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原地区”，在范围界定上大致包括大同以南的山西地区、井陉—石家庄以南的冀南地区和黄河以北的豫西豫北地区。相较于燕云地区杂糅了契丹、女真与汉地风格的多元化墓葬特征与复杂族属面貌，这一地域在长时段内保留了北宋中晚期以来形成的墓葬传统，人群结构也相对单一，基本为汉族。宋代中期以来，该区墓葬面貌一直以门窗装饰的仿木构砖雕壁画墓为主体。蒙元时期，宋金时期确立的相当巩固的大区域墓葬面貌却被逐渐打破，呈现出变动多样的局面；与此相对，一些小的区域传统日益凸显并定型。通过对当地宋金葬俗的沿革取舍以及与周边文化区域丧葬传统的融合互动，蒙元时期的中原墓葬形成了一系列地域特征明显的小传统，分别为以太原为中心的汾阳、平遥、孝义、介休晋中地区，以邯郸、焦作、洛阳为代表的冀南豫北地区，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还有以侯马、闻喜为中心的晋南地区。以上四小区虽发展轨迹不同，但至元末阶段均体现出一致的时代特征和演变趋势：墓室结构以近方形砖室墓为主，仿木构建筑日渐简化消颓；壁画成为墓室装饰的主流方式，以砖雕门窗为主体的装饰格局逐渐消失，形成了以墓室后壁为中心、两侧对称表现茶酒备献的新模式。
[1]今河南洛水流域还存在一类随葬成套陶明器的简单土洞、砖室墓，本书将在第四章中将其与关陇地区的相似墓葬划归一类详细分析。故此章所讨论的中原地区墓葬，墓葬类型上主要是仿木构砖、石室墓，壁面多有装饰。
[2]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孝义下吐京和梁家庄金元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
[3]代尊德：《山西太原郊区宋金元代砖墓》，《考古》1961年第1期；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刚玉五一生活区元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世界》2016年第5期。
[4]阳泉市文物管理处等：《山西阳泉东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0期。
[5]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孝义下吐京和梁家庄金、元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
[6]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文物》2011年第2期。
[7]郭智勇、李锐：《山西兴县牛家川元代石板壁画解析》，《文物世界》2015年第1期。
[8]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第3期。
[9]商彤流、解光启：《山西交城县的一座元代壁画墓》，《文物季刊》1996年第4期。
[10]檀志慧：《古交市河下村元代墓葬》，《文物世界》2016年第5期。
[11]姬翔月：《陕西榆林发现的元代壁画》，《文博》2011年第6期。
[1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横山罗圪台村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
[13]郭智勇、李锐：《山西兴县牛家川元代石板壁画解析》，《文物世界》2015年第1期。
[1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汾阳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2期。
[15]马昇、王俊：《山西宋金墓葬考古的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8年11月19日第2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走进考古·步入宋金：一次公众考古活动的探索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16页。
[16]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省孝义下吐京和梁家庄金、元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
[17]代尊德：《山西太原郊区宋、金、元代砖墓》，《考古》1961年第1期。
[18]这种“白描”轮廓的线刻画与彩绘的表现形式相似，均通过二维线条来表现图像，与立体的砖石雕刻形式不同，故将其与壁画一并，归入“壁画绘饰”一类。
[19]兴县牛家川元墓目前仅余若干征集的石板画，整体墓葬形制与壁面布局不明。但其与红峪村同处一区，且现存壁画题材与红峪村壁画墓及榆林两处元墓几乎一致，推测原墓室也应为双层装饰布局，主题图像之外，亦有一套孝行题材的表现模式。
[20]相关问题参看刘未：《门窗、桌椅及其他——宋元砖雕壁画墓的模式与传统》，［美］巫鸿等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241～242页。
[21]刘未曾通过将金元时期墓葬中出现的墓门题记列表比较，推定河南尉氏壁画墓的所属年代。其中对金元墓葬中的堂款资料有系统整理和论述。见刘未：《尉氏元代壁画墓札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3期。关于北方地区出现此类题记的墓葬简报，分别见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102号金墓》，《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等：《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7期；张先得、袁进京：《北京市密云县元代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22]在砖雕和壁画搭配使用的比重上，河北地区砖雕发达，壁画多处于附属地位；而河南地区的绘饰更为发达，自宋代中后期就形成了以侧壁墓主人夫妇对坐为核心壁画装饰传统，题材广泛涉及宴饮、侍奉和孝行。
[23]河南省博物馆、焦作市博物馆：《焦作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4期。
[24]河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二队：《洛阳发现的带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
[25]贾成惠：《河北内丘胡里村金代壁画墓》，《文物春秋》2002年第4期。
[26]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8期。
[27]该地券中出现了“怀孟州”的提法，根据《元史·地理志》载，焦作地区的“怀孟州”建制始自太宗四年（1232年），到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则改称“怀孟路总管府”。由此可见，怀孟州这一说法使用的时限仅仅维持了40年左右，是蒙古国时期特有的行政建制。由是判断，此墓干支纪年的“戊午年”只能确定在宪宗八年（1258年）。《元史》载：“怀庆路，唐怀州，复改河内郡，又仍为怀州。金改南怀州，又改沁南军。元初复为怀州。太宗四年，行怀孟州事。宪宗六年，世祖在潜邸，以怀孟二州为汤沐邑。七年，改怀孟路总管府。至元元年，以怀孟路隶彰德路。二年，复以怀孟自为一路。延祐六年，以仁宗潜邸改怀庆路。”
[28]原简报将西冯封砖雕墓定为金代墓，但从伎乐砖俑的服饰风格和乐器特征上判断，其实际年代应属蒙元时期。参见孙传贤：《焦作市西冯封村雕砖墓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29]内丘县文物管理旅游局：《河北内丘胡里村金代壁画墓》，《文物春秋》2002年第4期。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禹州市坡街宋壁画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虽然发掘者将其认定为宋墓，但无论从人物发型服饰还是整个墓室布局来看，此墓都更具有金代风格，大体应归于金代中期前后。
[31]报告中分别将其定名为刺马盗血、鱼精闹书馆、执剑降妖和狩猎射獐，具体典故尚不可考。
[32]郝红星：《登封卢店明代壁画墓》，载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郑州宋金壁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70～278页。
[33]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3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5期。
[35]后壁两侧用彩绘表现伎乐的构图在晋南运城西里庄元墓中也有发现，该墓同样使用无仿木构建筑的全彩画装饰，墓葬结构上也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共同体现出元末壁画墓的墓葬规制和装饰格局。
[36]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邢台市开钢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37]王秀生：《山西长治李村沟壁画墓清理》，《考古》1965年第7期。该墓在简报中并未对其年代做出明确判断。从壁面装饰来，尚保留着金中后期以“一门二窗”砖雕为中心的布局特点；再结合金后期晋南与晋东南孝子故事急剧减少的分期特点（详见刘耀辉：《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李村沟壁画墓的上限应在金末时期。另一方面，以墓室后壁的隔扇门为中心，环绕侍立着8幅仆从侍奉壁画，这一表现形式与焦作金末蒙初壁画墓基本一致。同时壁画中的男侍发型为蒙元时期的典型发式“婆焦”（又名三搭头）。以上种种细节均可作为判定李村沟墓年代的依据——应在金末蒙初之际，即13世纪上半叶。
[38]王进先：《山西长治市捉马村元代壁画墓》，《文物》1985年第6期。
[39]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南郊元代壁画墓》，《考古》1996年第6期。
[40]长治市博物馆：《山西省长治县郝家庄元墓》，《文物》1987年第7期。
[4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长治县碾张村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三晋考古》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10～514页。
[42]山西省考古所等：《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园区元代壁画墓》，《考古》2009年第12期。
[43]山西大学文博学院：《2009年屯留县康庄墓地发掘简报》，《三晋考古》第四辑，第544～554页。
[4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文物》2008年第8期。
[45]王进先：《长治宋金元墓室建筑艺术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图七九，彩版一八、二八、四一。
[4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东南工作站：《山西省长子县石哲金代壁画墓》，《文物》1985年第6期。
[47]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子县小关村金代纪年壁画墓》，《文物》2008年第10期。
[48]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故漳金代纪年墓》，《考古》1984年第8期。
[49]亦有学者通过比较山西地区金墓的特征梳理晋东南金墓的地域特色。史学谦提出，长治地区的金墓大量用彩画装饰，极少用雕砖，这也是其与晋南地区金墓的主要差异点。见史学谦：《试论山西地区的金墓》，《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
[5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平定宋、金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5期。
[51]晋东南地区金元时期墓葬营建的重点在于墓室壁面的雕绘装饰，而随葬品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上都非常有限。长子正隆三年墓和故障村大定二十九年墓为我们提供了长治地区金墓随葬品组合的样例。目前发现的器物组合限于盟器神煞类的盖罐类谷仓、厌胜钱，以及陶瓷碗罐和瓷枕（白瓷和金三彩）之类的用器。而当地蒙元墓葬的神煞类组合则以铁猪、铁牛为重点；用器种类承袭金代传统；最突出的时代变化是成套的茶酒陶供器的出现。
[52]类同性的加强一方面或许可以归结为区域文化分合之间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受到刊布材料的制约。当前闻喜为中心的蒙元墓葬发现不多，与侯马周边相比，确实也很难彰显出当地小区域蒙元墓葬的时代特点。
[53]刘耀辉在晋南金墓的分期研究中指明，随着蒙金战争中蒙古军队南下对晋地的占领，“晋南极度豪华的金墓在没有来得及衰落的情况下就突然消弭了”，强调晋南砖雕衰落的快速性与突然性（详见刘耀辉：《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秦大树也提出，蒙元时期一度繁缛华丽的砖雕装饰大为衰落，目前发现的墓葬基本为装饰简单的墓葬，或无柱、无斗拱，砌简单的板门、灯台、格子门、窗棂，下砌简单的束腰基座；或砌简单的一斗三升仿木构斗拱、四隅砌角柱、墓壁光素（秦大树：《宋元明考古》，第236～239页）。就蒙元墓葬砖雕发展的趋势来看，确实存在大为简化乃至消弭的现象；故而以上论断可以说准确反映了晋南蒙元墓的最终走向。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砖雕的衰颓并非短期内迅速完成，而是经历了金元之际、元代早期的逐步调整与发展，最终在元代晚期才最终定型的。我们在关注这一变化从初露端倪到最终成形的过程中，需要以长时段的动态视角客观分析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特点。
[54]陶富海、解希恭：《山西襄汾县曲里村金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5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新绛南范庄、吴岭庄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
[5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省闻喜县金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86年第12期。
[5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市区元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世界》1996年第3期。
[58]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新绛寨里村元墓》，《考古》1966年第1期。
[59]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元代墓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
[6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运城西里庄元代壁画墓》，《文物》1988年第4期。
[61]襄汾地区的四座蒙元墓材料见陶富海：《山西襄汾县的四座金元时期墓葬》，《考古》1988年第12期。
[6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乔村金元墓》，《文物季刊》1996年第3期。
[63]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天马-曲村》册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04～1111页。
[64]这种带护栏的木棺床也发现于晋南襄垣地区的元代墓葬中，木棺床上还罩有彩绘棺罩。有趣的是，棺罩上雕出的一门二窗和晋南、晋东南金元墓葬的门窗砖雕布局完全相同。这种棺床配合棺罩的葬具模式可能是辽金时期契丹风格“棺床小帐”制度向南的扩展和影响（山西省文物技术中心：《山西襄垣出土元代彩绘墓志棺床的科技保护》，《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3日第8版）。而河南焦作老万庄M3中也出土了围栏木棺床和木棺的组合模式。这种葬具形式看来代表了蒙元时期中原地区的一类丧葬传统。其源流或可追溯到此区宋代的石棺墓。
[65]张国维：《稷山县博物馆收藏的几方宋金石、陶棺》，《文物世界》2007年第3期。
[66]任喜来、呼林贵：《陕西韩城金代僧群墓》，《文博》1988年第1期。
[67]忻州地区文管处：《五台县发现宋代陶棺》，《文物世界》1996年第4期。
[68]徐苹芳：《关于宋德方和潘德冲墓的几个问题》，《考古》1960年第8期。
[69]徐治亚等：《元代龙川和尚墓的发现和白马寺内的有关石刻》，《文物》1983年第3期。
[70]张青晋：《山西永济发现金代贞元元年青石棺》，《文物》1985年第8期。
[71]王进先：《山西长治市发现金代石棺》，《考古》1986年第2期。
[72]解希恭、阎金铸：《山西永和县出土金大安三年石棺》，《文物》1989年第5期。
[73]这是一类以画像石棺为主体的墓葬，主要发现于洛阳附近。其中单独发现的画像石棺有三例，因系征集，原墓室环境不明。这些石棺上均有榜题，墓主人身份分别是“金紫光禄大夫孙王十三秀才”“洛阳张君”和“朱三翁”，均为仕宦人家的后裔和无官职的殷富人家。石棺作前宽后窄的长方形，正面雕出假门、窗或门楼式建筑，另三档和棺盖上刻有孝行图、侍奉图、墓主人升仙图和云鹤、花卉及榜题。还有一座石棺发现在土洞墓中，墓壁没有复杂的装饰，石棺线刻才是该墓的装饰主体，这也说明此类石棺线刻的功能与仿木构砖室墓的壁面装饰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