的有机结合。

第二节 胶东地区的石塔墓

图3.17 宋金墓葬地表塔幢建筑的发展与普及(采自《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图版柒:1;图版贰壹:5、6)

1.井陉柿庄北孤台M3墓顶须弥座;2.井陉柿庄北孤台M4墓上须弥座

需要注意的是,胶东半岛石塔墓的地下墓穴采用的是石板砌筑的长方形平面结构;而在山东地区,长方形砖室墓、砖圹墓的主要分布集中在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和沂水为中心的鲁东南地区。这两个小区在地理位置上与江苏、安徽临近,墓葬形制与南方地区多有相似;同时,石板墓在元代山东地区的使用又与政治因素不乏关系,体现出政治动因与区域文化的协调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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