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晋中地区：旧传统的继承与规范

晋中地区的蒙元墓葬集中于汾河、峪河沿岸的太原、孝义、阳泉、交城、文水和古交地区，以及太原西北方向的兴县、岚县等邻近陕北的区域。这一区域金代属河东北路的太原府与汾州，蒙元时期划归中书省辖下的冀宁路。目前刊布的典型墓例有：大德元年（1297年）孝义梁家庄墓[2]、延祐七年（1320年）太原瓦窑村墓及刚玉墓群[3]、阳泉东村墓[4]、孝义下吐京墓[5]、至大二年（1309年）兴县红峪村武庆夫妇墓[6]、兴县牛家川墓[7]、文水北峪口墓[8]、至正十六年（1356年）交城裴家山墓[9]以及古交河下村墓[10]等。其墓葬文化面貌继续向西北辐射，对陕蒙交界的榆林地区亦有影响，如至正八年（1348年）榆阳鱼河峁墓[11]和横山罗圪台村墓[12]，虽在地缘上不属晋中，但墓室结构与装饰模式趋于相同。这批墓例虽然数量有限，但不乏明确纪年，时段上涵盖了从成宗到顺帝时期的元代中期和晚期。从墓葬形制、葬具葬式和壁面装饰上看，晋中元墓与当地金代中后期墓葬在文化面貌上一脉相承，并更为规范化，日渐形成了区域特征趋同化、区域传统格制化的大朝新相。

一　墓葬形制与葬式

仿木构八边形和六边形砖室墓自金代中后期始就是晋中地区墓葬的主流形制。从太原、孝义和汾阳三地发现的金代墓葬观察，这一时段此区虽墓室结构类同，但墓室规模和葬式葬制仍未形成统一样制（表2.2）。相同的墓室形状下，对边长度却从2～4米左右不等；葬式上虽全为列置于墓室后端的尸骨葬，但殓葬方式又有所差异。另需注意的是，该区在金代中期与后期均流行复杂的仿木构建筑，尤其斗拱多作四铺作或五铺作；同时多见转角（柱头）铺作与补间铺作并存的情况。直至蒙元时期，该区金墓的多样化葬制才逐步展现出趋同之势；而早期复杂的仿木构建筑渐趋简化甚至消失。

晋中地区及其辐射区域的蒙元墓葬在墓葬结构上相对单一，均由墓道、甬道、墓门和墓室组成，墓室全为多边多角形的砖、石室墓，其中下吐京元墓为六角形，其余均为八角形。不同于金代墓室的大小各异，当前发现的蒙元墓葬在墓室规模上趋于一致，两对边长度集中在2.0～2.5米的区间。葬式上也十分统一，除榆阳鱼河峁和兴县牛家川元墓[13]因仅存墓石壁画无法确知葬式，余者均在墓室后半部砌筑的砖、石棺床上直接放置尸骨。这一阶段的仿木构建筑仍以转角立柱和斗拱为主，但斗拱结构逐渐简化：元中期的孝义梁家庄墓与阳泉东村墓尚保存了金墓流行的四铺作和五铺作斗拱；元代后期的瓦窑村、下吐京、北峪口、裴家山元墓则全部使用了形制简单的一斗三升转角斗拱，金代中后期一度盛行的补间斗拱完全消失；横山罗圪台村元墓甚至全无斗拱（表2.3、2.4）。

对比金元两个时段的典型墓例可见，在墓室结构和葬制葬式上，蒙元时期晋中地区的多角形砖、石室墓基本沿袭金代中后期的墓葬传统；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墓室规模还是葬式细节上都进一步规范化、趋同化：墓室面积基本固定在5平方米左右；葬式统一为仰身直肢尸骨葬，棺椁或尸骨安置于墓室后端棺床；仿木构建筑的表现形式进一步简化，砖石雕砌的角柱、斗拱日趋衰颓，彩绘影作在墓室中的应用比例大为增加。

值得关注的是，晋中地区西北隅的交城、文水、兴县一带出现了较为特殊的八角形石室墓。墓室全以砂岩条石构筑；仿木构角柱与斗拱也为石砌，结构简单；墓顶以叠涩逐层收券，且嵌置莲花垂柱。此类多边形石室墓尚未发现相似的宋金墓例，应为元代晋中地区新近出现且广为应用的一类墓葬类型。

二　壁面装饰布局的沿用与调整

墓例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不妨将同区域的金代中晚期纪年墓一并观察，尝试勾勒元代中期以前晋中墓葬砖雕与壁画的装饰格局；并在当地元代中后期墓葬材料的基础上，梳理出晋中地区蒙元阶段墓室壁面装饰的发展序列，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期：金后期至金元之交（正隆年间-前至元年间）

以太原、孝义和汾阳地区为核心的晋中地区，金代中后期已确立了极具区域特色的壁面装饰格局。检视该区域内的金代纪年墓，如汾阳北关M5[14]、三泉镇M3和M5[15]、孝义下吐京墓[16]和太原义井村墓[17]，我们不难发现从12世纪后半叶到13世纪前期，晋中墓葬的壁面装饰均以砖雕为主体，装饰布局以后壁为中心，以通壁门窗为轴心架构，其间穿插表现人物场景。

墓室后壁多为墓主人夫妇坐像，身后为男女侍从，头顶绘出悬挂卷起的帘幕。与北宋和金前期不同的是，墓主坐像的姿态从早期的相顾“对坐”转变为并肩面向墓门的“并坐”。后壁两侧在通壁的门窗之间，穿插表现饮食备献的场景：通常左后壁为进酒，图像符号为劝盏和玉壶春瓶；右后壁为进食，常以罩子和食盘为特征（图2.1）。汾阳三泉明昌五年（1194年）墓更是以壁面题记的形式明示出这两类图像的性质：左后壁方桌上摆陈有盖盒与汤瓶，右侧男侍手持茶筅击拂汤花，左侧男侍平端茶盏并托，画面上端牌匾上墨书“茶酒位”；右后壁则为进献食盘的女侍二人，尚可辨出食盘中盛放的是多褶包，上端牌匾墨书“香积厨”。甬道两侧为左右侍立的武士形象，分持角弓与宝剑。此外，壁画装饰还存在壁画分层的现象，门窗之上或拱眼壁间，多绘饰孝行题材（表2.5）。

2.第二期：元代前中期（大德年间-延祐年间）

这一阶段的墓例以孝义梁家庄大德元年（1297年）墓、太原瓦窑村延祐七年（1320年）墓、兴县红峪村至大二年（1309年）墓、太原刚玉五一生活区墓群以及阳泉东村墓为代表。

其中孝义梁家庄墓还保留着当地金墓以砖雕门窗为轴心的墓壁装饰传统，但已出现新的装饰元素：其东北、西北两壁绘屏风两扇，上题黄老哲学和归隐风格诗文。同样通壁装饰屏风彩绘的墓例还有太原刚玉M1，围绕北壁绘饰通壁花鸟屏风四扇，屏风已成为绝对的壁面装饰轴心。墓壁绘饰屏风并非晋中金墓装饰传统，或为燕云地区墓葬图像模式的渗透与流入。这一时期晋中墓葬装饰兼容了当地传统与外来模式的特点，体现出守旧与创新并存的时代面貌，或与王朝更迭之际人群流动频繁所带来的区域文化互动相关。

至14世纪初，晋中元墓已基本不见金代盛行的砖雕门窗，而以墓主并坐图像为中心的饮食备荐场景得以保留，典型墓例如太原瓦窑村和兴县红峪村这两处纪年墓。瓦窑村元墓后壁图像漫漶不明，仅两侧前壁保存完好，分别绘有歇山顶建筑两座，左侧题记为厨舍，右侧为库房。红峪村武庆夫妇墓基本延续了岚县丁家沟墓的壁面装饰格局，只将孝行题材从拱眼壁移至挂轴，墓主夫妇中间的桌案上陈设“宗祖之位”（图2.2）。年代相近的墓例还有阳泉东村墓，同样在壁面绘饰出夫妇并坐、茶酒间进、孝行题材等元素，墓主像前亦绘出祖先位牌。总体而言，晋中地区元代中前期的墓例较少，保存情况也不甚理想；然而从现存墓例资料出发，我们还是能管窥出一些阶段性的变化趋势：入元之后，晋中墓葬一改金墓以砖雕为轴心的壁面装饰模式，除角柱和墓顶的仿木构建筑外，通壁全饰彩绘。图像题材在承袭当地金墓传统的基础上，至迟在元代中期已形成稳定的新样制，以后壁墓主像及先祖之位为中心、左右饮食备荐、墓门两侧鞍马出行的装饰模式得以固定和强化（表2.6）。

3.第三期：元后期（泰定年间-至正年间）

这一时期的代表墓葬主要发现于文峪河及其支流沿岸的孝义、文水和交城，太原西北的兴县以及陕北榆林地区。根据墓葬面貌又可细分为两大组群。

第一组墓葬分布在临近太原的交城、文水和孝义地区。其中交城裴家山为至正十六年（1356年）纪年墓。墓壁装饰继承了元代早中期的表现模式，全用线刻勾勒[18]。装饰布局以后壁墓主人夫妇并坐图为中心，左右两侧壁则表现“树下备饮”题材：分别呈现以火炉、汤瓶为代表的茶具和以劝盏、玉壶春瓶为标志的酒具。东西两壁各为线条勾勒孝行故事一帧，西为王祥卧冰，东为孟宗哭竹。墓门两侧对称表现花卉和车马题材。基本相似的装饰格局也见于孝义下吐京和文水北峪口的两座元墓，推测二墓年代应与裴家山元墓相去不远，可归入元代晚期（图2.3）。

第二组墓葬分布在太原西北的兴县和陕北榆林等地。其中榆阳鱼河峁黄仲钦家族合葬墓为至正八年（1348年）纪年墓。该墓为八角形石室墓，从征集的墓石壁画可基本复原出其壁面装饰布局：后壁为墓主夫妇并坐，左右伎乐，墓门两侧分列武士与鞍马出行。与交城裴家山元墓不同的是，榆阳鱼河峁墓延续了岚县丁家沟墓与兴县红峪村墓上下分层的装饰布局模式，在拱眼壁中绘饰孝行题材。相似壁画格局，也见于邻近地区的横山罗屹台村元墓（图2.4）。这些材料或可推知元代后期兴县与榆林地区石室墓壁面装饰的大致格局：主壁以墓主并坐图为中心，左右为茶酒、伎乐供奉，墓门附近固定表现出行与武士图像；同时，孝行题材游离于主体壁画带，以分层另饰的形式，绕周装饰在阑额之上的壁面上层[19]。

综上可见，晋中地区元代后期已在当地金墓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取舍地形成了稳定的墓室装饰格局。一方面，图像表现全用彩绘和线刻，一门二窗的砖雕格套则被完全弃用；另一方面，以后壁墓主人夫妇并坐为中心、设立宗祖位牌的壁面布局被保留沿用；左右侧壁进奉茶酒、墓门两侧的瓶花装饰均成为定式，具有“卤簿”性质的鞍马出行逐步沉淀为当地元墓的新传统。

有趣的是，这一阶段的墓壁装饰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小细节：

一是后壁正中墓主人夫妇的形象均为隔案并坐，案上陈供祖先神主（牌位）。文水北峪口元墓中神主上题“祖父之位”，而交城裴家山和兴县红峪村、牛家川及阳泉东村元墓则题作“宗祖之位”。这一现象并未见于晋中，乃至整个山西地区的金墓中，应为元代后期新出现的墓葬图像系统。这种对家族谱系的强调和宗祖供奉的强化，或可与华北地区蒙元时期流行家族墓地树立阴刻族谱的先茔碑现象对读：无论是墓壁宗祖画像还是地表建碑刻谱，均是承载家族记忆的介质，可视为战乱之后家族重建和认同诉求的重要表征[20]。相似的场景在河南地区的元末墓葬中也可以找到旁证，如河南尉氏元代壁画墓的后壁，在墓主夫妇正中设有小龛，龛内龟趺上立有“后土之位”的小碑；而在中国传统丧葬文化中，往往在祖茔之地祭祀后土：从这个意义上看，尉氏元墓中的后土之位与晋中元墓“祖宗之位”有相同的文化内涵。

二是墓门或墓室正壁上多见“堂款”书写。交城裴家山元墓的拱眼壁上南北两侧分别题有“恒斋”与“寿堂”，而这一传统似乎可以追溯到晋南地区金代后期的砖雕墓，如明昌七年侯马M102前室后壁门额上方的“庆阴堂”墨书。同时，在大同、北京以及河南元墓中也发现了相似的堂款题记，如北京斋堂元墓前壁的“安堂”“乐堂”墨书、密云太子务元墓墓门上的“乐安之堂”和尉氏元墓墓门上方的“时思堂”模印题记[21]。可见晋中地区蒙元墓葬频见的墓门题记或堂款，并非小区域内元后期方始出现的孤例，而是北方地区金元墓葬中具有普遍性、沿承性的墓葬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