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中原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壁面装饰和随葬实物依据表现类型的不同分作三类：对坐图像、屏风围榻、棺床和葬具共同指代着墓主人之“位”，车马、仪俑和供奉器用组成“明器”之属，而壁面雕绘的家具图像和木陶家具模型则为“下帐”之制。这些墓室装饰和随葬组合在相互补证中共同了复原了一种功能空间：以墓主人为中心，左右茶酒供奉，对面伎乐表演，旁设盥洗备荐之具，车马仪仗前导待行。参考礼书记载，可知这套空间布局是祭祀供奉场景的典型模式；换言之，墓室不仅作为收柩之所，也在极力营造祭奉氛围。而通过营坟治葬供祀宗祖、昭示孝行的行为，实际上反映出祖先与子孙、死者与生者以墓葬为媒介的“互酬性”沟通：孝子贤孙预营寿坟来祈愿墓主富贵寿考，又借由为孝妣营造永久供奉的乐安之堂，冀求祖先对家族在世子孙“福寿延长”的庇佑。综合考察蒙元墓葬中的壁面图像和随葬器用，无论是猫雀题材的表现、福寿堂款的书写，还是东仓西库题材的反复出现，均反映出“神灵安、子孙盛”的墓葬文化传统。
[1]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46～254页；郑岩：《压在画框上的笔尖——试论墓葬壁画与传统绘画史的关联》，《新美术》2009年第1期。
[2]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3]刘未：《辽代墓葬研究》，第104、105页。
[4]巫鸿：《无形之神——中国古代视觉文化中的“位”与对老子的非偶像表现》，《礼仪中的美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09～524页。
[5]刘耀辉：《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29～30页。
[6]武汉市博物馆：《黄陂县周家田元墓》，《文物》1989年第5期。
[7]大同市文物陈列馆等：《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8]刘耀辉：《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第33页。
[9]香积厨的概念是在“香积饭”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维摩诘经·香积品》上说：“是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维摩诘，饭香普熏毗耶离城及三千大千世界。”后称僧厨为香积厨，僧饭为香积饭，取香积世界香饭之意。［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小僧取钥匙，开了佛殿、钟楼、塔院、罗汉堂、香积厨，盘桓一会，师父敢待回来。”《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六：“遂分付香积厨中办斋。”关于“香积厨”的概念应用于寺庙、俗间不妨移用的说法承扬之水女史见告。
[10]河南新密平陌宋墓在墓顶绘出“泗洲大圣度翁婆”题材的壁画。详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平陌宋代壁画墓》，《文物》1998年第12期。僧伽崇拜的研究文章，参见徐苹芳：《僧伽造像的发现和僧伽崇拜》，《文物》1996年第5期。
[11]甘肃清水白沙乡箭峡金墓的后壁正中砖雕表现出地藏坐像。见南宝生：《绚丽的地下艺术宝库：清水宋（金）砖雕彩绘墓》，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68页。
[12]李敏行在其博士论文中曾对引路菩萨的图像略作探讨（李敏行：《元代墓葬装饰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23页），李清泉也引用了吉美博物馆所藏绢本图像来说明墓室空间营造的问题（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第248～249页）。
[1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文物》2001年10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宋金壁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98～116页。
[14]赵宏、高明：《济源市东石露头村宋代壁画墓》，《中原文物》2008年第2期。
[15]此幅引路菩萨绢本画来自敦煌藏经洞，编号为Stein painting 47，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本文所引图片材料取自敦煌研究院：《敦煌——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图122、123。
[16]此帧引路菩萨绢本画为法国吉美博物馆第1765号藏品，本文中所用图片转引自敦煌研究院：《敦煌——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第134页。
[17]沙武田：《敦煌引路菩萨像画稿——兼谈“雕空”类画稿与“线刻法”》，《敦煌研究》2006年第1期。
[18]关于屏风围榻图像在墓室空间营造中的功用问题，郑岩提出“这种叠床架屋的做法，似乎着意强调这些葬具的意义和墓主灵魂的存在”（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253页）。巫鸿认为屏风的应用代表了一种前后空间的分割，屏风后的区域相对而言是一个隐匿的空间（Wu Hung，The Double Screen；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10）。李清泉则进一步将墓室壁画中的屏风阐释为“前堂后寝”的分界（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第246～248页）。
[19]［宋］陈祥道：《礼书》卷四十五“屏摄”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30，第274页。
[20]［宋］司马光：《书仪》卷七“明器”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42，第504页。
[21]［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吉凶典制部四十七》“明器”条：“《周官·冢人》，及葬，言鸾车像人。是像人之起，始于周也。今直以俑号明器云”。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920，第248页。
[22]关于宋代“明器”的概念及其在考古发现中的表现，参见秦大树：《宋代丧葬习俗的变革及其体现的社会意义》，《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第313～336页。
[23]此处所说的陶、木“器物”，特指茶具、酒具组合，碗盘之属，以及由香炉、长颈瓶和蜡台组成的五供；至于影屏、桌椅、巾架、盆架等家具模型则不在此列，属于下一个问题所论及的“下帐”。
[24]［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2页。沈括所记遗迹，为山东金乡县金城西小李庄东北墓地祠堂画像石，现藏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郦道元《水经注·济水》和阮元《山左金石志》中亦有记载，学界对其年代存有争议，今人多认为属东汉末。
[25]如著名的河南禹县白沙水库一号墓，在甬道的西部绘画三人一马的出行场景（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4页）；山东济南埠东村元代石雕壁画墓门洞西壁绘男侍牵马出行场景（刘善浠、王惠明：《济南市历城区宋元壁画墓》，《文物》2005年第11期）；山西北峪口元代壁画墓南壁墓门两侧分别绘有墓主骑马出行图（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第3期）。山西交城县元墓的甬道东西二壁均为石刻鞍马人物出行图，主人乘马策缰，伴行随侍或执幡前引，或负物后从（商彤流、解光启：《山西交城县的一座元代石室墓》，《文物世界》1996年第4期）。
[26]河南地区的焦作中站区元代靳德茂墓（焦作市文物工作队、焦作市博物馆：《焦作中站区元代靳德茂墓道出土陶俑》，《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和洛阳道北元墓（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道北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2期）的墓道填土中均出土有控马武士和马俑；同类随葬仪俑在陕西地区的宝鸡元墓和西安南郊元墓中则位于墓室内（刘宝爱、张德文：《陕西宝鸡元墓》，《文物》1992年第2期；王九刚、李军辉：《西安南郊山门口元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
[27]这套仪仗器用自宋辽时期就十分流行，《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对御仪仗”所持诸器：“殿前班……跨弓剑，乘马……缨绋前导。……御龙直……，执御从物，如金交椅、唾盂、水罐、果垒、掌扇、缨绋之类。”（［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卷六，“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页）同时这套仪仗用器在辽代汉人宣化墓群和契丹大型墓中也是常见的壁画装饰图像。
[28]杨哲峰从蒲城元墓壁画入手，结合墓葬和窖藏出土实物，认为蒙元墓葬中常见的“匜”不同于先秦两汉时的盥洗水器，应作酒器之用（杨哲峰：《从蒲城元墓壁画看元代匜的用途》，《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扬之水进一步考证出所谓的匜形器即元代常见的酒器“马盂”，其与玉壶春瓶所代表的“瓶壶”一并是元代流行的酒具组合（扬之水：《元代金银酒器中的马盂和马勺》，《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3期）。
[29]关于随葬茶酒具和壁面装饰所共同体现的葬祭仪节，将于下节详述。
[30]聊城地区博物馆：《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31]［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趋灵祟”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93页。
[32]［宋］司马光：《书仪》，卷七，“下帐”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42，第504页。
[33]《新唐书·李勣传》提到下帐中列布有小型人偶，“明器惟作五六寓马，下帐施幔，为皂顶白纱裙，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从。”（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九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21页），而《全唐诗》中可见下帐中还安置有衣器模型（“衣器陈下帐，醪饵奠堂皇。明灵庶鉴知，髣髴斯来飨。”张籍：《祭退之》，载《全唐诗》，卷三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302页）。《唐会要》中对各个阶层所用下帐的规模做了严格限制：“（唐宪宗元和）六年十二月条流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三品已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园宅，方五尺，下帐高方三尺。……五品已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园宅，方四尺，下帐高方二尺，……九品已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园宅，方三尺，下帐高方一尺，……”（［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95页）；《通典》中则进一步规定了不同等级下帐制作所用材质的区别：“其下帐五品以上用素缯，六品以下用练，妇人用彩，至邦门三品以上赠以束帛，一品加乘马，既引，又遣使赠于郭门外，皆以束帛一品加璧。余具开元礼。”（［唐］杜佑：《通典》，卷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39页）
[34]由宋至清，相关礼制书仪中多将“下帐”释作小型家具模型，如前述《书仪》，亦见于［明］徐一夔：《明集礼》，卷三十七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650，第144页；乾隆官修《续通典》，卷三十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05页。
[35]据扬之水考证，这类栏杆桌子应为“礼物案”（详见扬之水：《古器丛考三则》，《东方美术》1997年第3期）。考《元史·舆服志》，有“表案、制如香案，上加矮栏，金涂铁蘜四，竿二副之……”，“礼物案，制如表案”（［明］宋濂等：《元史·舆服志》，《仪仗二》，卷七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59页）。可见元代流行在香案、礼物案和表案等桌案类家具上加装围栏。这种制度在明代礼书中依然沿用，见《明史·舆服志》：“红髹阑干香桌一，阑干四，柱首俱雕木、贴金、蹲龙。”（《明史·舆服志》，卷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07页）与之相应，出光美术馆收藏有一方明代孝行螺钿髹漆栏杆案台。这种栏杆桌子在元明时期主要为礼制和仪式之用。它的发展渊源，似乎又可上溯到唐代的牙盘上（关于牙盘之制，详见扬之水：《敦煌文书什物历器物丛考》，《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三辑，2007年，第266～295页）。元明栏杆桌的材料承扬之水女史见告。
[36]陈履生、陆志宏：《甘肃宋元画像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8页，图四-1、2。
[37]详见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8～14页。
[38]a.洛阳邙山金元壁画墓中，东耳室南北二壁分别表现了汤瓶于炉中、侍女挥扇助火的煮浆图和二侍女一捧茶盏、一持汤瓶的奉茶图（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宋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12期）。b.北宋晚期新密平陌壁画墓的东壁备宴图，展示了火炉煮浆，侍女奉茶盏的情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平陌宋代壁画墓》，《文物》1998年第12期）。c.登封北宋绍圣四年壁画墓中，墓室西南壁和西壁分别绘有妇人调茶图和燎炉候汤的烹茶图（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文物》2001年第10期）。d.大同金正隆年间壁画墓的墓室东壁表现的是：点茶进茶图：二侍女一捧带托茶盏，一持汤瓶点茶。一妇捧茶盏托子（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39]［清］毛奇龄：《辨定祭礼通俗谱》，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42，第743～797页。
[40]［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元李好文《太常集礼》五十卷，王守诚《续编太常集礼》三十一册、又《太常至正集礼》二十册，赵孟頫《祭器图》二十册，叶起《丧礼会经》，张须《丧服总数》，又释《奠仪注》，申屠《致远释奠通礼》三卷……冯翼翁《士礼考正》，赵居信《礼经葬制》，吴霞举《文公家礼考异》，黄泽《二礼祭祀述略》，……张才卿《丧祭会要》一卷，……吕景蒙《五礼古图》一卷，蒋彬《家礼四要》一卷，严本《家礼辑略》十卷，……（以下作者不知名）《家礼会成》四册，《祭礼从宜》四卷，《三代因革祠祀礼》八册。”《丛书集成》续编，册4，第141页。
[41]所谓虞祭，按郑玄所注，是指葬之日所进行的一种祭仪，起聚引死者魂魄之用。
[42]［宋］朱熹：《家礼》卷四《丧礼虞祭》，“执事者陈器具馔”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42，第563页。
[43]［宋］朱熹：《家礼》卷四《丧礼虞祭》，“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彻即陈器具馔”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42，第565页。
[44]［宋］朱熹：《家礼》卷五《祭礼》，“前一日设位陈器”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42，第576页。
[45]［宋］司马光：《书仪》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42，第522页。
[46]如“维淳熙四年二月辛未朔旦，新安朱熹谨以香茶酒果奠于近故柯君国材老丈之灵”，载［宋］朱熹：《晦庵集》卷八十七，“祭柯国材文”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146，第43页。“谨遣男野奉香烛茶酒往奠柩前”，载《晦庵集》卷八十七，“又祭蔡季通文”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146，第56页。
[47]刘冰：《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48]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韩森寨元代壁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49]杨哲峰通过对元墓壁画布局的考察，提出备茶题材通常与女主人像相对应；而备酒图像则多在男主人像一侧。详见杨哲峰：《从蒲城元墓壁画看元代匜的用途》，第71～74页。
[50]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
[5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第3期。
[52]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孝义下吐京和梁家庄金、元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
[5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5期。
[54]呼林贵等：《蒲城发现的元墓壁画及其对文物鉴定的意义》，《文博》1998年第5期。
[55]项春松等：《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年第1期。
[56]梁思成认为中国古代建筑中绝对匀称的平面布局“适用于礼仪之庄严场合，公者如朝会大典，死者如婚丧喜庆之属”，“其布置秩序均为左右分立”，详见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6、17页。霍杰娜在其硕士论文中引用梁思成的“建筑布局对称”论来说明辽南区墓室壁面装饰的左右对称性。详见霍杰娜：《燕云地区辽代墓葬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41页。
[57]［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0页。此书是一部日用百科全书式的民间类书，原为南宋陈元靓编，但宋原本今已不可见。现存的元、明刊本均经删改和增广，因此其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生活。
[58]［宋］朱熹：《朱子家礼》卷一，《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77页。
[59]参见［明］丘浚：《家礼仪节》“二至朔望则忝”条、“有事则告”条及“生子见庙”条等，《丛书集成》三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册二四，第128～130页。
[60]［宋］朱熹：《朱子家礼》卷一，第877页。
[61]福建武平县象洞《何氏族谱》所收的祭祖祝文可见，祭礼中的茶献和酒献一直沿用到当代。如《祭墓祝文》：“感烦守墓童子、打开墓门，引出墓主某公、太婆二位正魂，振振衣冠，降赴坟堂，受享祭礼。……茶献已讫，正当酒献。”《祭祖祠新山堂祝文》：“时值清明祭扫之期，虔备清香明烛、金银纸钱、案上猪头、壶中清酒、茗茶香果，摆到案前，伏愿历代考妣整顿衣冠、推车降临。”转引自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89页。香港上水廖氏太平青醮的“祭大幽”活动中，亦使用红茶、白酒来作为自己已逝祖先的祭品。
[62]这里提到的“丧祭”，是指包括了入殓、出殡、下葬、墓祭在内的一系列葬礼过程。齐东方明确提出，考古材料发现的墓室仅仅是隆重葬仪终结的标志，并未承载丧葬活动的全部信息。而整个丧葬活动的运作过程实际上共包括丧、葬、祭三大部分。“丧”规定了活人在丧期内的行为规范，“葬”规定了死者应享有的待遇，“祭”是规定丧期内活人与死人间联系的中介仪式，即丧期内的各种祭祀活动（详见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利益制度》，《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63]［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三《尸穸》，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047，第716～717页。
[64]［宋］庄绰：《鸡肋编》卷上，“各地寒食习俗”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3页。
[65]“开宝九年，诏曰访闻丧葬之家，有举乐及令章者。……或则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柩之前令章为戏，甚伤风教……今后有犯此者，并以不孝论，……”［元］脱脱：《宋史》卷一二五《礼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67页。
[66]唐代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的奏文中提到：“今百姓等丧葬祭，并不许以金银锦绣为饰及陈设音乐。”（［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册中，第697页）
[67]［宋］庄绰：《鸡肋编》卷上，“近时婚丧礼文亡阙”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页。
[68]［清］沈凤翔：《稷山县志》，卷一：“丧礼不作佛事，不用俳优……然乡里或目为俭亲。丧，颂经超度，作乐愉尸……”，《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121页。
[69]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53～155页。
[70]［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寓钱”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920，第248页。
[71]［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之以纸为之，谓之冥器，钱曰冥财”。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3页。
[72]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济南柴油机厂元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73]［清］毛奇龄：《辨定祭礼通俗谱》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42，第409页。
[74]［清］林伯桐：《士人家仪考》卷四《士人祭仪》，“用纸代币帛考”条，《丛书集成》三编，册二五，第479页。
[75]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年，图版四六。
[76]山东省济宁地区文物局：《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
[77]关于随葬纸明器的问题，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考证，征引《东京梦华录》和《使辽录》中的记载，推测当时祭祀和随葬中多用纸马。见《白沙宋墓》，注39、126。
[78]［明］丘浚：《家礼仪节》卷八《祭礼》，“前一日设位”条，《丛书集成》三编，册二四，第199页。
[79]［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1页。
[80]大同市文化局文物科：《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文物》1987年第6期。
[81]商彤流：《长治市安昌村出土的金代墓葬》，《艺术史研究》第六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7～420页。
[82]以上资料转引自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88、489页。
[83]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第59～82页。
[84]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第496页。
[85]关于北方地区出现此类题记的墓葬简报，分别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102号金墓》，《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等：《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7期；张先得、袁进京：《北京市密云县元代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园区元代壁画墓》，《考古》2009年第12期；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相关研究，参考刘未：《尉氏元代壁画墓札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3期，文中对金元墓葬中的堂款资料有较为全面的整理和研究。
[8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65H4M102金墓》，《文物季刊》1997年第4期。
[87]北方地区宋、金、元墓中常常出土有铸铭“长命富贵”的铜镜，可以作为文中墓壁图像的旁证参考。
[88]“牡丹猫雀”“猫卧牡丹”和“牡丹猫蝶”是宋元时期常见的入画题材。黄筌二子居宝、居寀均有此类名作传世，见录于宋《宣和画谱》和清《绘事备考》（［宋］《宣和画谱·花鸟》卷十六：“黄居宝，……牡丹猫雀图一……”，卷十七：“宋黄居寀，字伯鸾，蜀人也，筌之季子。筌以画得名，居寀遂能世其家作，花竹翎毛妙得天真，写怪石山景往往过其父远甚……今御府所藏三百三十有二：……牡丹雀猫图二……牡丹戏猫图三、蜂蝶戏猫图一……戏蝶猫图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813，第167页；［清］王毓贤：《绘事备考》卷四：“黄居宝，字辞玉，筌次子。画得家传之秘，兼以八分书，得名于时。仕蜀为待诏，历官水部员外郎。其画石文理纵横，夹砂夹石，棱角峭厉，如虎如虬。画之传世者：竹石金盆戏鸽图三，牡丹猫雀图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826，第169页）。这一形象组合也是当时文人诗词吟咏的对象，宋人沈括有“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之句（［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第92页），元好问也曾为“醉猫图”题诗：“窟边痴坐费工夫，侧辊横眠却自如。料得仙师曾细看，牡丹花下日斜初。”（［金］元好问：《遗山集》卷十三，《醉猫图二首》，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191，第150、151页）加之诸多版刻、年画等民俗题材，均可旁证宋元时期“牡丹猫雀”取义“富贵长命”的普遍性。
[89]蒋美华：《四川大足县继续发现带精美雕刻的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
[90]重庆市博物馆历史组：《重庆井口宋墓情理简报》，《文物》1961年第11期。
[91]［清］顾炎武：《易音·文言传》卷三，《丛书集成》三编，册二七，第367页。
[92]这一问题李清泉曾有专论，详见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62～169页。
[93]墓室东壁题记“长男秉彝造此寿堂”，出土石碑志文：“寿堂深足廿尺，壁画时风不能入，有露珠。秉彝于四方拜讫，风乃入，得画。实遇天祝。”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94]M1、M2从墓室营造到最终入葬，均历时二十余年，M1韩翌夫妇合葬墓于大德十年（1306年）始营坟，时男墓主尚在世，“现年六十七岁，无病”；至大二年（1309年）女墓主何氏下葬，直到至治元年（1321年）男墓主才最终入葬，完成合葬。M2韩赟夫妇墓自至元十三年（1276年）即造墓，夫妇二人先后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大德八年（1304年）下葬。其中M1提及明确提及墓主韩翌身体康健时即“意欲砌墓”，而此墓恰为“男韩瑁等发孝顺之心、撰吉祥之穴”而成，寿堂既成，韩翌更“亲视之，身心喜悦”；M2中也多次提及“受（寿）堂主韩赟”。
[95]a.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b.刘耀辉：《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第21页，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段楫预修墓记全文如下：“夫天生万物，至灵者人也。贵贱贤愚而各异，生死轮回止一。予自悟年暮，永夜不无，预修此穴，以备收柩之所。楫生巨宋政和八年戊戌岁，至大金大定二十一年辛丑六十四载矣。修墓于母亲坟之下位，母李氏，自丙午年守娡，至辛巳岁化矣。楫生祖裕一子、一女舜娘，长二孙泽、译二人，二女孙。故修此穴以为后代子孙祭祀之所，大定二十一年四月日。段楫字济之，改颢字；曾祖十耶（爷），讳用成，五子。大耶（爷）讳先；二耶（爷）讳密；三耶（爷）讳世长，父六郎；四耶（爷）讳万；五耶（爷）讳智方。”
[96]李显文、程显双：《四川荣昌县沙坝子宋墓》，《文物》1984年第7期。
[97]代表墓例如西郊金鱼村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M9双室砖室墓（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成都市西郊金鱼村南宋砖室火葬墓》，《考古》1997年第10期）和西城区营门口乡化成五组新蜀工地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石室墓（张勋燎：《墓葬出土道教代人的“木人”和“石真”》，《中国道教考古》第5册，第1413、1415页）。关于川黔地区的宋代生墓问题，详见龚扬民、白彬：《贵州遵义南宋杨粲墓道教因素试析》，《四川文物》2013年第4期，第53～65页。
[98]［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863，第68页。
[99]张合荣：《贵州古代墓葬出土的买地券》，《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4期。
[100]关于两汉寿堂文献与考古发现梳理，详见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47、148页。杨爱国：《汉代的预作寿藏》，《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271～281页。
[101]［宋］任广：《书叙指南》卷二〇“葬送坟墓”条：“寿堂，曰寿冢，又曰寿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920，第594页。
[102]《后汉书》卷七八《侯览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23页。
[103]［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一“寿冢”条，《丛书集成》三编，册六八，第147页。此事最早见诸《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时西胡梁国儿于平凉作寿冢，每将妻妾入冢饮燕，酒酣升灵床而歌。时人或讥之，国儿不以为意。前后征伐，屡有大功，兴以为镇北将军，封平舆男。年八十余乃死。”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96页。
[104]［宋］沈与求：《龟溪集》卷一二“黄直阁墓志铭”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133，第249、250页。
[105]“永永无迁”之语，取自《墨庄漫录》。书中记载京口北固山甘露寺中的两铁镬“乃当时植莲供养佛之器耳”，为“永永无迁”之意。［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七，“甘露寺铁镬乃植莲供养佛之器”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99页。
[106]a.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乔村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77～981页。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两座金代纪年墓发掘报告》，《文物季刊》1996年第3期。
[107]甘泉县博物馆：《陕西甘泉金代壁画墓》，《文物》2009年第7期。
[108]聊城地区博物馆：《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109]［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趋灵祟”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93页。
[110]［金］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四“樊侯寿冢记”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191，第398页。
[111]［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五五七《礼仪部·墓冢一》，册5，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78页。
[112]［唐］张太素：《后魏书》卷七十，《傅永传》，载［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五五七《礼仪部·墓冢三》，册5，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70页。
[113]李清泉曾就墓室作为死者永久居所的问题进行探讨，见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62～169页。
[114]［宋］黄庭坚《山谷集》卷二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113，第238页。
[115]语出《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高岸断谷兮，京口之原。山苍水深兮，土厚而坚。居之可乐兮，卜者曰然。”见［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第三十六，《四部丛刊》景元本，第223页。
[116]该材料及图片承扬之水女史见告。
[117]摘自山西屯留康庄工业园M1东壁墨书题记。
[118]如漳州长汀县古城镇《树寿坟碑祝文》：“年通月利大吉昌，树碑时候正相当。福如东海千层浪，寿比南山万里长。左有青龙召百福，右有白虎纳千祥。……一点雄花祭碑头，应出儿孙做诸侯；二点雄花祭碑中，儿孙衣紫在朝中；三点雄花祭坟堂，富贵荣华永传扬。”该资料引自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第437页。
[11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102号金墓》，《文物季刊》1997年第4期。
[120]［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卷二十二，《郊祀歌十九章》，颜师古注：“言垂阴覆徧于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5页。
[121]［元］脱脱：《宋史》卷一百三十五，《乐志》第八十八，《高宗明堂前朝献景灵宫十首》之“升殿干安”条：“帝既临享，龙驭华耀。孝孙承之，陟降在庙。诚意上交，庆阴下冒。天休骈至，千亿克绍。”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8页；同书卷一百三十三，《乐志》第八十六，“文舞退武舞进穆安”条：“神之歘至，庆阴杳冥。风马云车，恍若有承。备形声容，于昭文明。庶几嘉虞，来享来宁。”《升降钦安》条：“灵之来至，垂庆阴阴。灵之已坐，饬兹五音。坛殿聿严，陟降孔钦。灵宜安留，鉴我德心”，第1397、1437页。
[122]［宋］孙奕：《示儿编·正误》卷一一，“寿堂”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864，第493页。
[123]［明］文震亨：《长物志》，“置瓶”条：“随瓶制置大小倭几之上。春冬用铜，秋夏用磁。堂屋宜大，书屋宜小。贵铜瓦，贱金银。忌有环，忌成对。花宜瘦巧，不宜烦杂。若插一枝，须择枝柯奇古；二枝，须高下合插，亦止可一二种。”明人张德谦《瓶花谱》“品瓶”条云：“凡插贮花须先择瓶，春冬用铜、秋夏用磁，因乎时也，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贵铜磁而贱金银，尚清雅也。忌有环、忌成对，像神祠也。”可见祭供之花与清赏之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体系，神祠祭奉的瓶花成对出现，而书斋赏玩的瓶花单独列陈。
[124]［明］宋濂：《元史》卷七十六，《祭祀五》，第1893页。
[125]［元］《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收录于至治建安虞氏刊本《新刊全相平活五种》，卷下，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第341页。
[126]萍乡市博物馆：《萍乡市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等窖藏文物》，《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
[127]巫鸿：《无形之神——中国古代视觉文化中的“位”与对老子的非偶像表现》，《礼仪中的美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09～524页。
[128]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第3期。
[129]商彤流、解光启：《山西交城县的一座元代壁画墓》，《文物季刊》1996年第4期。
[130]相关讨论，详见袁泉：《物与像：元墓壁面装饰与随葬品共同营造的墓室空间》，《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2期。
[131]详见袁泉：《从墓葬中的茶酒题材看元代丧祭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第329～349页。
[132]详见秦大树：《宋代丧葬习俗的变革及其体现的社会意义》，《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336页。
[133]［宋］司马光：《葬论》，载《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一，《四部丛刊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500页。
[134]［宋］程颐：《葬说》，《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伊川先生文六》，载［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23页。
[135]［宋］朱熹：《晦庵集》卷六三《答胡伯量》：“某旧闻风水之说断然无之，比因某葬先人，周旋思虑，不敢轻置，既已审诸己，又以询诸人。既葬之后，或者以为茔img，座向少有未安，便觉惕然不安。乃知人子之丧亲，尽心择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为害。然世俗之人但从时师之说，专以避凶趋吉为心。既择地之形势，又择年月日时之吉凶，遂至逾时不葬。”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145，第180页。
[136]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定东回村古墓中的彩画》，《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137]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13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繁峙南关村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1期。
[139]马升、王俊：《山西宋金墓葬考古的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8年11月19日第2版。
[140]这一地区蒙元墓葬的面貌特征和仓、灶明器的阶段变化，详见袁泉：《略论“洛-渭”流域蒙元墓葬的区域与时代特征》，《华夏考古》2013年第3期。
[14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
[142]朱晓芳、王进先：《山西长治故县村宋代壁画墓》，《文物》2005年第4期。
[143]王进先、石卫国：《山西长治市五马村宋墓》，《考古》1994年第9期。
[144]南宝生：《绚丽的地下艺术宝库：清水宋（金）砖雕彩绘墓》，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9～75页。
[145]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董湾村金墓》，《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146]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14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曲江雁南二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9期。
[148]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
[149]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纱厂西路北魏HM555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9期。
[150]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鄂城六朝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图版79～84。
[15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道北二路明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6期。
[152]济南市文化局等：《济南近年发现的元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153]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司里街元代砖雕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154]代表墓例为章丘龙山镇和双山镇元墓，图片引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东》，第125、129页，图123、127。
[155]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四号墓》，《考古》1983年第8期；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图版10。
[156]王佐才、董忠耿：《试述绍兴出土的越窑“谷仓罐”》，《南方文物》1991年第4期。
[157]朱伯谦：《龙泉青瓷》，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年，第95页。
[158]此材料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马赛女史提供，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