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发现的墓例看，山东地区最普遍、最具区域特点的墓葬类型，当属装饰华丽的单室砖雕壁画墓。与中原和燕云地区变动多样的墓室形制不同，山东地区长时段内一直保持了圆形单室墓的墓制传统，面貌十分统一。此类墓葬基本为南北向，墓门上方多装饰有仿木构的建筑构件或门楼，墓室周壁用砖砌筑倚柱，从而将墓壁划分为多个独立空间，每个空间以雕砌门窗和家具作为主要框架，再辅以人物和花卉题材，构成固定的场景，如墓主人夫妇对坐、粮仓帛库、侍女添灯、妇人启门、车马出行等。仿木构建筑相对复杂，由倚柱、阑额、普拍枋和斗拱构成，正壁及左右侧壁常常做出高大的山花向前式门楼。墓顶以穹隆状为主，中心多为莲花藻井，镶饰铜镜，四周雕绘流苏垂饰和币串。这一墓室装饰布局自北宋中期确立后，虽历金元之变而固守传统。直至元代中后期，这种长期沿袭保持的墓葬格局才逐渐被打破，不仅方形砖石室墓开始出现，圆形墓的装饰布局和手法也发生了变化：壁画比重逐渐增大，孝行题材大量应用，以往基本居于侧壁的墓主夫妇对坐图也出现了居中表现的情况。元末阶段，多室壁画墓打破了单室墓的单一格局，成为元末明初山东地区重要的墓葬类型，而燕云和中原地区盛行的屏风题材和茶酒供奉场景亦开始对当地墓壁绘饰产生影响。

从目前所见的墓葬材料看，山东地区蒙元时期的仿木构砖石室墓大致以延祐年间为界分作前后两期：前期基本沿袭了宋金以来的墓葬格局，政治更迭对墓葬面貌造成的影响十分微小；后期则明显表现出旧传统的裂解和新因素的出现，不但墓葬结构大有变化，装饰手段和题材使用也体现出新的阶段特点，墓葬面貌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一　元前期（前至元-延祐年间）：传统的因袭

山东地区元前期的代表性墓例主要发现于济南、章丘和平乡，如济南司里街元墓[2]、章丘相公庄元墓[3]、济南大官庄M2[4]、平乡郭桥墓[5]、历城郑家庄墓[6]和章丘女郎山M70、M71[7]。其中有确切纪年的墓例为平乡郭桥墓和章丘女郎山M71。郭桥元墓西南壁碑楼下的龟趺上有墓志碑，据墨书题记可知，墓主下葬于大德八年（1304年）；而女郎山M71则在残存的石墓志上发现了延祐元年（1314年）的志文。这两座纪年墓的装饰格局，为我们提供了山东地区元代前期墓葬的断代依据和参照标尺。

这一阶段的墓葬类型基本全为南北向圆形仿木构砖雕壁画墓（平乡郭店墓作八角形，为特例），穹隆墓顶装饰有多层复杂雕绘。墓室装饰布局大多在后壁和左右侧壁雕出仿木构门楼，后壁居中门楼下多为一门二窗，右侧门楼下设一桌二椅，“虚位以待”者居多，左侧门楼下雕出衣架与立柜；墓门右侧通常表现砖雕灯檠。仿木构建筑相对复杂，以砌筑倚柱将墓室划分为多个小空间，部分墓例因袭了金代晚期的风格，壁面雕砌的倚柱数量较多，空间分割较为细碎；倚柱砌筑形式多作三排立砖侧砌，斗拱也比较复杂，以四铺作和五铺作居多。拱眼壁和斗拱上多填绘花草，未见孝行题材（图3.1）。

二　元代后期（至治年间-元末）：新因素的出现

与元代前期承袭旧制的单一面貌不同，延祐以降，山东地区的砖雕壁画墓在面貌上发生了明显变化，墓葬形制渐趋多样：一方面，墓室形制在圆形平面之外，出现了方形墓，二者虽形状各异，但在壁面装饰上却使用了同一套布局模式。这一时期壁画在墓室装饰中的比重日渐加大，孝行人物成为墓壁上层装饰的重要题材。仿木构建筑出现了简化趋势；逮至元末至正前后，立柱和斗拱均以彩绘代替砖雕，仿木构建筑急剧衰落，甚至完全弃之不用。另一方面，墓葬结构打破了山东地区宋金以来统一的单室墓格局，出现了形式各异的多室墓，尤以元末明初的“吕”字形前后双室壁画墓最具代表性。下文将从这两方面结合墓例具体说明。

图3.1　山东地区圆形砖石室墓元代前期墓例：济南司里街元墓的墓葬结构与装饰布局（采自《文物》2004年第3期，第64页，图八；第62页，图二、图三；第65页，图九）

1.壁面装饰展开图；2.墓室平剖面图；3.壁面仿木构门楼与拱眼壁花卉彩画

1.单室砖雕壁画墓的新发展

元代后期，山东地区的单室砖雕壁画墓打破了宋金以来单一的圆形平面，出现了方形砖石室墓。其中圆形墓仍以济南地区为集中分布区，方形砖雕壁画墓则主要见于章丘地区[8]，济南市区[9]也有少量发现。需要指出的是，方形墓的装饰布局并未随着墓形的改变而另辟新章，而是照搬了同区圆形墓的装饰传统，仅仅把立柱和斗拱转移到相应的墓室转角。这一阶段发现的纪年墓材料较为丰富，大多集中在元末，如章丘青野后至元元年（1335年）墓[10]；济南历城郭店至正十年（1350年）墓[11]和临淄大武至正年间墓[12]。其中大武元墓在甬道题记和壁龛墓碑上发现了两处纪年，分别为预营寿坟的至正十七年（1357年）修墓记和正式下葬的至正廿四年（1364年）孝子碑。这批纪年材料为我们划定济南周边蒙元墓葬期属和归纳期段特征提供了重要参照。

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墓葬装饰布局依然流行在后壁和左右侧壁雕出仿木构门楼，启门题材十分常见。右壁仍设一桌二椅，但门楼结构有所简化。右壁或后壁仍设一桌二椅，但与前期流行的虚位以待、只出现桌椅的模式不同，通常明确绘塑出墓主夫妇的形象；同时，人物服饰上明显受到“蒙古衣冠”的影响，男戴笠帽、女着半臂的形象。左壁和墓门右侧的装饰题材则继续沿用元代前期流行的衣架、立柜和灯檠图像。墓顶装饰开始简化，穹隆顶的高度下降，网格纹、垂绶帐幔、串钱纹和云鹤纹成为墓顶图样的主体。与方形墓的出现相关，立柱和柱头斗拱基本固定为4组角柱和转角铺作，角柱砌筑上转而大量使用平砖贴砌法，斗拱形式也大为简化，以把头绞项造为主（图3.2）。下文以济南历城埠东村元墓为代表特例，从三方面详述山东地区元代后期墓室装饰的阶段特点：

其一，装饰手法上，彩绘比重日益加大，砖雕逐渐衰落。埠东村元墓的墓顶和四壁假门、立柱均为彩绘，仅用简化砖雕表现门楼；临近的郭店元墓周壁装饰全用彩画而不见砖雕，甚至倚柱、斗拱等仿木构建筑也尽数采用平面绘饰。如果我们横向考察整个中原地区的金元墓葬，则可发现尽管各地演变步调略有差异，但均普遍出现彩绘、线刻成为装饰主流、砖雕逐步衰减的趋势[13]。

图3.2　山东地区圆形砖石室墓元代后期墓例：济南历城埠东村元墓的墓室结构与装饰布局（采自《文物》2005年第11期，第62、63页，图二三；第59页，图一九；第65页，图二七）

1.壁面装饰展开图；2.墓室平剖面图；3.影作帷幔、立柱和拱眼壁孝行图

其二，墓顶表现上，大量应用帐幔和网格图像，不论是正壁的门楼廊下还是侧壁的墓主人夫妇上方，常绘饰一周走水帷幔。埠东村元墓的墓顶，彩绘帐幕、垂幔与门楼、斗拱等仿木构建筑彩画并存，既沿袭了宋金以来的仿木构传统，又融入了蒙元毡帐生活的时代特色。事实上，这种模拟游牧毡帐、又保存仿木构砖雕的墓室营造模式在元代中原地区并不鲜见，河北、陕西和山东等地均不乏其例，如陕西蒲城元墓[14]、北京密云元墓[15]、北京斋堂元墓[16]、河北邢台钢铁厂元墓[17]、涿州元代壁画墓[18]等。

其三，题材选择上，孝行图广泛流行，主要装饰于墓室上层。有趣的是，这批孝行人物与当地宋金墓葬流行的孝行图组合模式有较大变动[19]，出现了焦女哭麦的新故事和极具地方特色的孟母断机等题材；同时，构图场景上也加入了新因素，如孟宗哭竹图像，新增了旁提篮备侍的顶髡小童形象（图3.3～3.5）。孝行题材的盛行实则是中原北方地区元墓装饰的共性，尤其是元中期以来，这一题材更成为墓壁装饰的核心图像；其在山东地区多绘于柱头上方或墓顶起券处，而在内蒙古、河北、山西和河南地区则常以屏风或挂轴形式通壁装饰[20]。

图3.3　济南历城埠东村元墓中的焦女哭麦图（采自《文物》2005年第11期，第69页，图三六）

图3.4　济南文化东路柴油机厂元墓中的孟母断机图（采自《文物》1992年第2期，图版壹：2）

图3.5　济南文化东路柴油机厂元墓中的孟宗哭竹图（采自《文物》1992年第2期，图版壹：23）

图3.6　淄博元代圆形多室墓（采自《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第22页，图二）

2.多室砖石室墓的出现

在圆形单室墓发展演变的同时，山东地区在元代后期开始出现多室砖石室墓。此类多室墓形制多样，既有圆形前后室墓，也有横向并列耳室石刻壁画墓。而墓例最多的，当属“吕”字形长方形前后双室壁画墓。

圆形多室墓目前仅在临淄地区发现一例，由前后室、左右耳室、甬道、墓门和墓道构成（图3.6）。四个墓室均为圆形穹隆顶。壁面装饰全用彩画而不设砖雕，斗拱消失不见，倚柱表现简率，仅在壁面刷出四道黑色线条作为墓室四个空间的分隔带。四壁图像以男女侍从为主，右侧壁山水立屏前绘出虚位以待的交椅图像。墓门上方为杂宝盆，内盛犀角、珠饰和银铤[21]。

图3.7　平阴近方形多室墓（采自《文物》2008年第2期，第45页，图八）

图3.8　章丘女郎山前后双室墓（采自《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第190页，图七）

长方形三室石刻墓见于平阴李山头[22]，墓葬结构为近方形穹隆顶主室，两侧各辟一长方形券顶侧室（图3.7）。其中主室结构与济南地区的仿木构砖石室墓极为相似，穹隆顶正中雕饰莲花藻井。装饰布局以后壁正中的一门二窗为中心，两侧对称表现男女侍从和孝行题材，墓门左右绘出两个大花槛。需要注意的是，与山东地区在拱眼壁绘饰孝行图像的主流模式不同，平阴石室墓将孝行题材置于墓壁主要装饰带，这一模式与河南地区元代晚期墓葬的壁画布局一致。这种特殊表现与平阴地区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体现了河南墓葬传统对临界山东地区的影响与渗透。

山东地区元代晚期最常见的多室墓为“吕”字形长方形前后双室墓。这类墓葬在济南和章丘地区均有发现，自元末一直沿用到明代（图3.8）。典型墓例为济南千佛山北麓齐鲁宾馆元墓[23]和章丘女郎山元明墓群[24]。这种双室墓由墓道、墓门、长方形前后室和甬道构成。墓上做出高大复杂的门楼，前后双室的墓顶全作券顶。装饰彩绘以齐鲁宾馆元墓和女郎山M16保存得最为完好。齐鲁宾馆元墓的墓门外侧为相对而立的武士形象；前后室在转角处设平砖贴砌的角柱和把头绞项造的简单斗拱；前室墓门内侧和左右两壁均为屏风构图，表现山居隐逸题材，后壁过道入口左右分列男侍备酒和女侍奉茶图像；过道两侧为各持乐器的女乐两组；后室正壁为仿木构的门楼，其余壁面材料未见刊布。这座元墓在仿木构形式上明显具有元代后期的特点，后室的门楼装饰也延承了山东地区的一贯传统；前室的屏风画格局则是新出现的装饰因素，其与平阴石室墓线刻图像一并，应是受到河南与燕云地区墓葬特点的影响（图3.9）。年代更晚的女郎山M16壁面全用彩绘，完全不见砖雕，也未出现立柱、斗拱等仿木构建筑形式。前室左右分饰衣架和燃灯侍女，后室表现门窗帐幔（图3.10）。

图3.9　山东、山西元墓屏风画中的山居隐逸题材

1.济南千佛山北麓齐鲁宾馆元墓屏风画（采自《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东》，第197页，图194；第195页，图192）；2.山西大同齿轮厂元墓中的围屏壁画（采自《文物季刊》1993年第2期，图版叁：3、4）

图3.10　章丘女郎山M16前后室壁画（采自《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东》，第225页，图220；第228页，图223）

1.前室侍女添灯图；2.后室帐幔图

综上可见，山东地区元代后期出现的多室墓，尤其是前后室墓，在装饰布局上基本是将前期单室墓的壁面格局进行了拉伸和分化，单室墓中居于后壁的门楼、窗棂和帐幔图像被挪至后室，而原本分别装饰在左右侧壁的侍从供奉和衣架、灯檠则成为前室的主要图像题材。同时，此类墓葬也明显受到周边区域墓葬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图像格局。这也说明山东地区的墓葬文化在元代后期地域封闭性开始裂解，区际交流日渐明显。

在华丽的仿木构砖雕壁画墓之外，山东地区也存在一类较为简单的砖石室墓，在墓室结构上与济南-章丘一线的砖雕壁画墓完全一致，墓顶也流行莲花藻井；但四壁装饰却极为简单，多数完全无装饰。此类简单砖石室墓主要分布在山东中部的昌乐地区[25]，以石室墓居多，先后共发现墓例20余座。昌乐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居于鲁西北和胶东半岛的交界地段，墓葬面貌也体现出两区混融的过渡性区域特点，代表着鲁西北仿木构砖室壁画墓传统和鲁东胶东半岛石塔墓葬制在鲁中地区的碰撞和交融（图3.11）。

图3.11　昌乐东山王地区简单石室墓平剖面图（采自《考古》1995年第9期，第809页，图五、图四；第810页，图八）

1.昌乐东山王元墓M15；2.昌乐东山王元墓M17；3.昌乐东山王元墓M18

第二节　胶东地区的石塔墓

元代后期到明代，胶东半岛流行一种塔式墓葬。墓葬分地下墓室和地表石塔两部分（图3.12）：地下以石板砌穹隆顶或覆斗顶长方形石室，葬式全为尸骨葬（图3.13）；地表砌筑石塔，塔底部为多角形束腰须弥座，上承石条砌筑的圆形覆钵塔身，顶部简单示意出塔刹（图3.14、3.15）。束腰基座上有石刻图像，常以板门、棂窗为中心，左右站立侍从，也有孝行和花卉图像。这些塔基线刻与山东其他地区砖雕壁画墓的墓室图像基本一致，显示出墓室雕绘模式与墓塔装饰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