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东南地域以长治为中心，包括周边的长子、襄垣、屯留等地；金代划归潞州府，北接晋中诸地，东南与焦作为中心的怀州接邻，西南与侯马为中心的绛州地区呼应；元代统属于晋宁路。在墓葬面貌上，这一地区自金中期已形成相对固定的地域性墓葬规制，并体现出对周边区域墓葬因素的吸收与融合：一方面，墓室结构及葬制与晋南地区颇多类同，流行后壁与左右侧壁雕砌“一门二窗”或通壁门扇；壁面装饰纵向分层，门窗上下均有彩绘；多见家族丛葬。另一方面，壁画装饰也吸收了河南地区砖雕壁画墓的因素，在“门窗”之间穿插墓主对坐及饮食备荐场景。
该区域的蒙元墓例集中发现于屯留、长治与长子。长治周边的蒙元墓有李村沟壁画墓[37]、捉马村M1与M2[38]、市南郊司马乡壁画墓[39]和郝家庄壁画墓[40]等，其中捉马村M2为大德十一年（1307年）纪年墓。屯留与长子地区几处墓葬的营造时代涵盖了元代早中晚各期，如长子碾张村大德十一年（1307年）墓[41]、屯留康庄工业园韩氏家族墓群[42]及牛氏家族墓群[43]等。从上述墓葬资料分析，晋东南地区的蒙元墓葬在墓室结构上基本承袭金代旧制，而壁面装饰则明确体现出新旧并行的两套模式：一组是长期沿用当地金墓以通壁砖雕门窗为核心的旧传统，一组是引入“燕云模式”以彩绘孝行屏风画为核心的新风格。下文拟从墓室结构和装饰格局入手，结合随葬品，探讨晋东南墓葬在整个金元时期沿革并济的发展轨迹。
一 渐趋简化的墓室结构
已刊布的晋东南元墓资料在墓葬年代上集中在14世纪初元代中期的大德到至大年间，13世纪中后期的墓例，蒙古国阶段的区域面貌难以完整呈现。如将当地金代中晚期的资料一并观察，我们或能一窥该区域金元嬗代之际墓葬形制的流变脉络。
至迟在金代中后期的12世纪中叶，长治及周边金墓的墓室结构已形成相对固定的区域样制，可分作简单单室墓及带壁龛、侧室的单室墓两大类。前者以屯留宋村天会十三年（1135年）墓[44]和长子西峪村崇庆元年（1212年）墓[45]为代表；后者墓例相对更多，广见于长子及长治地区：其中长子地区的墓葬多于后壁设龛，如长子石哲正隆三年（1158年）墓[46]和小关村大定十四年（1174年）墓[47]，长治地区则流行东西北三壁开设龛室，如故漳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墓[48]和安昌明昌六年（1195年）墓。小龛与侧室的流行，应是为了适应晋东南地区一墓多人的家族丛葬习俗，这也是当地金元盛行“聚族而葬”最为直接的实证。
无论设龛与否，晋东南金墓的墓室结构在12世纪中叶已形成固定模式：主室平面为方形或近方形；墓室规模也较为统一，边长基本在2.5～3.0米之间；后壁及东西壁面下接凸字形砖砌棺床。仿木构建筑相对复杂：各壁以砖雕一门二窗为核心，墓室四角均设柱础、立角柱，柱头上承转角斗拱，每壁转角斗拱间又设1～2朵补间斗拱；斗拱样式为繁复的四铺作和五铺作（表2.11）。
表2.11 长治及周边地区金中后期墓葬的结构与葬式
至13～14世纪之交，晋东南砖雕壁画墓在墓葬形制上展现出渐趋简化的时代新风。相较于金墓广设龛室的复杂结构，元墓均作简单方形单室墓，未见小龛和侧室。同时也应注意，金元之际墓室结构的变化并未对葬式传统造成明显影响，仍以多人丛葬为主，只是将原来分置于不同龛室空间的尸骨集中安置在主室棺床或甬道的不同方位。以长治捉马村墓葬为例，M2的墓壁题记显示这是一处由两座墓葬构成的家族墓地，M1与M2均由杨氏家族孙辈的“杨林、杨资”等修葺，以安葬和供养“祖考杨添、李氏、贾氏”以及“父亲杨诚、母亲申氏”。统计这两座墓葬中的骨架个体，可知M2中埋葬有3人、M1中安葬2人，正与墓壁题记一致。
在墓室整体结构趋于简化的前提下，晋东南地区蒙元墓葬的壁面装饰由金代中后期以砖雕门窗为核心的统一模式，转变为新旧模式长期共存、各有分野的两组格套。一组以袭旧为特征，沿用了当地金墓以砖雕门窗为核心的旧传统。墓例主要集中于长子与屯留，如长子李沟村墓、碾张村墓以及屯留康庄工业园韩翌墓、牛详墓。金墓盛行的通壁一门二窗、四角立柱、柱头与补间斗拱等仿木构格局均得以保留。另一组则另辟新相，彰显出以屏风壁画或彩绘围屏床榻为核心的新格局。这组墓葬包括屯留康庄工业园韩赟墓、牛谨墓，以及长治捉马村、司马乡和郝家庄壁画墓等。墓室壁面弃用以砖雕一门二窗为核心的金墓传统，转而大量使用壁画装饰，角柱逐渐消隐，直接出斗拱或全不用斗拱。从纪年材料看，这两组墓葬装饰格套长期共存、并行发展，从13世纪后半一直存续到14世纪中期的元末阶段。
墓葬形制守故与启新的双核并行模式虽分野明显，但二者在仿木构建筑的发展趋势上完全一致，均体现出日渐简化的时代特点：早期复杂的五铺作被把头绞项造替代，甚至完全不用斗拱；一门二窗也出现了影作彩绘的形式，如屯留康庄至治元年（1321年）牛详墓（表2.12）。
晋东南地区墓室结构的“金元之变”，可视作仿木构砖雕在当地渐趋衰落的典型表征；这种渐趋简化的墓室营建趋势，可在其他中原北方地区的蒙元墓葬中看到类同表现，如以大同为中心的晋北地区、以太原为中心的晋中地区以及以焦作为中心的冀南豫北地区。而砖雕建筑的衰颓通常伴随着壁面彩画比重的上升，后者逐渐成为最主流的墓壁装饰形式。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长治地区金元墓葬的对比，对晋东南墓葬装饰的演变轨迹做出进一步梳理。
表2.12 长治地区蒙元墓葬的结构与葬式
二 由纵至横的壁面装饰
12世纪前期以降的晋东南金墓装饰展现出三大特征：其一是砖雕与彩绘并重[49]，以砖雕门窗为主体“框架”，门窗间穿插墓主夫妇并坐、日常侍奉、放牧耕厨和武士等壁画场景；其二是壁面装饰纵向分层，砖雕和壁画由上至下分为若干装饰层带，中层以门窗砖雕为核心，门窗上下均有壁画；其三，“孝行”题材成为壁面绘饰的主体图像，在分布位置和数量上均渐趋格式化。
由金入元，晋东南地区墓葬渐趋简化的不只是墓室结构，壁面装饰的繁复程度同样呈现出衰减趋势。考虑到该区域蒙古国时期和元代前期墓例资料的欠缺，我们仍以当地金代中后期墓葬为参照，尝试勾勒出晋东南金元之际墓葬壁面装饰的演变谱系。
1.金代中期-金元之交：壁面装饰的简化及孝行题材的定型
以长治、屯留、长子等地纪年墓为线索，我们可将晋东南地区金代中后期的墓葬装饰分为前后相继的两组。第一组墓葬年代集中在12世纪前中期，包括屯留宋村墓（1135年）、长子石哲金墓（1158年）、长子小关村金墓（1174年），长子南沟金墓M1在装饰格局上与小关村墓几乎一致，年代也应与之接近，当在12世纪后期。第二组墓葬的时代主要为12、13世纪之交，包括长治故漳墓（1189年）、长治安昌村墓（1195年）和长子西峪村墓（1212年）。
这两组墓葬在壁面装饰上展示出区域传统的连贯性，均以门窗砖雕为中心，实行上下分层的纵向图像布局。但装饰主题的丰富程度上又明显展示出逐步缩简的演变趋势。其一，墓主夫妇坐像逐渐消失。第一组的四座墓葬，北、西、东三壁中心的假门或小龛两侧，均绘饰一组或多组夫妇对坐图；而第二组墓例中，前期流行的墓主形象不再出现。其二，挑水、舂米、磨面、庖厨等劳作场景的消失。这组以井碓仓灶为视觉符号的图像母题，曾在陕西、山西、甘肃等地的宋金墓中广为流行，而12世纪末却从晋东南墓葬彩绘中逐渐退出。其三，南壁墓门两侧图像简化，早期的牧牛、饲马和车架图像固定为武士或门吏形象。以上三类旧有图像系统衰颓的同时，孝行故事成为最为核心的壁画题材，固定装饰在门窗上下或阑额之上，数量也基本确定在22～24。装饰位置与数量都渐成定式，二十四孝的组合模式在此时臻于完备（表2.13）。
表2.13 长治地区金代墓葬壁面装饰布局
2.蒙元阶段：壁面装饰格局的双轴并立
与墓室结构双核模式长期并行的情况相同，晋东南蒙元墓葬的装饰格局也体现出新旧传统双轴发展的面貌。
第一组：以门窗为轴心的旧传统。
此类墓葬装饰仍以金代三门六窗的砖雕框架为轴心，门窗间穿插饮食备荐及孝行故事。与金代中后期的墓壁装饰比照，这一类型的晋东南蒙元墓葬装饰格局仍可见承放立新的时代之变。一方面依旧保持了砖雕、壁画互补并重的装饰手段，以砖雕一桌二椅为中心的格局仍在沿用。另一方面，一系列新的装饰因素和布局模式渐成定制。从图像主题上看，以后壁为中心左右对称绘饰的“茶酒并进”题材和南壁墓门两侧左右分绘的灯擎与屏架成为晋东南蒙元墓葬的固定模式；从整体装饰布局看，金后期盛行的纵向多层装饰带逐渐简化，砖雕门窗之间插绘的横向单层装饰带成为主流。长子李沟村墓、碾张村墓（图2.7）以及屯留康庄工业园M1韩翌墓均属此类。
图2.7 长子碾张村元墓壁画布局（采自《三晋考古》第四辑，第539页，图二、图三）
这批以砖雕门窗为轴心的墓葬中，长子李沟村墓较为特殊。其并未采用门窗间插绘孝行题材的本地金墓传统，整体壁面装饰布局与河南焦作老万庄M2类似，在门窗砖雕间绘饰男女侍从和茶酒备荐图像。在整个北方地区金元之际变动而多样的墓葬面貌大趋势下，特定区域墓葬装饰模式中出现本地传统之外的图像题材并非孤例，或是相邻区域文化面貌的渐次渗透，或是工匠群体流动带来的技术迁播，蒙元前期各区墓葬面貌的多元性与交融性，多借此途实现。这种外来因素给当地墓葬装饰带来的冲击，在另一组墓室装饰格套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第二组：以屏风为轴心的新格套。
此类墓葬以孝行屏风或围挡床榻为轴心，通壁全用彩绘，不见门窗砖雕。屏风以棺床或后壁为中心，常以四面屏风形成北、西、东三面围合，墓主形象隐而不现，是为“虚席以待”。孝行题材的表现上，金代后期数量众多的二十四孝图像急剧缩减，通常选择性地展示出有限的故事场景，并与屏风数量保持一致，一屏一图；每个故事图像外均以墨线框出矩形轮廓。屏风左右侍立进奉茶酒的男女侍从；墓门两侧分绘衣架与灯檠，最终与前一组墓葬装饰的演变合流，可视为晋东南元代前期墓葬装饰格套的定型。典型墓例如：屯留康庄M2韩赟墓（图2.8）、M13牛谨墓，以及长治地区的捉马村（图2.9）、司马乡和郝家庄壁画墓（图2.10），年代集中在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初（表2.14）。
图2.8 屯留康庄工业园M2韩赟墓壁画布局（采自《考古》2009年第12期，第43页、图四；图版拾肆：1～4；图版拾伍：1～2；图版拾陆：1、2）
图2.9 长治捉马村M2壁画布局（采自《文物》1985年第6期，第66页，图三；第69页，图一六）
图2.10 长治郝家庄元墓壁画布局（采自《文物》1987年第7期，第90～91页，图六）
表2.14 长治地区元墓壁面装饰布局
如果我们将长治地区蒙元墓葬的壁画布局与燕云地区对比，会发现两者风格一致：均以屏风为中心，两侧对称分布备茶与备酒题材（见表1.10、1.11）。这类墓壁装饰模式虽未见于晋东南金墓，但至迟在金代中期已渗透至晋中地区，如平定西关村M1[50]。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一阶段的晋东南墓葬中也发现与晋北大同蒙元墓相同的茶酒供器组合（表2.15）；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晋东南与燕云地区元墓在墓葬面貌上的某些相似性[51]。同时，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长治蒙元墓葬的壁面装饰，可发现郝家庄元墓出土的成组陶供器与李村沟元墓和南郊司马乡元墓中的砖雕、壁画茶酒图像存在对应关系：随葬器物与壁面装饰相互补充，营造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空间格局。无论是假门、灵位、屏风还是床榻，在宋金以来形成的墓室图像语言中均有代表“墓主人之位”的含义，晋东南元墓装饰的两大轴心模式虽看似广有差异，实际上都致力于营造以“墓主之位”为中心、左右茶酒供奉的格局。这种非相邻地区墓葬的面貌共性与传递方式，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表2.15 长治地区金元墓葬出土随葬品
注：〇为随葬器物；●为壁面图像。
装饰格局的分组结果与前文墓室结构的分组模式完全重合，可知长治及周边蒙元墓葬的壁面装饰要依托墓葬整体结构来营构与安排，因而二者具备基本同步的演变步调。
无论是三门六窗的砖雕框架，还是通壁合围的屏风、挂画，长治及周边元墓壁面图像的整体布局，已从金墓通壁满布的上下纵向分层，转为相对简化的左右横向列布，而这种变化在孝行故事图像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综上可见，晋东南地区蒙元墓葬的区域面貌体现出突出的连续性，蒙元墓葬内部很难看出早晚阶段的分界，反而与同区域金代中后期的墓葬传统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以一门二窗为核心的金墓传统长期存续，一直到元代后期仍未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以屏风或围榻为核心的装饰模式成为当地新出现的区域特征。但是，这种新模式始终未能完全替代当地传统模式，而是以双核并行的方式，长期同时存续于整个蒙元阶段的晋东南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