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本章所谈论的地域范围，包括了以赤峰为中心的内蒙古东南部、以朝阳为中心的辽宁西隅和以北京、大同为中心的晋冀北部地区。随着蒙元时期“汉人”群体的扩大，这一区域均可视为广义的“汉地”，混居着传统意义上的汉人以及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各部等不同人群；墓葬面貌上亦体现出融合性与复杂性。本章在区域墓葬面貌的讨论上，尽可能关注到当地人群文化取向的多样性，针对不同群体的文化面貌，展开各有侧重的小专题探讨：以赤峰周边的壁画墓和元上都附近的蒙汉墓群为中心，考察在蒙古文化冲击下长城以北地区蒙汉墓葬面貌上的涵化；以大同为中心，结合冀北地区的材料，研究燕云地区在辽金元嬗代之际墓葬文化上的沿承与变革；以北京为中心，分析长斜坡大型砖室墓和“石椁型”墓在蒙元勋贵群体与大都官员中的应用和演变；以冀中地区简单砖石室墓为中心，探讨平民墓葬传统不受政局变动影响的保守性与滞后性。

[1]本文所提到的长城，均为明长城。

[2]这一地区以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为中心逐步向南北推进。燕云地区是辽统治下的“南区”，北界长城-燕山一线，南界白沟-雁门关-繁峙，与北宋相邻。包括今北京周围、河北东北部地区、以宣化为中心的河北与内蒙古交界地区以及以大同为中心的晋北地区，是辽政权治下最大的汉人聚居区，亦有“汉地”之名。至金代，则所谓“汉人”与“汉地”的界定皆有所扩展。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对金元之际“汉地”概念的变迁做出过精当评论：“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由是观之，则蒙元阶段的汉人群体，除传统意义上的汉民族外，也包括了契丹和女真；而此期所谓的“汉地”，则在辽“南区”的基础上，将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也囊括进来。

[3]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

[4]刘冰：《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5]项春松等：《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年第1期。

[6]项春松等：《内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画墓》，《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7]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内蒙古凉城县后德胜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

[8]辽宁省博物馆等：《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

[9]鉴于长城以北此类壁画墓并未发现确切的纪年材料，故将壁画布局、葬式葬具与墓室营构属于同一类的至元六年（1269年）蒲城洞耳村壁画墓作为参考墓例放入此区研究；该墓虽然发现于陕西，但根据墓壁题记，墓主籍属宣化，这一地区历来与长城以北的赤峰与朝阳地区颇多渊源，墓葬传统和面貌极为相似；在辽金时期，作为沟通“北地”和“南区”的关键区域，宣化地区的墓葬文化上受辽金核心文化区影响很深，往往是燕云地区首批体现和传递畿内葬俗的特殊地区——综合考虑到这些因素，同时也出于引入纪年材料的必要性，本文将此墓纳入蒙元长城以北地区探讨。

[10]辽金以来长城以北壁画墓的族属问题，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仅仅根据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和场景来断言其墓主族属难免片面，而应将壁面装饰、出土文物、葬具葬式等多种丧葬因素统合起来做一客观分析。目前此类族属研究的再思主要集中在辽墓研究中，如邵国田在整理相关几批壁画墓材料时，即对以往壁画墓族属的判定结论提出异议，认为“不能依据壁画来确定墓主的族属，应该依据出土文物、葬式来判断那些没有文字资料出土的墓之主人的族属。”（《内蒙古文物考古》曾在1999年第1期以专辑形式刊布了敖汉旗地区发掘的一批辽墓材料，均由邵国田执笔撰写。这些简报分别为《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敖汉旗七家辽墓》《敖汉旗下湾子辽墓清理简报》《敖汉旗喇嘛沟辽代壁画墓》）刘未在辽北区壁画墓的讨论中也提出，契丹人和汉人在墓葬图像布局方面具有很多共同之处，所谓契丹民族特点的图像往往与反映汉族民族特点的图像混杂出现，并且从属于壁画总体布局。详见刘未：《辽代墓葬研究》，《汉学研究》2006年第24卷第1期。

[11]孝行题材是中原地区宋金墓的典型题材，冀南、河南、山东地区多装饰于斗拱间的拱眼壁中，而山西、关中地区多以砖雕嵌于四壁。与之相对，燕云地区和长城以北的墓葬中甚少见到此类题材。

[12]张家口宣化区文物报告所等：《宣化下八里Ⅱ区辽壁画墓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0～31页。

[13]B组墓葬还有一尚未正式刊布的墓例：200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大路乡发现一座八角形砖室墓，每角砌有彩绘斗拱，墓顶为攒尖顶。墓壁四周绘有壁画，据新闻报道称，主要有“门神图”“海东青攫兔图”“仕女图”和“树下鞍马图”等。墨书题记，有“徐小”“天门神”和“泰定三年六月初二日”等字样。门神图像和代表四时捺钵的海东青题材均是辽金时期北区墓葬中的代表性壁画，八角形的墓室结构也是金代燕云和长城以北的主要墓葬形制：据此可推知此墓墓主很可能为汉化的女真族。同时，树下鞍马题材是赤峰和凌源地区蒙元壁画墓壁面装饰的重要构成，在三眼井和富家屯壁画墓中均有发现，也见于蒲城洞耳村元墓中。准格尔旗大路乡这座八角形砖室墓的原始材料参见http://www.taichie.com/feichang/ziye/94_htm/9.htm。

[14]详见尚刚：《蒙元御容》，《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3期；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织御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4～107页。

[15]王大方、巴图吉日嘎拉、张文芳：《百眼窑石窟的营建年代及壁画主要内容初论——兼述成吉思汗在百眼窑地区之活动》，《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566～578页。

[16]墓室空间模拟毡帐内部装饰最早出现于长城以北，后渐为北方原金统治区的部分汉人群体接受，并与传统的仿木结构墓室空间相结合，在河北、山东和山西等地出现了一批既具毡帐顶墓与垂幔，又保存门楼或简单斗拱的砖雕壁画墓。北京密云元墓、山东济南埠东村元墓和山西繁峙杏园乡金元墓的墓顶装饰均为帐顶、垂幔和门楼、斗拱的砖雕彩画并存，体现出元代前期中原北方地区墓顶装饰的时代特征：既继承了宋金以来的仿木构传统，又融入了蒙元毡帐生活的时代新风。元代后期，简单的斗拱、门楼也渐趋消湮，出现了完全仿毡帐内部的墓室壁面装饰，如北京斋堂元墓和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

[17]这种墓顶营造方式宋墓中就有发现，很可能是长城以北地区通过燕云之地对中原宋地墓室建筑风格的一种借鉴和吸收。

[18]关于墓顶悬镜的做法，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中考证其或与《营造法式》卷八《小木作制度三》之“小门八藻井”条所记“明镜”相关：“顶心之下施垂莲或雕华云卷，皆内安明镜”（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年，第62页，注119）。宋人周密则指出南宋时“用镜悬棺”的做法“盖以照尸，取光明破暗之义”，并引《汉书·霍光传》，考证出这种做法可追溯到汉代（详见［宋］周密：《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02页）。

[19]元上都周边的一棵树和三面井墓地均属于蒙古族群，这两处墓群中发现了数目可观的使用铁棺箍固棺的墓例。同时可以确定为蒙古人墓葬的沽源梳妆楼元墓和河南洛阳赛因赤达忽墓，均发现了以三道铁箍固棺的做法。明人叶子奇著《草木子》中，也清晰记载了蒙人“三圈”定棺的传统。

[20]墓葬中出土的斧、锛、犁等金属工具很可能是古代辇（战）车上载有的备用工具。《管子·海王篇》有“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轻重篇》中载：“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鉏、一铝、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以上两条文献均引自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540、608页）《司马法》中亦云：“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有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载《周礼注疏》，卷2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23～824页）上述文献均承沈睿文教授见告。

[21]长城以北辽金墓中曾发现有铁铲、铁锛随葬的现象。详见张亚平：《佳木斯市黎明村辽金墓群出土的文物》，《北方文物》2004年第4期；阎景全：《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金墓群出土文物整理报告》，《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

[2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县麻屯金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23]商彤流、王金元：《离石马茂庄发现一座金墓》，《文物季刊》1994年第1期。

[24]倪志俊、韩国河、程林泉：《西安市北郊金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25]关于本章“汉人”的概念，遵照前文界定，下文同。

[26]《经世大典序录·舆服》载：“圣朝舆服之制，适宜便事，及尽收四方诸国也，听其俗之旧，又则善者而通用之。”［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367，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8页。

[27]《明太祖实录》卷三〇，洪武元年二月壬子，台湾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第525页。

[28]［宋］范成大：《揽辔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

[29]自唐以来，燕云地区几经战乱，数易其主，因此人们的政治态度一般都比较灵活，其俗诡随。宋人马扩有言，燕云汉人随事俯仰，“契丹至则顺契丹，夏国至则顺夏国，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马扩：《茆斋自叙》，《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五）。关于辽金“汉人”政治上的灵活诡随性，刘浦江曾有专文探讨，见刘浦江：《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

[30]萧启庆：《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86页。萧氏此文援引文献，对蒙元时期蒙古人取“汉名”的不同形式相加探讨，认为蒙人汉名多归于文化诱因，而汉人采用蒙名悉出于政治诱因。

[31]那木吉拉曾在《元代汉人蒙古姓名考》一文中对汉人采用蒙古名的政治文化动因及使用人群详加探讨，提出汉蒙合璧名字者或汉蒙姓名兼备者代表了蒙元时期一类特殊的汉人群体，他们身上两种文化并存，民族转化尚未实现，反映出半化不化、融而未化的状态。这一结论准确概括除了辽金故地部分汉人的蒙古化特点，很有创建。详见那木吉拉：《元代汉人蒙古姓名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32]元代规定上至台甫重臣，下至路、府、州、县等地方机构中的达鲁花赤之职，唯蒙古人、色目人才能担任。元代不少汉人基于政治动因纷纷改用蒙古姓名。这些改用蒙古名的汉人群体在蒙古时期和元前期尚都为统治者赐名，从而以法定的“蒙古进身”入职官场。但元中期以降，私自利用冒改蒙古人名以求仕途的汉人激增，以至元政府不得不数次严令颁行撤查各地的“汉儿达鲁花赤”。如至大二年（1309年），元朝统治者明令：“各投下多是汉儿、契丹、女真做蒙古人的名字充达鲁花赤。今后委付蒙古人者，若无呵，于有根脚色目人内选用，钦此。”（《元典章》卷九《吏部·投下》，“有姓达鲁花赤革去”条）延祐三年（1316年）元朝政府再次规定：“有姓汉儿达鲁花赤追夺宣救，永不叙用。”（《元典章》卷九《吏部·投下》，“有姓达鲁花赤追夺不叙”条）这里所谓“有姓汉儿”，就是指汉姓蒙名的拼合名字。

[33]李治安：《元代汉人蒙古化考述》，载陈洪、李治安编：《元代华北地区研究——兼论汉人的华夷观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5～314页。

[34]萧启庆：《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第686～690页。萧启庆认为，这三类蒙人汉名类型中，采用汉文字号和全套汉文姓名明显受到汉人精英阶层所谓“大传统”的影响，而取用通俗名字则是受到民间通俗市井文化的“小传统”影响。

[35]研究者已根据元宝山壁画墓墓主夫妇的衣冠模式将其划归六品以下官员的等级。详细考证和研究参见此墓简报。

[36]据卢青峰研究，金代时期的北方墓葬已确立了带墓道的方形砖室墓应用于中下级官吏的墓葬制度。详见卢青峰：《金代墓葬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5～8页。

[37]关于和林城汉人聚居的情景，《鲁布鲁克东行记》中提到：1254年蒙哥汗时期和林城中两大城区之一为“契丹人的城区，他们全是工匠”。这里所谓的契丹人，应该是蒙元时期“汉人”的代称。详见［意］柏朗嘉宾著、耿升等译：《鲁布鲁克东行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2页。

[38]相关墓例资料参见王大方：《蒙古国蒙元时期蒙古人墓葬的特点》，《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纳旺著，金柱译：《关于中世纪蒙古人的丧葬习俗》，《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8年第2期，后收录在叶新民等编：《元上都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16～522页。表1.5和表1.6即根据上述材料归纳所出。张晓东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亦根据上述两项材料列出了“蒙古国境内发现的12～13世纪的蒙古人墓葬”表，但其中的“达达勒墓”和“达达尔墓”实为同一墓例，应是王大方文和纳旺文中采用了不同的音译（张晓东：《蒙古时期的蒙古人墓葬》，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23、24页）。

[39]这批蒙古墓葬在墓穴形制、随葬器物和丧葬习俗上与金代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中小型墓颇多相似，如均以长方形或梯形竖穴土坑墓为主；葬具使用长木棺；男性随葬品以铁制马具、武器和工具为主，都有金蹀躞带饰，女性墓中均随葬铜镜和木梳，桦树皮器多出；殉牲现象普遍；地表有堆石地标。但细加比较，二者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早期蒙古墓均为尸骨葬，而女真墓大量流行火葬；蒙古族女性墓中出土的罟罟冠和纺织用具不见于女真墓，而金墓随葬品中固定出现的铜钱、瓶罐类陶瓷器和镇墓彩石在蒙古墓中则未见发现；女真墓表封土与堆石为标并存，而蒙古墓则无封土，石茔墙和墓表堆石并存；同时，尽管均流行殉牲，但女真墓中常见马骨、犬骨和“羊嘎拉哈”（即羊距骨），而蒙古墓则伴出羊肩胛骨和羊胫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此类墓葬，以黑龙江绥滨中兴古城周围墓群、松花江下游奥里米古城周围墓群和吉林舒兰县完颜希尹家族墓地这三批材料为代表，相关简报参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队工作队：《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松花江下游奥里米古城及其周围的金代墓群》，《文物》1977年第4期；方明达等：《绥滨县奥里米辽金墓葬抢救性发掘》，《北方文物》，1999年第2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绥滨永生金代平民墓》，《文物》1977年第4期；张景明：《内蒙古巴林左旗王家湾金代墓葬》，《考古》1999年第4期。

[40]魏坚：《元上都》卷八《正镶白旗三面井墓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646～664页。

[41]关于三面井墓地的年代判断，魏坚在该墓地的发掘简报中即根据墓葬形制、葬制葬式与随葬器物将该墓地所属时段推定在元代早期。这一判断十分可信；笔者亦从此说。

[42]魏坚：《元上都》卷七《正蓝旗一棵树墓地》，第601～645页。

[43]［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记：“元朝官里，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浸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见［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历代送终之礼”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0页。

[44]梳妆楼墓地位于闪电河北岸，元上都西南的沽源平定堡镇，在方形穹隆顶的砖构祭祀建筑之下，发掘出一座蒙古贵族墓葬。该墓为竖穴砖石墓，墓内并列三具棺木，棺底全用青砖砌成，上铺一层枕木，棺与棺之间均用砖墙相隔，并有木条相衬，然后用铁条箍紧，上覆大青石。三名死者为一男二女。关于此墓的墓主学界存有争议：林梅村根据蒙古时期投下分封的范围，认为梳妆六大墓很可能是被封赐“上京之西”的扎腊亦儿部的贵族陵园（林梅村：《松漠之间——从额尔古纳河山林到成吉思汗的崛起》，《暨南史学》第一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9～140页）；赵琦则认为梳妆楼的墓主为晋宁忠襄王阔里吉思，葬于元末1335～1340年间（赵琦：《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元蒙古贵族墓墓主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5]魏坚：《元上都》卷九《正镶白旗伊松敖包墓地》，第666～681页。

[46]魏坚：《元上都》卷九，《多伦县砧子山西区墓地》，第328～585页；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元上都城址东南砧子山西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9期。

[47]李逸友：《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南区墓葬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639～671页。

[48]魏坚：《元上都》卷九，《正蓝旗卧牛石墓地》，第586～600页。

[49]代表墓例可见辽宁朝阳马令墓，参见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1962年第4期。

[50]刘晓东等：《试论金代女真贵族墓葬的类型及演变》，《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

[51]这种石椁墓在金源地区和北京周边均十分流行。其中长城以北地区金代石椁墓的典型墓例为黑龙江阿城巨源金齐国王夫妇墓，详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0期。

[52]这种墓葬在金代以黑龙江绥滨中兴古城墓群和松花江下游奥里米古城墓群为代表，体现了金源地区女真族人墓葬的文化特征，基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室形状多为长方形，有些在墓的底部积石。

[5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龙泉务辽金墓葬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54]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徐水西黑山：金元时期墓地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55]燕云十六州为长城以南汉地之泛指，具体州名实有出入。《辽史》卷四《太宗本纪》下：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后瀛、莫二州为后周收复，新取易州，又自蓟州析景州、废寰州置弘州、改妫州为可汗州、升云州为西京。

[56]可参考刘未：《辽代汉人墓葬研究》，第455～469页；霍杰娜：《燕云地区辽代墓葬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45～48页。

[57]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58]王银田等：《大同市西郊元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元代壁画墓》，《文物季刊》1993年第2期。

[59]张先得、袁进京：《北京市密云县元代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

[60]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等：《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7期。

[6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62]大同文化局文物科：《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文物》1987年第6期。

[63]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64]王银田等：《大同市西郊元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

[65]巫鸿将“位”的概念引入墓葬和宗教供奉图像的研究中，他认为牌位、华盖、帷帐和卧榻均是一种暗示供奉主体形象的暗示，其作用不在于表现一个神灵的外在形貌，而在于界定他在礼仪环境中的主体位置。详见巫鸿：《无形之神：中国古代视觉文化中的“位”与对老子的非偶像表现》，《礼仪中的美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09～522页。

[66]徐苹芳在对辽金墓葬的总结中曾精准地概括了晋北地区的这一装饰特点，提出在大同壁画中，本应表现墓主人夫妇对坐的位置转而以帷幔屏风的彩绘图像代替。详见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315～318页。

[67]刘未：《辽代汉人墓葬研究》，第443～482页。霍杰娜：《燕云地区辽代墓葬研究》，第39～40页。

[68]大同市博物馆：《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

[69]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70]关于“茶酒间进”题材在蒙元墓葬中的特殊意义，将在本书第五章中详论。

[7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宣化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图202、203。

[7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平朔工作队：《朔州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

[73]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龟墓》，《考古》2004年第9期。

[74]张先得、袁进京：《北京市密云县元代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

[75]王青林、周宇：《石景山八角村金赵励墓志与壁画》，《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179～198页。

[76]李敏行提出，这种将不同孝义故事同绘于一个画面，并以画面背景的自然地形来区隔各个人物故事的布局是借鉴敦煌佛教“净土变”壁画的表现形式，从而使不同故事场景错落有致、穿插得宜。详见李敏行：《元代墓葬装饰所反映的艺术审美特点》，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27～128页。

[77]据简报描述，凉城后德胜壁画墓在墓顶起券的手法上与襄汾丁村M2如出一辙，而丁村墓有明确的纪年，为至正七年（1348年）；该墓中的手印纹砖也发现于晋南侯马地区的元后期砖室墓中。鉴于此，可将凉城元墓的年代基本确定在元代后期。

[78]至于长城沿线元墓在主壁中分别出现的墓主对坐、屏风和床榻，则可视作墓主之位在表形模式上的区域差异；就图像的本质意义而言，他们都代表了墓室中作为供奉对象存在的墓主。

[79]冀北地区三座砖室壁画墓中发现的随葬器物很少，以香炉和鸡腿瓶为代表，在长城南北的金元墓葬中均十分常见；关于此类随葬品组合的发展与变化，将在本章第三节中结合北京蒙元墓中更为完整的器物组合来探讨。

[80]秦大树：《宋元明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84～190页；刘未：《辽代墓葬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98～99页；霍杰娜：《燕云地区辽代墓葬研究》，第16～22页。

[81]木家具最早流行于辽畿内和朝阳地区的大型贵族墓中，多于棺床小帐搭配使用。辽中晚期以来，木家具则在南北两区中普行开来，同时棺床小帐的使用对象也有所扩展。

[82]秦大树：《宋元明考古》，第182～184页；刘未：《辽代墓葬研究》，第56～58页。

[83]关于契丹网络面具葬，据文惟简《虏廷事实》“丧葬”条载：“北人丧葬之礼，盖各不同。……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刀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人目为帝羓，信之有也。”（载［元］陶宗仪：《说郛》卷五五，《说郛三种》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564页）以金属面具和网络作为葬服在契丹大型墓葬中始流行于辽代中期景圣之际，其后逐渐在中小型墓中普及开来。

[8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00、223页。

[85]张先得：《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妻合葬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86]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宣化下八里Ⅱ区辽壁画墓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4～21、40～48页。

[87]李清泉曾详细比较了柏木真容葬面部处理和契丹网络葬中面具的相似性，将这种葬制视作北地汉人对契丹皇室和贵族网络面具葬的一种模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地汉人官吏或大族的契丹化倾向；同时也指出，这种葬法出现的根本动因，还在于当时佛教丧葬文化相关传统的深刻影响。详见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第五章“真容偶像与多角形墓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63～273页。

[8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第88～90页。

[8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出土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31日第1版。

[90]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等：《元代张弘略及夫人墓清理报告》，《文物春秋》2013年第5期。

[91]这两座附葬墓均为长方形券顶墓，墓葬结构与耶律铸墓的其他墓室均不相同，反而具有女真族石椁墓的风格，与北京周边大量发现的石椁墓、砖室石板墓和砖室券顶墓应属于同一类型。推测为元代中期左右附葬与耶律铸墓的晚辈家族成员墓。

[92]宣化下八里M1张世卿墓、M2张恭秀墓和M5张世古墓的墓顶均绕周绘有十二神的形象。其中M2与M2中的十二神均为手持笏板的文吏，与耶律铸墓出土的十二神雕像类似。

[93]关于M1的墓主问题，原简报根据该墓在整个墓地中的位置和出土器物推测其属于史天泽及其眷属合葬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发掘报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44～369页）；而谢明良则通过M1中出土瓷器与沉船、窖藏、窑址中的纪年材料的比较，将该墓中的器物分为早晚两组，早期的器物基本与史天泽的卒年相当，而晚期的器物则可归至14世纪上半叶，故而对M1的墓主是否确为史天泽还存在进一步商榷的空间（详见谢明良：《对于史天泽墓的一点意见——兼评〈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发掘报告〉》，载谢明良：《中国陶瓷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91～214页）。

[94]史氏墓群的发掘报告根据墓葬结构风格和安茔位置，大致推断M3略晚于M1史天泽墓、早于M4史杠墓，应为13世纪末的元代前期墓葬（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发掘报告》，第5～366页）；而谢明良认为原报告并未找到明确的纪年材料进行参比，所谓墓葬的“昭穆”位置也语焉不详，不足为据，他以M3出土瓷器为观察点，以蒙元时期有明确纪年的沉船、窖藏、窑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同类瓷器作为参照物，指出M3的下葬时间应为14世纪前半叶左右（谢明良：《对于史天泽墓的一点意见——兼评〈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发掘报告〉》，第194～200页）。

[95]汉军世侯是指归附甚早，且在蒙古征服汉地过程中功勋卓著的汉军将领，他们享有与蒙古勋臣同样世享封地与分民的待遇，拥有兼统军民之特权。忽必烈改元后，这些地方世袭权利集团大多转变为中枢官僚家庭，与蒙古、色目官贵集团一并，形成了元代统治精英的上层。关于汉军时候的研究，可参看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载《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76～345页；孙克宽：《蒙古帝国初期汉军的建制》，载《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台北：文星书店，1958年，第1～5页；梁太济：《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4～199页；黄时鉴：《关于汉军万户设置的若干问题》，《元史论丛》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3～52页。

[96]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73年第5期。

[97]秦大树曾在北方元墓综论中提及“土坑石椁墓，长方形砖室墓和砖室石顶墓，这些墓类都可以追溯到金代的土坑石椁墓，其变化是大多成为以石块或砖砌成的墓室，内置棺椁，完全是一种墓室墓。”详见秦大树：《宋元明考古》，第233～234页。而这些平面呈长方形、仅容一棺的墓葬类型按照董新林的划分，也可称为“类椁室”墓。

[9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95～100页。这批墓葬虽然发现在金陵陵区内，但从出土器物看时代较晚；同时，这五座墓作为陪葬墓来看不仅墓葬等级不够，埋葬的位置也很奇怪，均不符合陪陵墓的规制：综上，推测其很可能是蒙古南下、金都南迁后金遗民的墓葬。

[99]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元铁可父子墓、张弘纲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100]黄秀纯等：《北京地区发现的元代墓葬》，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219～248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石景山区刘娘府元墓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9期。下文题所述的北京元墓，均见引与此文献。

[101]北京以外的相似墓例，也见于辽宁喀左大城子石椁墓，椁室四壁用修整过的砂岩石条平砌三层，白灰勾缝，石条大小不一，墓盖用四大块厚重的石板搭成。详见徐英章：《辽宁喀左县大城子元代石椁墓》，《考古》1964年第5期。

[102]此处提到的廊坊桑氏墓M1和下文中的M2属于同一处家族墓地，二者均为元后期品官墓。详细材料参见廊坊市文物管理处等：《廊坊市安次县大伍龙村元墓清理简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80～290页。

[103]刘晓东：《金代土坑石椁墓及相关问题》，《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97～401页；陈相伟：《试论金代石椁墓》，《博物馆研究》1993年第1期。

[104]其中史杠墓由于使用了特殊的“坐葬”葬式，殓具上采用近方形的木函，所以墓室纵长上偏短，属特例。此墓中的“坐葬”，辽金以来即出现于燕云地区的墓葬中。如北京辽代马直温墓和宣化下八里Ⅱ区辽代晚期墓葬中出土的木质真容像，据出土现象推断均是以“结跏趺坐修禅的姿态”入葬的；这种“坐化”式的埋葬方法在元代北京地区的代表墓例为史杠墓。史杠墓的棺制为竖箱式，史杠本人则以坐姿入殓于棺箱中。据史杠墓志载，其“一日另具汤沐、易衣巾，曰：‘吾将逝矣。’少顷端坐而薨。”这种以端坐的姿势天寿而终，也称之为“坐化”。在佛教信仰中，代表着生命不同形式的转化，并不是一种终结，而是肉体向另一种无形生命过渡的方式，又名“坐脱”。史杠墓采用的坐化入葬法，似乎也是受到这种佛教理念的影响。无独有偶，元代名臣中亦有他例与史杠相互印证。《元史·刘秉忠传》即有“无疾端坐而卒”的记载；而在张弘范传中，则可看到这样的描写：“沐浴易衣冠……退坐，命酒作乐，与亲故言别。……语竞，端坐而卒。”从中不难看出与史杠墓志所录场景的相似性。

[10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阳谷县马庙元明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年第3期。

[106]黄秀纯等：《元代墓葬》，载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187页。

[107]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3～143页。

[10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第589页。

[10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昌平兴寿镇元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12年第3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平谷河北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7期。

[11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涿州张村东营墓群发掘简报》，《河北省考古文集》，第272～284页。

[111]张兆祥：《廊坊市发现元代砖室墓》，《文物春秋》1991年第4期。

[112]贺勇、陈信：《涿鹿发现一座元代纪年墓》，《文物春秋》1990年第4期。

[1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三河县辽金元时代墓葬出土遗物》，《考古》1993年第12期。

[11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太考古队：《井陉南良都战国、汉代遗址及元明墓葬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第202～240页。

[11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柏乡县侍中村古墓发掘简报》，《河北省考古文集》，第338～343页。

[116]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理局等：《徐水西黑山：金元时期墓地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龙泉务辽金墓葬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