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志和墓券材料出发，结合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用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洛-渭流域这批面貌多仿唐制，并随葬一套仿古礼器的蒙元墓葬墓主，基本归属于忽必烈潜邸旧部及其家族成员，这一群体多有一定的儒家化倾向。
忽必烈于宪宗元年（1251年）获得了对中国北部的宗王管理权，随即在怀孟、京兆和邢州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在这些地区重新建立“中国”模式的政府，恢复经济。次年，当蒙哥汗向皇室成员分配新封地时，忽必烈采纳了儒士幕僚姚枢的建议，要求并得到了位于战略要地又极为富饶的渭水流域作为他的私人封地；借助谋士们的帮助，继续封地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恢复经济的努力[83]。
《元史》卷四《世祖本纪》载：“甲辰（1244年），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经世大典·序录·典礼》“讲进”条言：“世祖之在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84]赵孟頫也提及“世祖潜邸，延四方儒士，谘取善道，故能致中统至元之治。”[85]叶子奇的《草木子》则阐述了儒士在大元建朝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世祖既得天下，足赖姚枢牧庵先生、许衡鲁斋先生诸贤启沃之力。”[86]这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潜邸旧侣”主要包括“儒士”“方技”和军政人员三类人群：
其一为尊崇儒学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儒士”。蒙元早期的“儒士”群体中既有忽必烈专门遣使礼聘的正统儒学名流，也有自金代起就律科及第的儒学世家，还包括了大批隐而不仕的地方精英。这一集团往往是尊崇程朱礼学的儒者，在潜邸中多处于师儒地位，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当推许衡、姚枢和窦默。这些儒士努力将程朱儒学传播进蒙古汗廷，以确立其在汉地统治的正统性；另一方面，这一群体也极力促成传统礼制在整个社会的普及。杨惟中的“慨然欲以道济天下”、姚枢的“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许衡的“不如此则道不行”均反映出这种“援俗入礼”和“以礼规俗”的治世理念，所谓“礼从宜、使从俗”。洛渭地区蒙元墓中兼用古今之器随葬的墓葬传统，或与儒士群体讲求礼制传承又强调结合时宜的治世理念相关。
其二为业有专精的技术人员，又名“方技”。这批人员或擅长医药，或精于建筑，或长于水利，或精通语言，或专于吏治，也有因特殊机遇而被忽必烈收作近侍、宿卫的。与儒士群体相较，方技群体不关注经世之学的理论构建，而是践履笃实的实行者[87]。如葬于焦作中站的靳德茂就是以擅长医术而入招潜邸的，先被征为尚药太医，忽必烈即位后被擢升为太医院副使，死后又因上“念藩邸之旧”而追赠阶嘉议大夫、怀孟路总管。而官至中书左丞的贺胜家族，则是自先祖贺贲起即被收入忽必烈宿卫近侍的“大跟脚”汉人勋贵集团，历朝均凭借“世祖旧部”享有封赐。
其三类为军政人员。刘黑马家族作为太宗所立三万户之首，自成吉思汗时期即获重用，蒙古南下尽收宋境时戎马倥偬，是蒙古国至元前期极为重要的政治势力。西安曲江池段继荣家族五世在金代皆有官阶，段继荣本人在金同知昌武节度使任期归顺蒙古国，官至京兆府总管。王世英官至忠勇校尉同知耀州事，入蜀代宋战功赫赫。而漳县汪氏家族则是世掌巩昌路军政大权的军政世家：金元之际，巩昌汪氏以武功起家，称雄陇右；入元后仍世袭其地，门阀显赫。从金末到元朝灭亡的百余年里，汪氏六代握持兵柄，世袭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府都总帅，是元代传世最久、在西北地区影响较大的世侯之家。
以上三类人群虽然进入忽必烈潜邸的方式各有不同，但都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元代大儒许衡家族墓自不待言；以医术征召入藩邸的靳德茂“自幼勉学”，且丧葬之礼“小殓、大殓皆尊古制”，墓志碑文更假怀孟路学正之手；洛阳大都路总管府判王英是金代律科及第的儒学世家；贺胜师从许衡，“通经传大义”[88]；连兵马起家的漳县汪氏家族也颇重儒学，《汪氏祠堂碑》载其家“虽在军旅，崇儒重道，不废讲习”[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