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以赤峰和上都为中心的蒙汉墓葬

第一节　以赤峰和上都为中心的蒙汉墓葬

金元之际，北方地区战乱频繁，南下的蒙古铁骑带来了强烈的文化冲击。作为北地草原和燕云汉地之间最为重要的过渡地带和文化中心，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成为这种冲击最先波及和影响的地域。赤峰和凌源地区的蒙元壁画墓在沿承辽金旧制的基础上，出现了“蒙古化”倾向的新因素；而上都则作为蒙汉混居之地，集中体现出不同族属在葬制上的相互交融与文化互动。这一阶段该区域的墓葬文化，体现出沿革并济的复合面貌：蒙汉这两个文化群体在本持各自故俗的基础上，选择性吸收着对方的文化因素，并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对其进行相应的变通，展现出墓葬文化面貌的交错与涵化。

一　以赤峰为中心的壁画墓

长城以北地区发现的蒙元壁画墓数量不多，但保存较好，是研究长城以北墓葬装饰题材和空间布局的重要资料。目前所见墓例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尤以赤峰一带最为集中，元宝山[3]、沙子山[4]和三眼井[5]等地先后发现了四座壁画墓，另于翁牛特旗[6]和凉城后德胜[7]各发现一座墓葬。而辽金阶段壁画墓集中分布的朝阳地区，在蒙元时期则甚少发现此类墓葬，目前仅于辽西凌源发现一座彩绘石室墓[8]。长城以北地区所见蒙元壁画墓无论在墓室结构还是壁画内容上均有统一规制：墓室形制全为近方形砖石室墓，多数有阶梯式墓道，墓顶为穹隆顶。壁画内容也体现出固定的组合模式：以墓主人夫妇并坐图或屏风、床榻为中心，左右两侧对称分布侍奉、游猎、宴乐和孝行题材，墓门内或甬道两侧多绘出门吏和出行图[9]。

今赤峰市的绝大部分地区，在蒙古帝国时期同属弘吉剌部特薛禅子孙的封地。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发布了敕封弘吉剌部特薛禅家族封地的诏旨：火忽的封地大致在今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之间，包括今赤峰市的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翁牛特旗的大部分地区；唆鲁火都的封地大致包括今赤峰市翁牛特旗南部和赤峰市松山区的部分地区。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地缘文化下，赤峰周边的蒙元壁画墓很自然使人度测其与弘吉剌部特薛禅家族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

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加之“蒙古衣冠”的人物壁画，这批墓葬材料自刊布以来，即被视为蒙元时期蒙古贵族或官员墓葬和蒙古人汉化的重要佐证，壁画中人物蒙古化的衣冠配饰，也成为研究蒙古族物质文化和民族传统的重要资料。无论是墓葬发掘者还是研究者，大都倾向于将这批墓葬所属人群划归为蒙古族。然而，综合考量墓室营建、壁画布局和出土器物，并参考同区辽金墓葬进行长时段观察，我们或许会对这批墓葬的族属问题有新的认知[10]。下文将综合勘考壁画布局、墓室结构、葬式葬具与器物组合对这批壁画墓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其渊源传统和族属问题展开再思。

1.墓壁装饰：传统模式下的局部变化

长城以北地区墓葬壁画在人物表现上具有明显的蒙古化风格，但并不能就此断言其墓主的蒙古族属。人物形象毕竟只是构成图像主题的“模件”，统属于一套完整的图像题材或场景。事实上，如果忽略人物衣饰装扮的细节，这些墓室图像无论是在整体布局还是内容题材上，均与同区辽金墓葬壁画一脉相承，是一个沿承有序的发展序列。鉴于赤峰与朝阳周边的金代壁画墓发现极少，我们或可援引11世纪晚期的辽代壁画墓资料作为补证，同时结合朝阳地区有限的金墓资料作为参比对象，探讨长城以北地区蒙元壁画墓的文化渊源。

赤峰、朝阳一带曾属于辽畿内地区，金代亦处于女真人统治核心，墓葬面貌上兼具汉人、女真和契丹等多元性文化传统。在经历了辽金时期不同族属的文化融合之后，墓葬壁画体现出融通南北的特点：在整体布局上借鉴了长城以南墓葬壁面装饰的表现形式，又在部分细节上体现出游牧民族特点；从地域传统看，该区与“山后”大同、宣化地区和“山前”北京地区的长城以南壁画墓多有交流。从壁画的内容与布局出发，可以将这一地区的辽金壁画墓划分为三大组别（表1.1）。A组基本不涉及游牧生活，不见驼车、行猎和备马等题材；整个壁面装饰以墓室后壁为中心，两侧对称表现进宴、乐舞等侍奉图像，尤以成组出现的备茶、备酒题材最为典型，墓门两侧和甬道则以门吏为主。这一组别又可细分为两小类：一类以墓室后壁的屏风床帐为中心（多作五扇），不见墓主形象，如辽墓中的七家M2、下湾子M5和朝阳扶风马令墓；另一类墓室后壁表现屏风环绕的假门，右壁通常作一桌二椅或墓主坐像，如羊山M1和下湾子M1。B组在墓室后半部也通壁装饰屏风，但与A组不同的是，壁画内容存在明显表现游牧生活的图像，如驼车、备马与行猎题材，木头城子、滴水壶和喇嘛沟辽代壁画墓即属此类。C组壁画和A组十分接近，从本质来说仍然是以多扇屏风为中心的布局模式，但孝行题材非常特殊，在燕山-长城南北一带比较少见[11]，代表墓例为宣化下八里Ⅱ区的辽末壁画墓M1[12]。

将内蒙古东南与辽西发现的蒙元壁画墓列表分析，可看出以上三类辽金墓葬壁画的布局和题材在其后的蒙元墓葬中一一得以延用和发展（表1.2）。具有A组风格的蒙元墓例以沙子山和元宝山两墓为代表，辽金墓葬中后壁以假门为中心的情况不复存在，转为多扇通壁屏风或端坐于屏风前的墓主坐像；东西侧壁依然承袭旧制，对称表现茶酒进奉的场景；墓门和甬道描绘门吏和伎乐（图1.1）。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处墓葬壁画中屏风上所描绘的山居、行旅等隐逸题材，与长城以南大同冯道真墓和齿轮厂元墓完全一致；茶酒并进的表现题材也与晋北地区的同时代墓葬类同；同时沙子山墓壁上部以金乌和玉兔表现日月的图像细节也与晋北地区辽墓相同。这些现象说明赤峰地区的蒙元壁画墓既在时段上承袭了辽金旧制，又在地域上与晋北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联。

B组墓葬的游牧题材在蒙元时期表现得更为充分，同时形式上也相对固定，以三眼井（图1.2）和富家屯元墓（图1.3）为代表（考虑到墓主籍贯带来的墓葬传统取向，也将蒲城壁画墓归入此组讨论），围绕着后壁的屏风围榻或墓主形象，东西侧壁均有行猎和备马题材，其中行猎题材固定表现为出猎前的进酒饯行和游猎归来的乐舞迎归，分列于左右侧壁，与之相配合的备马题材则统一表现为树下拴马场景[13]。

C组墓葬以凉城后德胜和翁牛特旗两地发现的壁画墓为代表。与同区辽金墓略有不同的是，孝行题材的表现形式从早期通列于后壁和左右两壁转为分布于左右侧壁（中以墓主坐像或床帐相隔），与长城以南北京周边的壁画墓格局相似。孝行人物的装束则通用蒙古衣冠，故事场景也相应移换至松漠之间的“白山黑水”中，体现出传统题材随时代和使用人群所做出的变通（图1.4）。

通过对比可见，蒙元时期长城以北墓葬壁画在总体布局和图像题材上袭用辽金规制，但一些局部细节发生了明显异变，最典型的特征当属后壁墓主人夫妇蒙装并坐图像的出现和大量使用，蒲城、元宝山、三眼井和凉城后德胜壁画墓均存在这种图像模式（图1.5）。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山西（大同以南）、冀南、河南和山东，无论是长城以北的内蒙古、辽西，还是长城以南的燕云之地，墓主人形象在整个辽金墓葬壁面装饰中出现较少，只有少数墓例将其表现在墓室侧壁，多以一桌二椅的家具来暗示（如前述A2组的辽金壁画墓。这类墓葬应当是受到宋代壁面装饰传统的影响）；墓室后壁则以屏风、假门或围榻为饰，不见墓主形象。故而这种夫妇并坐的主壁图像虽非首见于蒙元时期，但于长城以北地区而言，则是一类新兴的表现题材。接下来我们就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长城以北蒙元墓中突然出现的墓主正壁端坐图难以在邻近的燕云地区找到直接相袭的文化渊源，也缺少当地辽金墓葬的直接传统，那么它的图像原型和出现契机又是什么呢？从这一地区祭祀和宗教遗存的图像场景入手，或许可以找到蒙元墓葬图像中夫妇蒙装并坐图的另一缘起。

蒙人的朝典帝后御容[14]和石窟供养人壁画为墓室正壁描绘的墓主坐像提供了类同的表现模式。我们可从伊尔汗国14世纪初的帝后朝典图中管窥蒙古族供奉帝后御容的表现（图1.6）：可汗与王妃居中而坐，可汗戴瓦楞帽、王妃戴罟罟冠，两侧随侍进献酒饮；这一图像模式可作为蒲城元墓和元宝山壁画墓正壁图像模式的参比对象（图1.7）。在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百眼窑石窟第31窟，发现了元代“供养人家族”壁画[15]（图1.8）。这种多位妻子分坐于男性祭主身侧的组合形式，也见诸凉城后德胜元墓的后壁图像（图1.9）。

在承袭辽金北区墓葬装饰传统的同时，这一地区的壁画墓在墓室空间的表现上也有明显的创新之处——场景营造上的“游牧化”，集中体现在墓室空间对毡帐内部的模拟。长城以北的辽金壁画中虽然也存在表现游牧生活的户外活动题材，但墓壁仍大量使用立柱、斗拱和门楼等仿木构建筑，整体上依然搬用了中原传统的室内建筑形式。与之相较，此区蒙元墓葬壁画大多不囿于仿木构建筑的局限，室外场景得以强化，不仅出猎迎归、树下备马等传统游牧题材如是，通常位居室内的茶酒荐备和夫妇并坐题材也表现为席地幕天的室外场景。更为特殊的是，墓室从发券处到墓顶部分出现了模仿毡帐顶幕的装饰效果：此类墓葬墓室装饰完全不用斗拱梁枋，通常在墓壁发券处绘饰一周装饰纹带，类似毡帐内的带箍；其下勾绘一匝短而繁密的帷幕走水。赤峰元宝山壁画墓的墓室券顶绘一周缠枝牡丹、荷花，下环绕杏黄色帐幕走水，其下又承挂帷幕与祖绶；蒲城洞耳村元墓也有相似的构图，墓顶装饰莲花童子和摩尼宝珠，下接灰色帷幔一周。这种墓室空间对游牧毡帐的模拟可以说是蒙元壁画墓的首创，作为新的文化因素，最早应用于长城以北地区，并慢慢影响到河北、山东等地[16]。

通观长城以北的墓葬壁画，我们会注意到两类迥然不同又交错共存的文化面貌：一方面，墓室图像在内容题材和空间布局上均遵循辽金旧例，延续了传统的墓葬装饰风格；另一方面，具体题材的细节表现形式上，又明显体现出新因素，更多表现了蒙古风格的衣冠制度。面对这样两类共存的文化面貌，又应如何界定墓葬所属人群的族属呢？壁画装饰中体现出的文化复合性究竟应该归于蒙人南下的汉化进程，还是北地汉人在政治变动下的移风易俗？我们不妨再观察一下这批壁画墓的墓室结构、葬式特征和随葬品组合。

2.葬制选择：辽金时期葬俗的袭用

墓葬结构上，赤峰周边的这批蒙元壁画墓均为类方形的砖室或石室墓，基本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墓室规模相对统一，除翁牛特旗梧桐花墓之外，边长都在2.2～2.5米之间。墓室内多数不使用仿木构建筑，仅凉城与翁牛特旗的两处墓葬使用了简单的角柱和一斗三升的转角、补间斗拱。在墓顶构建上，除沙子山元墓报告中未加言明外，其余墓葬的建筑手法极为一致：均在封顶处留出方形“天窗”，上以砖石封盖，盖顶砖石下镶嵌铜镜一枚（表1.3）。这种墓顶结构通常被研究者用来与蒙古包的顶部结构相对比，并以之作为蒙古族墓葬判定上的重要持据。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这类长城以北地区的砖室壁画墓做一个长时段的梳理，可知墓顶留孔、上盖砖石的墓顶营建方式并非蒙元时期的首创，而是辽金时期就在当地广泛使用[17]，辽墓中的巴林右旗庆陵、法库叶茂台墓、朝阳前窗户墓、库伦一号墓，以及金代的朝阳扶风马令墓和敖汉旗小柳条墓都是代表墓例（表1.4）。这种墓顶处理方式与其说是蒙古包的再现，不如将其视作北方游牧民族毡帐生活在墓葬营造上的反映，并不能作为判定墓葬族属的标准。而墓顶正中悬挂铜镜的做法，更是整个北方地区宋代以来的流行葬俗，辽金时期也非常多见，广泛发现在长城南北的不同文化区中[18]。因此，通观长城以北地区蒙元壁画墓的墓葬形制，无论是墓室规模、平面形状还是墓顶形式均完全继承了金代方形仿木构砖室墓的传统。

与壁画中鲜明的“蒙古化”特征不同，在墓室结构上，我们很难看出蒙古族文化冲击造成的影响；或者说，这批壁画墓的墓室结构基本没有体现蒙古族的葬制传统，而是全部沿用了辽金砖室墓的传统模式。

葬式与葬具上，所有墓例均在墓室后半部铺设砖棺床，棺床上多数直接安置尸骨，部分使用木棺殓葬，葬式上则全部为仰身直肢葬。其中三眼井M2中的棺板上绘有四神形象，目前可辨朱雀和白虎，完全是对辽金彩绘木棺葬具的继承。木棺尸骨葬既是金代的传统葬制，也是内蒙古和蒙古地区所见蒙古人墓葬的殓葬方式；如果单从这点入手，很难有效推定墓主族属。但可以肯定的是，墓室后部砌筑砖棺床的做法并非蒙古墓葬的传统，而是辽金和北宋北方地区最为常见的葬制特点。此外，上都周围蒙古人墓群普遍使用三周铁棺箍固定木棺的做法[19]也未见于这批壁画墓。这些现象均反映出长城以北蒙元壁画墓在葬制上也基本袭用了辽金旧制，没有出现明确的蒙古族葬式特征。

这些壁画墓多遭盗扰，随葬品存留不多，很难复原入葬时的全貌。从现存出土情况来看，器物组合以碗、瓶、灯盏等陶瓷器皿和铜钱为代表，也有铁制的马具和车具，个别墓例中有殉牲和涂彩石块。陶瓷容器和铜钱随葬在北区的辽金墓中多有发现，其中鸡腿瓶更是辽金典型的随葬用具。至于通常被视为蒙古族群特征的马具与殉牲，同时也是契丹和女真族墓葬文化的重要特征；不过用狗作殉牲更多见于金代女真人的墓葬传统，而蒙古墓葬通常殉羊。凉城后德胜M3和赤峰元宝山墓葬中发现铁犁铧的葬制，依然是汉地葬俗传统的延续[20]。这种随葬金属车具的现象不仅可在长城以北的辽金墓中寻找渊源[21]，在中原地区山西、河南等地的金墓中也有发现，如洛阳孟津麻屯天德二年金墓[22]、山西离石马茂庄正隆四年金墓[23]、西安市北郊明昌三年金墓[24]。由是可见，长城以北的蒙元壁画墓的随葬品组合，基本承袭了金墓中的器用传统，而并未发现明显具有蒙古族文化特征的器物。

如果说长城以北的蒙元壁画墓在墓室装饰上体现了辽金模式与蒙古文化的融合，其墓葬结构和葬制则基本沿袭了金代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墓主的族属判定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汉化”程度较深的蒙古族官僚和贵族，二是归降蒙元后逐步“蒙古化”的“汉人”[25]军政官员和所谓“大根脚”封地家臣。而综合多种因素分析，这批墓葬更可能是“蒙古化”的中下级“汉人”官僚。下文将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探讨。

3.墓主族属的辨析

通过对墓室装饰、墓葬结构、葬式葬制和随葬品组合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长城以北地区的这批壁画砖室墓在墓葬文化面貌上大多体现出对金墓传统的承袭；而“蒙古化”特点则集中表现在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和题记内容。接下来我们逐条详细分析这批墓葬中的“蒙古化”因素，结合文献材料，尝试辨析墓葬族属问题。

其一，衣冠制度与族属。目前研究者将这批蒙元壁画墓划定为蒙古墓葬的关键持据，在于壁画场景中典型的“蒙人衣冠”：其中男墓主的瓦楞帽、软帽、辫线袍，男侍从的三搭头“婆焦”发式，以及女墓主的半臂夹袄、大袖袍、罟罟冠等，都是极具蒙古族特色的衣冠服饰。然而，是否身着蒙古衣冠的人物就是蒙古族呢？仔细观察上述蒙元壁画墓的人物形象即可发现，在表现蒙古装束的同时，也或多或少保留着辽金时期的衣饰风格，如凌源富家屯元墓门楼上和后壁床榻周围的一众侍女、凉城元墓起券处的招魂女、赤峰沙子山、元宝山元墓中进献茶酒的侍从和门吏等。这些细节均体现了“故金旧俗”和“蒙古衣冠”共存的文化交融性；与其判定为蒙古族官员的“汉化”之举，不如说是长城以北归蒙的“汉人”军政群体随政治取向而做出的文化调整。

蒙元时期虽以官方政书的形式颁行了允许汉地居民沿用旧有衣饰传统的条令[26]，但国朝南北，尤其曾是辽金旧地的燕云和长城以北地区的汉人群体，在与蒙古族的频密接触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蒙古文化传统的影响，所谓“世庶咸辫发锥髻，深襜胡俗。衣服则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27]。其中率先实现衣冠蒙古化的群体应该是蒙金战争中或之后归元的故金官员或封地卫属。这一群体的聚集区域主要在金代统治中心的赤峰、朝阳一带和长城沿线，最先被纳入蒙古国势力范围，也最早接触蒙古文化。至于归元金人在文化面貌上力求接近蒙人的原因，不外乎长期胡俗侵染的地域文化传统和力图融入统治民族的政治取向这两个主要因素。

《揽辔录》曾对辽金北地的胡化传统做出概括：当地人群“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质尽为胡矣”[28]。加之契丹、女真与蒙古族皆属北方游牧民族，本身日常习俗即有不少共通之处，具备了短期内迅速融通的文化基础。同时，衣冠制度上的蒙古化实际上是政治归元的一种文化表象，服制模仿的背后是向统治者靠拢以求仕进的政治动因[29]。另一方面，这种归元汉人群体的“蒙古化”趋势，也体现在改用蒙古人名上，尤其是汉姓蒙名的拼合类名字。

其二，墓主姓名的蒙古化，蒲城壁画墓中男墓主坐像上方有“张按答不花”的墨书题记。发掘人员和不少研究者均将其视为墓主蒙古族的有力证据。然而，通过对史料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类汉化姓氏后叠加蒙古名字的使用人群，实际上应为蒙古化的汉人群体。萧启庆提出，汉人和蒙古人名之制自成体系，“汉人重姓氏以名本始、别婚姻”，而蒙古人则“有氏族之别而无姓，通常称名而不称姓氏”[30]。蒲城元墓中“张按答不花”由汉姓“张”和蒙人习用名“按答不花”拼合而成，十分特殊[31]。此类拼合名字是蒙元时期汉人蒙古化的典型表现，既有蒙古上层对降蒙军政官员的赐名，如贾昔刺、贺伯颜（贺胜）等；也有汉人为猎取官职自取蒙古名冒进的情况[32]。据李治安分析，蒙古国时期拼合名字的使用群体更多的是降蒙的军政官员、宿卫、封地私属和中下级官吏，尤其以燕云之地的契丹、女真人居多[33]，而蒲城元墓在年代与地域上均与之相符，墓主身份可明矣。当然，蒙元时期也存在汉化蒙古人改用汉名的情况，这种名号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为正式采用汉姓、汉名，以致其蒙古名失传者；其二为保持蒙古名，但采用汉文字号者；其三则是取用汉文通俗名[34]。然而，在这三种蒙古人改汉名的情况中，均不存在类似“张按答不花”之类的拼合名字。再综合考量蒲城元墓的墓葬规格和葬制，可见其整体上仍袭用了辽金墓葬制度模式，只附加了“蒙古化”的细节表现；鉴于此，将这座壁画墓的墓主归入“蒙古化”的汉人群体更为合理。以之为参照标准，长城以北这批墓室结构和壁画布局大体相似的砖室墓属于“蒙古化”金人的可能性相当大；再考虑到人物冠服所体现的品轶制度[35]、斜坡墓道[36]和无墓志发现的情况，可进一步将其定位于归元的中下级官吏。

在讨论了北地汉人蒙古化的墓葬文化表现后，接下来我们又面临一个问题：考虑到蒙汉涵化趋势，长城以北这批以辽金传统葬制为基础、兼具蒙古文化风格的墓葬是否也有可能属于汉化程度较深的蒙古人群体呢？不同族属间的涵化确实是蒙元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在汉人出于政治选择做出的“蒙古化”文化取向之外，蒙古人集团在不同领域亦有汉化倾向；丧葬制度上更不免受到汉地环境影响而采用汉俗。其中营建类屋式墓室、树立神道碑、安排石像生、撰写墓志铭和随葬陶瓷明器等葬俗均是引纳汉地旧俗的例证。然而，汉化的蒙古人群体虽然受到汉地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依然固守着某些蒙古族丧葬传统。以洛阳赛因赤达忽墓为例，这座元末蒙古贵族墓葬虽然使用了河南宋金风格的墓室结构和成套的仿古陶礼器，但依然保持着蒙古族深埋秘葬的传统葬俗。与之相较，长城以北的这批壁画墓除了人物表现上的蒙古化风格，其余葬制特征全部沿用汉人传统。如果这种现象是蒙古人的深入“汉化”，那么这种全用辽金旧俗的做法几乎相当于让蒙古族完全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基本全盘“同化”，这在实行蒙古人本位政策的蒙元时代是很难想象的。

综上，这批长城以北壁画墓的墓主绝大多数应归为较早归降蒙古的“汉人”群体，其多数在金代具有一定官职，归降后多作为蒙古贵族封地的属臣、军官和侍卫，与蒙古族上层人群接触较多。该群体在葬俗主体上仍然保持了辽金时期形成的故俗传统，但壁画的细节表现上又体现出蒙古文化的影响。这种大传统下的小异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归元汉人在政治动因下的文化变动，以及这一群体向蒙古本位文化靠拢时对传统葬制所作出的自我调整。

然而，囿于墓例和墓葬分布范围的局限性，这批壁画墓并不能全面反映长城以北蒙古族和汉人这两大群体在墓葬文化上的互动关系。蒙汉族群在墓地安排上是聚族营墓还是混合埋葬？其在各自传统丧葬方式和异族文化传统间是如何平衡与调整的？要探讨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将目光转移到因强制迁徙、屯田、镇戍等故大批迁至蒙古草原并长期留居的汉人群体，和借此与汉人群体发生文化接触的普通蒙古族人群。元上都周边集中分布的蒙汉墓群，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二　以上都为中心的蒙汉墓地

蒙古国时期，大批归降人户被强制迁往蒙古草原。元代陆续有汉军、新附军在草原地带镇戍或屯田；同时又以“土城”为中心，陆续聚集了汉地迁来的各色工匠。这些多种职业的汉人北迁人口聚集的地区中，以和林城[37]和上都城最具代表性。依托于草原城市的北迁“汉人”群体在长期留居过程中，必然和当地原住的蒙古族群发生文化上的接触和交融。这种文化互动又反映在墓葬面貌上，在各自葬制传统之外，涌现出新文化因素。下文将以元上都周边考古材料为基础，探讨蒙汉族群在墓葬文化上的相互影响。

按照墓地面貌与葬俗传统，可将元上都周边的几个墓群分为两大组别：一组以砧子山墓地为代表，反映了多种地域传统的汉人丧葬习俗，其中同一墓茔内的墓葬安排体现出“分家族、明昭穆”的治葬理念。其墓地营建与丧葬习俗也都表现出鲜明的汉地文化传统，与东北地区的女真墓葬和长城以南山西、河北地区同类墓葬颇多相似。另一组以一棵树墓群为代表，在墓葬建制及随葬品组合上体现出极具游牧文化特征的蒙古葬俗，以随葬成组马具、箭镞等武备类和纺轮等工具类器物为特征，殉牲现象普遍，大量随葬羊肩胛骨和羊胫骨。这些特点与砧子山墓群判然有别，却与蒙古国境内发现的12～13世纪的蒙古人墓葬面貌一致：应为蒙古族的聚葬墓地。

从上都周边这两组墓群的分布情况看，在长城以北地区，尤其是内蒙古地区，大规模墓群多依托于大型城址成片分布；蒙古人和汉人墓葬在区域分布上基本互不杂处，以族属为别形成各自集中的墓群；而这两组聚族而葬的墓群在保留各自墓葬传统的基础上，又在部分葬俗上彼此影响，体现出蒙汉丧葬制度的涵化与互动。

（一）元上都周边的蒙古族墓地

在探讨元上都周边墓群的蒙古族属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检点蒙古国地域内发现的蒙元墓葬，归纳其墓地营建、葬具葬制及随葬品组合的特征，并以之为比照标准来对上都附近的墓群族属做出辨析。

近年来蒙古境内发现了一批12～13世纪的墓葬，大概相当于中国蒙古时期和元代前期[38]。列比这批墓葬中出现的文化因素可知，这一阶段当地蒙古人墓葬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墓葬可据随葬品组合明确判断出墓主性别，男性多随葬武器工具类的铁刀、箭镞、弓箭以及马具类的马镫和鞍鞒，部分身份较高者随葬有金饰件，如金躞蹀，女性墓的标志随葬品则包括妆奁具的耳环、珠饰、木梳、铜镜和工具类的铁剪锥、纺锤盘，头部位置常伴出桦树皮围制的罟罟冠；第二，随葬品以铁器为主，铜器次之，未发现汉人墓葬中习见的陶瓷器；第三，墓表无坟丘，但用石砌茔墙、堆石和大石板等作为墓地标记；第四，墓穴基本为类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墓圹，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尸骨葬，无棺和木棺殓葬的情况并存；第五，殉牲现象普遍，流行在死者头部或足部放置羊肩胛骨和羊肢骨[39]（表1.5、1.6）。

以上述墓葬习俗和文化特征作为比照对象，上都西北的一棵树墓地在墓穴形制、葬具葬式和器物组合等方面明显与之类同，可以据此将一棵树墓群推定为蒙古人墓葬区。需要注意的是，一棵树墓地中的墓葬面貌，除少数与前述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墓葬完全一致的墓例，多数墓葬均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传统蒙古族墓葬中未见的新因素。限于该墓群屡遭盗扰的保存现状，我们无法根据现有材料确定每一座墓的确切年代；如果单从该墓群内部的材料出发，也很难整合出葬制与随葬品的演变趋势。这就需要借助于相近地区其他的墓群资料作为参比对象。下文将以一棵树墓地为中心，结合其西正镶白旗的两处蒙古族墓群——三面井和伊松敖包墓地进行整合研究，希图据此勾勒出内蒙古东南部蒙古人墓葬长时段的文化特征，更可通过三处墓地在墓穴营建和随葬品组合上的分组，尝试探讨上都周围蒙古人墓葬的发展演变和阶段特征（表1.7）。

1.早期墓群：三面井墓地[40]

该墓群位于上都以西、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乌宁巴图苏木三面井嘎查北约2千米的山坡上。目前清理发掘的10座墓葬皆为类长方形（长方形或长梯形）土坑竖穴墓，葬具皆为木棺。地表未见墓茔，而全用堆石作为地标，且堆石形状统一，均为类长方形，与墓穴形制一致。随葬器物延续了11世纪以来蒙古族墓葬传统的组合模式，男性墓以铁马镫和铁刀为代表，女性则随葬铜镜、铁剪、纺轮和罟罟冠。殉牲现象普遍，半数墓葬在死者头部或脚部放置羊肩胛骨（图1.10：1）。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少数墓葬中的木棺开始使用三道铁箍和铁护脚加固[41]。

2.中期墓群：一棵树墓地[42]

该墓群位于元上都西北8公里的一处山坡上，共发掘26座。在墓穴营建上，出现了形制规整的石砌茔墙，共有7处，茔墙形状基本为长方形，一茔一墓。无茔墙的墓葬占多数，共19座，地表均有堆石标记（因遭盗掘扰乱，形状不明）。这一墓群中的葬式皆为类长方形土坑竖穴尸骨葬，其中15座有木棺。早期墓葬中偶有出现的木棺加固现象在一棵树墓地中变得普遍起来，多数木棺使用了三道铁箍和铁护角；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文献中记载的元代蒙古族墓葬以金属圈匝棺的传统在这一阶段真正确立并推行开来[43]（图1.10：2）。男女墓葬中的随葬品沿袭了早期墓地的传统，仍然以铁制的武器、马具和铜镜、纺轮为代表；死者头部或脚部随葬羊肩胛骨的殉牲现象依然普遍。但与此同时，一棵树墓地中开始出现一些不见于传统蒙古墓葬的文化新相：在早期生土墓圹的基础上，出现了砖砌墓圹和石板盖顶的现象；随葬品在旧有组合之外，开始流行在棺底铺埋大量铜钱，少数墓葬还随葬有陶瓷器皿。

这些新兴因素与砧子山汉人墓群的主流墓葬传统相似，其渊源可追溯到辽西朝阳和内蒙古南部的金代女真族墓葬文化。由是可见，上都周边的蒙古族墓葬受到原住于长城以北地区和迁居至此的女真族群体的影响，逐渐出现有别于蒙古族群文化的葬俗因素。其中砖砌墓圹和石盖板的出现应该是女真“有椁墓”因素的影响，但不难看出这种影响尚处于初步阶段；逮至元末时期的梳妆楼贵族墓，女真贵族墓葬的石板顶木棺砖室墓形制则得到了完整的采用[44]。从这个层面考虑，一棵树墓地的营建年代应早于梳妆楼元墓，大致相当于元代中期阶段。

3.晚期墓群：伊松敖包墓地[45]

该墓地位于锡林郭勒蒙正镶白旗乌宁巴图苏木，三面井墓地西南，共发掘墓葬9座。其中有墓茔者6座，均为单茔墓。墓茔不同于早中期单一的长方形，体现出多样化特点，圆形和椭圆形均占相当比例；墓穴形制与茔墙形状一致，也随之多样化（图1.10：3）。在葬式方面，不同于早、中期墓地统一的尸骨葬，该墓地可以确定的葬式多数为骨灰葬，这是蒙古族墓葬中新出现的现象。伊松敖包墓地很少出土随葬品，与之相应的是，墓茔规格较小，墓穴也较浅。简报据此推测该墓地所属人群的经济水平较低；但墓地营建上的多样化和简率化更大程度上应与元代后期上都和漠北地区的衰落有关。形状多样的茔墙和墓穴很可能是受到汉人圆形砖石室墓的影响，而蒙古人使用火葬的葬制也是元代晚期始自流行。综上，可将伊松敖包墓地的期属大致推定在元代后期。

通过对以上三处墓地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梳理出元上都周边蒙古人墓地的演变规律：这三个期属的蒙古族墓葬在族属葬制传统上体现出明显的延承性，墓穴形制为土坑竖穴，男葬铁马具、武器，女葬铜镜、纺轮和羊骨殉牲的现象始终存在；同时，受到“汉人”葬俗，尤其是金代女真风格墓葬的影响，开始逐步出现新的文化因素，在葬式上出现了火葬墓，铜钱与瓷罐这两类汉人墓中的典型随葬品也成为蒙古族墓葬中新出现的器用组合，墓茔和墓穴的形制则在女真椁室墓的影响下由早期的单一长方形向多元化转变，出现了砖砌棺圹和石板墓顶的新因素。

（二）元上都附近的汉人墓地

元上都附近先后发现了数处汉人聚葬区，分别为砧子山西区[46]、砧子山南区[47]、正蓝旗卧牛石墓地[48]。这三处墓地中尤以砧子山西区在墓葬数量和类型上均最为丰富，既有穹隆顶砖室墓，也有椁室墓。下文拟从砧子山西区所见墓例入手，分析元上都周边汉人群体的丧葬制度和文化特征，同时通过墓地营建和葬具结构，探讨汉人群体对蒙古族墓葬因素的选择性吸纳与变通。

1.多元的文化群体：不同传统的墓葬类型

砧子山墓地位于元上都城址东南部的多伦县西北隅，整个墓区依托砧子山主峰绵延6平方公里，先后共清理墓葬73座。这批为数众多的墓葬结构多样、文化渊源各异，根据墓葬形制大致可分为两大组（表1.8）。

A组为辽墓风格的穹隆顶、券顶砖室墓，周边砌筑有多进石茔墙。根据规模大小和有无墓道又可分作大中型墓和小型墓两类。A1大中型墓的墓室结构主要为近方形和六角形，墓室边长（对边长）在2～5米之间，壁面涂抹白灰层，部分墓葬有彩绘壁画和仿木构建筑，全部使用长斜坡墓道。其中近方形墓例以M8和M64（图1.11：1）为代表，葬制均作木棺尸骨葬；而六边六角形墓则以同茔的M11（图1.11：2）和M12为代表，采用后壁棺床上直接堆放骨灰的葬式。大中型砖室券顶墓实际上均可上溯到辽金时期的仿木构砖室墓[49]。A2小型墓的墓室无斜坡墓道，墓室边长在1米左右，葬具也由于墓室面积所限，采用木匣骨灰葬；它实际上体现了辽代券顶砖室墓和金代木匣骨灰葬的葬制融合，推测应源自东北民族早期的“有椁无棺”葬俗，到金代中后期，则转化为简单石室或砖室葬[50]（图1.11：3）。

B组墓葬则是金代女真墓葬传统中“有椁墓”的不同演化类型。B1类的近方形平顶砖室墓是金代中后期有椁墓向墓室墓转化的一种类型，平面边长在1.7米至1米之间，顶高较低，是模仿椁室形式修建的砖室墓。葬具上与小型券顶砖室墓相同，均用木匣骨灰葬。典型墓例为M28和M76（图1.12：1）。B2类的石板（石椁）木棺墓则是金代土坑石椁墓的一种变体[51]，以M13和M70为代表（图1.12：2、3）。其中M70严格意义上有石板和木板双重木椁，且椁室用木板隔为前后两室；这种处理方式很可能是墓上二进石墓茔对地下墓室营造的影响。B3类的土坑木椁墓是这一墓群最为主流的墓形结构，也是长城以北金代区墓葬传统中使用最广的墓葬类型，以M69为代表[52]（图1.12：4）。从砧子山西区的墓例来看，木椁中殓葬尸骨和骨灰的情况基本各半。

砧子山西区的墓葬形制杂糅了契丹、女真两类文化传统，又以金代“椁室墓”类型占主流；据此或可推测出这一墓地的所属人群主要是居住在长城以北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的辽金遗民。同时，穹隆顶砖石室墓中出现了在墓道末端或墓上设置祭台的情况，这与北京龙泉务辽金墓群[53]和徐水西黑山墓群[54]十分相似；砖石混筑墓下堆石、上砌砖的墓室营构方式也与上述两大墓群一致：这说明砧子山墓地亦有部分人群是自北京和河北北部迁入元上都的。而该墓群出土的随葬品体现出非常一致的文化面貌，其器用组合以钱币为大宗，陶瓷器也十分多见，并形成了碗、鸡腿瓶（多系瓶）和香炉的组合模式，此外通常伴出骨刷、镇墓彩石和珠饰。这些随葬品特征基本沿用了北方辽金墓葬的传统模式（图1.13）。

由是观之，砧子山西区墓地在葬制面貌上基本上沿用了辽金时期的墓葬传统，其中又可细分出契丹和女真两类不同的葬制渊源。同时这批墓葬面貌上的差别也与葬入人群的来源地有关，从目前墓葬反映出的现象看，既有长城以北的住民，也有来自山前北京周边的人群。在大量沿用辽金丧葬传统的同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地面石茔墙的应用。这种墓葬特征与同区辽金时期的墓例均不相同，应该是受蒙古族墓葬地表圈砌模式的影响。

2.蒙古化葬制的借鉴与变通：墓茔与棺葬具的新发展

观察上都周围的蒙古族聚葬墓群可见，蒙古墓葬流行在地表做出标识，或在墓穴填土之上堆放石块，或在墓穴四周营造石砌的墓茔墙。值得注意的是，墓茔墙和墓顶堆石基无关存，也就是说，这两种处理手段具有一致的功能诉求：在自然标识不发达的广袤草原准确标记出墓葬所在的具体位置。另一方面，石茔墙也是适应游牧区墓地保护的一种应变手段，很大程度也是出于墓地安全的考虑。与之相对，无论是中原地区的迁入人群还是长城以北的辽金遗民均没有使用地表石茔墙的墓葬传统。鉴于此，元上都砧子山汉人墓地大量出现的地表石墓茔应该是受到附近地区蒙古人族群丧葬文化的影响。然而，与蒙古墓地单茔单墓的布局不同，砧子山墓地的墓茔形制则出现了多重、多进的新形式（图1.14），一茔内聚葬多墓的现象也十分常见。这种引借蒙古治葬风俗并适当变通的做法，应该与汉人群体昭穆有序的安穴传统和墓地祭祀的丧葬风俗相关。下文将结合砧子山的茔墙规制，探讨其在家族聚葬和墓祭传统上的功能应用。

其一，同茔多墓：聚葬的家族墓地。据砧子山西区墓地简报刊布，目前清理的48座墓茔中，共有7座属于多墓合葬，每茔内均安置有3～7座墓葬。这些同茔墓很大一部分“或同穴合葬，或异穴合葬，均应为夫妻合葬墓”。与这类夫妻合葬墓同列一茔的其他墓例，则推测为同一家族的其他成员。同时，一茔单墓的墓地中多将墓穴位置安排在茔墙内的一侧，空出另一侧的大半空间，这种现象似乎暗示了每茔内部的家族墓葬需要遵循固定的营坟安排，先入葬的人群也要为其他家族成员预留出相应的安坟空间，或可视作家族成员同茔合葬的旁证。

其二，事死如生：多进墓茔的象征。将砧子山西区和南区的墓葬材料综合对比，可以发现多进式墓茔中的墓葬规模大，葬品丰富，规制较高，或属于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在这类多进式墓茔中，通过横砌石墙将整个墓茔纵向分为前后区，而墓穴均安排在后区空间内；各区的门道基本位于同一轴线上。墓地发掘者认为，这种墓茔结构应该是模仿汉人大户家庭的多进宅院，按照生宅“前堂后寝”的布局，安葬死者的空间也对应安排在墓茔最后端。这种前后多进空间的墓茔结构又与部分墓室中的前后椁室（参考M13）相对应，反映出上都附近葬祭空间的特殊安排模式。

墓茔结构之外，砧子山西区汉人墓群中使用的木棺葬具也在蒙古葬俗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文化现象——三圈棺箍固定法。辽金墓葬中也不乏使用木棺作为葬具的墓例，这些木棺或作梯形，或为长方形，还有部分存在栏板雕饰和四挡彩绘的精美雕饰，但使用金属棺箍匝定的处理手法至今尚未发现；而这种三箍圈定的制棺模式确为蒙古族葬制中的重要特点，这一加固方式不仅见诸文献记载，也可在上都周边的一棵树和三眼井蒙古族聚葬墓区中找到实例。

需要留意的是，砧子山西区使用石墓茔和铁箍“固棺法”的墓葬在墓室结构和随葬品组合上仍然沿用着辽金传统，这些“蒙古化”的新葬制特征均是在保留固有丧葬传统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性吸收和借鉴。而以自身墓葬传统为基础，与其他族属文化交互变通，是元上都周边蒙汉墓群的共同时代特征，也是这一阶段葬制涵化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