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渭地区这批蒙元墓葬虽然在随葬明器面貌上十分类同，但如果仔细辨别墓室结构与随葬品类别[2]，又可将这一横跨豫、陕、甘的墓葬文化大区分作三个小区：其一是以焦作、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墓葬形制全为弧顶土洞墓；其二是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墓葬形制兼有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类，随葬明器类别丰富，包括了仪俑、古器和时器三类；其三是为以漳县为中心的甘肃地区，墓葬形制仍然沿用了这一地区宋金时期流行的攒尖顶砖雕壁画墓，随葬品以器物组合为主流，少见仪俑。下文将分别探讨着三个小区墓葬的区域文化面貌和发展阶段特征。
一 以焦作、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
这一地区发现的蒙元墓葬主要分布在焦作、洛阳和三门峡三地，在元代分属怀孟路（怀庆路）[3]、河间府路和陕州。目前刊布的墓例计有焦作中站至元廿九年（1292年）靳德茂墓[4]、三门峡上村岭元贞二年（1296年）冯氏墓[5]，洛阳道北延祐四年（1317年）王英墓[6]、焦作新李封至和元年（1323年）许衎墓[7]、至正九年（1349年）王述墓[8]和洛阳市北站至正廿五年（1365年）赛因赤答忽墓[9]。除上述信息较为完整的墓葬资料外，河南地区还发现了部分碑志石刻材料，如焦作李封村先后发现了许衡、许衎和许师义的神道碑与石墓志[10]；再结合地方志的记载，可确定焦作中站地区是蒙元大儒许衡家族墓地所在地，上述三例碑刻材料也为学界复原许氏家族的谱系关系及其在元朝的政治、文化地位提供了关键资料。
这批河南地区发现的蒙元墓葬均为土洞墓，墓壁光素，全无装饰。墓顶为弧顶，墓室形制相对多样，既有近方形抹角单室墓，也有长方形前后双室墓，有的还有土洞附室。主室规模相对统一，边长基本在3米上下。这些土洞墓除三门峡冯氏墓随葬陶墓券，其余墓例全部出土有石墓志，从墓志券上的文字材料来看，蒙元时期河南洛水流域的这批土洞墓全为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墓葬。其中焦作中站靳德茂墓和洛阳北站赛因赤达忽墓为前后双室墓，前室安放成套的陶明器，后室安置棺椁，墓底均有铺砖。由官职品级可见，二者均是按照三品以上官员的等级下葬的，故而这种墓底铺砖的双室土洞墓可能代表了蒙元时期河南地区品级较高的官员墓葬规格。但囿于目前所见墓例有限，这一推论还有待参考更多墓例来确证。这种弧顶土洞墓的墓葬形制在当地的发展十分稳定，自元初世祖前至元年间到元末顺帝至正年间基本未见明显变化。
与形制稳定的墓室结构相比，河南地区蒙元墓的随葬品组合却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配合纪年明确的墓志和墓券材料，可以将其以泰定年间为界分作的两个发展阶段（表4.1）。
表4.1 河南地区蒙元时期墓葬统计表
第一期 元代前期和中期（世祖至英宗朝）：这一时期的墓葬包括焦作中站地区的靳德茂墓和许衎墓、洛阳王英墓以及三门峡冯氏墓，计4座。出土明器上，品官及其家属墓随葬有一套车马出行仪俑，包括车马模型和男女仆从两大类，其中靳德茂墓出土80事，许衎墓41事，王英墓较少，仅见4事。而无官阶的三门峡冯氏墓则未见仪俑随葬。由是观之，河南地区元末之前的墓葬随葬仪俑应是按照墓主品级的高低呈递减趋势安排的，并且只有品官才可使用此类仪俑明器。除上述仪俑外，这一阶段的河南元墓中还随葬一套时器类陶器，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以盏托、马盂和玉壶春瓶为代表的茶酒之具；二是以香炉、蜡台为代表的供器组合；三为谷仓（罐）和灶台组成的仓厨模型（图4.1）。
第二期 元后期（泰定至顺帝朝）：这一阶段的墓葬集中在元末顺帝至正年间，两座墓例均发现于洛阳地区，分别为王述墓和赛因赤达忽墓。此期随葬明器组合发生了明显变化：元代早中期流行的车马仪俑消失不见，出现了成套模仿《重修宣和博古图》和《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图式的仿古陶器，而前一阶段类别丰富的时器类陶器则急剧衰落，仅保留了香炉、蜡台在内的陶供器（图4.2）。
图4.1 河南洛水流域第一期典型墓例：洛阳道北王英墓（1317年）墓葬结构及随葬品组合（采自《文物》1999年第2期，第53、54页，图四～图六）
图4.2 河南洛水流域元墓第二期典型墓例：洛阳赛因赤达忽墓（1365年）墓葬结构及随葬品组合（采自《文物》1996年第2期，第23页，图一，第30页，图二四；《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第62页，图七四）
综上，河南地区洛水流域发现的蒙元墓葬基本为品官墓，形制上均作土洞墓，又根据品级和官位的高低出现了单室和前后双室之别。随葬品组合上均流行一套陶质明器，这套明器又根据年代早晚表现出器类组合的差异：元代早期和中期流行车马仆从类的仪仗俑和种类多样的时器，仪仗俑数量的多少与墓主官阶成正比；元末至正年间则盛行《宣和博古图》模式的仿古明器，仪仗俑消失不见，时器组合也大为衰落。
二 以西安、宝鸡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这一小区的蒙元墓葬主要发现于渭水流域的西安、兴平、咸阳、户县和宝鸡，以及洛水一线的延安和洛川。该区在元代归在以奉元路为中心的陕西行省辖下。与河南地区相比，陕西境内刊布的墓葬材料更为丰富，尤以西安地区最为集中，代表墓例有曲江池至元三年（1266年）段继荣墓[11]、刘黑马家族墓[12]、东郊十里堡墓[13]、电子城泰定年间墓[14]、至正四年（1344年）刘义世墓[15]、潘家庄墓群[16]、玉祥门外元墓[17]、南郊山门口墓[18]、武宗朝王世英墓[19]、北郊红庙坡墓[20]、皇庆二年（1313年）武敬墓[21]、曲江孟村墓[22]、贞元元年（1292年）袁贵安墓[23]、后至元五年（1339年）张弘毅夫妇墓[24]、泰定二年（1325年）李新昭墓[25]，此外还有宝鸡市大修厂墓[26]、户县至大元年（1308年）贺仁杰墓和泰定四年（1327年）重葬的贺胜墓[27]、长安凤栖原元墓[28]，以及兴平县砖雕墓[29]。洛水沿岸的蒙元墓发现较少，目前仅见洛川潘窑科村墓[30]和延安虎头峁墓[31]两例。
与河南洛水流域单一的土洞墓不同，陕西地区洛渭沿岸的蒙元墓葬形式多样，单室墓中有近方形的土洞墓、砖室墓，也有八角形的石室墓；前后双室墓也兼有土洞墓和砖室墓之别，前室多作横向近方形，摆放随葬明器，后室安放棺木，并视埋葬人数的多少增减墓室宽度。除兴平县元墓和西安南郊王世英墓用砖砌或土雕做出仿木构建筑外，其余墓葬壁面光素，不设装饰。与河南地区相比，在陕西地区，尤其是以西安为中心的渭水流域，前后双室墓的使用人群有所扩大。从目前可以确定身份的墓例看，双室墓的墓主至少包括了六品以下的中下级品官；部分不见墓志的双室墓也很可能属于无功名的地方大族。另一方面，官至中书左丞的一品官勋世家贺胜家族墓却全部采用了单室近方形砖石合筑墓，墓底和下壁全用大石铺砌，墓顶结构不详；这种墓室型制不代表蒙元关中地域的墓葬主流传统，反而与大都周边的“石椁型”品官墓有些相似。在墓室规模与墓主官品的对应上，该区虽不像河南地区那样区分有度、等级规范，但大致仍可看出品官墓的墓室大小还是与官阶成正比的。如官至一品的贺胜墓边长在4米左右；其祖父贺贲作为高官家属等级稍逊，墓室边长约为3米；官至正七品的王世英夫妇墓主室边长则在2米左右；而品级更低的曲江池段氏墓的主室仅长1.7米（表4.2）。
同时，这批墓葬虽然墓室结构各异、墓主身份不同，但都随葬一套磨光灰黑陶明器，包括盘、盏、瓶、罐、仓、灶等时器，簠、簋、尊、壶等仿古器，车马和男女侍从等出行仪俑，以及鸡、羊、猪、牛、龙、龟等一组小型动物俑。与河南地区相比，陕西洛-渭流域的蒙元墓出行仪俑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更为丰富，且使用阶段贯穿了蒙古国到元末整个蒙元时期的始终；另一方面，与洛阳地区元末才盛行随葬仿古礼器不同，关中地区用陶仿古器随葬的现象自蒙古国时即已出现，元末阶段依然沿用[32]；同时，小型灰陶动物俑也是不见于河南洛水元墓的地方葬制特点。
表4.2 陕西洛-渭流域蒙元时期墓葬统计表
续表4.2
续表4.2
无论是墓室形制还是随葬明器，陕西洛-渭流域的蒙元墓葬均具有非常明确的阶段发展特点，尤其是谷仓模型、灯盏和陶壶瓶变化有序，据此可将该区的蒙元墓葬以延祐年间为界分作前后三期五段：
第一期：蒙古国时期至元代前期（13世纪中期～13世纪末）
这一阶段是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随葬品组合的逐步形成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随葬明器逐渐形成了一套极具地方特色的组合样制，并经历了一个由不规律向定型化发展的过程。墓葬形制上兼具土洞墓与砖室墓两种类型，其中前后双室穹墓较为流行。结合纪年材料，以仓、灶、灯、壶等器类形制的发展为主要依据，又可将这批蒙元墓分作早段和晚段：
一期早段的墓葬以兴平县砖雕墓、西安曲江池段继荣夫妇墓（1252～1266年）、西安南郊刘黑马墓（1262年）和刘元亨墓为代表，年代上属于蒙古国时期。墓葬类型并不统一，既有当地金代砖雕墓的延续，也有长斜坡墓道前后多室墓。随葬男俑冠巾样式以武弁、平巾帻、唐巾为主，尚未见后期流行的瓦楞帽、笠帽。而墓葬出土器用在类别和形态上虽未最终定型，但已初步展示出从金墓传统向蒙元新相的过渡面貌。兴平砖雕墓中出土的谷仓罐还带有金代遗风，未发现陶灶模型；西安地区则在13世纪中期集中出现了以黑陶茧形壶作为谷仓容器的现象，如曲江池段继荣夫妇墓、刘黑马墓及刘元亨墓；此外，也流行随葬方形陶灶和素烧刻花陶器，如碗盘、梅瓶等。墓中未见后期频出的仿古陶簠簋（图4.3、4.4）。
图4.3 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一期早段典型墓例：西安曲江池段氏墓（1252～1266年）墓葬结构及随葬品组合（采自《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第57页，图一；第58页，图五；第59页，图九、图十三；封三：图一～三、五）
一期晚段墓葬目前只发现于西安地区，如南郊山门口墓、刘黑马家族墓群M16刘元振墓、潘家庄墓群M122和M238，以及曲江孟村墓。墓室结构基本为前后双世土洞墓，前室左右出小龛以安置随葬品。其中刘振元夫妇合葬墓志文记载，夫妇二人分别入葬于1275和1306年，有趣的是，小龛中的明器风格也不尽统一，推测应为二人入葬时分别埋入。刘振元下葬于1275年，墓中部分随葬品的年代亦应与之相当。以之为纪年材料，可知一期晚段的年代应在13世纪后半叶的元初，此时以西安为中心墓葬明器组合的区域特征已基本定型为两大类，分别是以车马侍从俑和小型动物俑构成的仪俑，和以簠簋、茶酒具、灯具和仓灶模型构成的容器。男俑冠巾仍以幞头、唐巾和武弁为主，未见笠帽，开始出现驼俑和胡人俑。陶仓、灶的造型开始统一化，陶仓为直壁三足带笠形盖，且五个一组，置于同侧壁龛中；陶灶仍有方形，新出现单层圆形灶。同时可见成对的贯耳扁壶与束颈鼎式香炉组成的陶供器（图4.5、4.6）。
图4.4 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葬一期早段典型墓例：西安南郊刘黑马墓墓葬结构及随葬品组合（采自《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第23页，图三；第24、25页，图五～图七；第27页，图一一：6，图一二：1、2；封二）
图4.5 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葬一期晚段典型墓例：西安曲江孟村元墓墓葬结构及随葬品组合（采自《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第16～23页，图一～图一三）
图4.6 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葬一期晚段典型墓例：西安潘家庄M122墓葬结构及随葬品组合（采自《文物》2010年第9期，第45～47页，图二、四、五）
第二期：元代前中期（13世纪末～14世纪初延祐年间）
元代中前期，陕西洛渭流域墓葬的区域特征进一步确立和明晰，车马仪仗、动物俑、仿古簠簋、茶酒具和五供等随葬品组合类型真正定型化并沿用到元末。墓室结构上，前后双室墓所占比例衰减，带壁龛的单室土洞墓成为西安地区墓葬形制的主流；户县贺氏家族墓的砖石合筑墓则体现出大都官勋墓的部分特征；带天井的长斜坡墓道仍占主流，竖穴墓道也开始出现。明器组合上，男俑帽冠类型更为丰富，除幞头、巾、帻外，开始出现瓦楞帽、前檐帽和笠帽，胡人俑继续存在。仓灶模型作为每墓必出的随葬品，造型上相对统一且变化有序。根据陶仓模型和双耳陶壶造型样制和装饰细节的差异，可将第二期关中元代墓葬分作前后两段：
二期早段代表墓例为西安地区的曲江袁贵安墓（1295年）、南郊刘黑马家族墓M16郝柔墓（1306年，与刘元振合葬）以及M8和M9、潘家庄墓群M184、黄子坡武敬墓（1312年），户县贺氏家族墓M2贺仁杰墓（1307年）与宝鸡延祐年间元墓。这批墓葬基本为纪年墓，年代集中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这一期段出现了大量带龛室的单室土洞墓，尤其后龛非常流行，前后双室墓不再是墓室形制的主流。随葬品中男俑帽冠为笠帽和前檐帽，平底带盖仓逐步取代了三足仓，陶灶全部变为圆形灶，流行成对出土的双耳六棱瓶，香炉仍以束颈鼎式炉为主（图4.7、4.8）。值得注意的是刘黑马家族墓M16刘元振和郝柔的合葬墓，由于夫妇二人入葬时间不同，分批埋入的随葬品明显可以看出从13世纪后期到14世纪初的变化序列。
图4.7 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葬二期早段典型墓例：西安缪家寨袁贵安墓墓葬结构及随葬品组合（采自《文物》2016年第7期，第24页，图二；第26页，图五、图八；第27页，图一一、图一四；第29、20页，图一七～二〇；第31页，图二五～二七；第39～40页，图四一～四三）
图4.8 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葬二期早段典型墓例：西安潘家庄M184墓葬结构及随葬品组合（采自《文物》2010年第9期，第48～52页，图八～一七）
二期晚段墓例主要有西安曲江李新昭墓（1325年），刘黑马家族墓M27刘天杰墓（1329年）以及M25、M26和M32，玉祥门外元代砖室墓，电子城元墓，另有户县贺氏家族墓M1贺胜墓（1327年）及洛川县潘窑科村墓。这批墓葬年代主要集中在英宗至文宗朝的至治到至顺年间。墓葬结构上，长斜坡墓道、主室出后龛、墓门两侧各有小龛等特点成为主流。陶仓样制依旧流行平底带盖造型，陶灶则多见圆形灶身上加盖多层笼屉的模式；仿古陶壶多作六方折转形；香炉样制开始转为腹壁斜直的樽式造型（图4.9、4.10）。
图4.9 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葬二期晚段典型墓例：西安玉祥门外元墓墓葬结构及随葬品组合（采自《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第33页，左图；第35、36页，图五～十三）
图4.10 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葬二期晚段典型墓例：西安曲江李新昭墓随葬品组合（采自《文博》1988年第2期，第5页，图一：5、9；图版壹～叁）
第三期：元代后期（惠宗朝，1333～1370年）
这一期段的墓葬主要发现于西安近郊，如曲江张弘毅夫妇墓（1339年），东郊刘义世墓（1344年），南郊刘黑马家族墓M19、M20，北郊红庙坡墓以及延安虎头峁墓等。从纪年墓葬的时代看，这批墓葬基本可划定在元后期顺帝朝。此期西安元墓基本延续了二期晚段的墓室结构，主室后壁和左右侧壁做出壁龛安置随葬品。陶仓模型流行楼阁样制，上盖笠帽顶、下承底座，器身表现仿木构立柱和斗拱；香炉继续使用樽式炉；陶壶则用八卦图像装饰颈腹部（图4.11、4.12）。
图4.11 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葬三期典型墓例：延安虎头峁墓随葬品组合（采自《文博》1990年第2期，第5页，图三；图版壹、叁、肆）
图4.12 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葬三期典型墓例：户县贺胜墓随葬品组合（采自《文物》1979年第4期，第11页、图四；图版伍：2；图版陆：1；第17页，图九；第18页，图一九；第19页，图二一；第20页，图二七；第21页、图三〇～三二、三五、三六；第22页，图三八、图四〇～四三）
综上，陕西地区洛渭流域发现的蒙元墓葬在墓室结构上较为多样，既有单室近方形土洞墓和砖室墓、八角形石室墓，也有长方形前后双室墓；与之相对，随葬品面貌却表现出统一区域的风格，流行包括车马仪俑、小型动物俑、簠簋组合和茶酒具、五供在内的一套陶明器。仿古器物中带龟纽的簠簋组合与双耳陶壶、时器中成对出现的陶仓和陶灶模型，都是极具地域特色的随葬品。这批墓葬所属人群的阶层与河南地区相比更为广泛，既有汉军万户刘黑马家族和户县贺氏家族这样的勋贵高官及族人，也有王世英、段继荣之类的中下级品官，当然也不乏虽不仕朝中，但颇具地方影响力的地方精英。
三 以漳县为中心的甘肃地区
这一小区的墓葬目前基本发现在渭水之源附近的甘肃漳县地区，元代划归巩昌路。这批墓葬属于蒙元时期陇右军政世家汪世显家族墓地，目前调查和发掘的墓葬共计27座，年代上涵盖了从蒙古时期到明代后期的数百年，自海迷失癸卯年（1243年）一直延续到万历丙辰年（1616年）[33]。
与前两个小区以无装饰的土洞墓和砖室墓为主不同，漳县汪氏墓地的墓葬形制更多体现出远离文化核心圈的滞后性，依然沿用了宋金时期流行的仿木构砖雕壁画墓。较早的墓葬在方形墓框上做出八角形叠涩顶，墓中以砖雕为主要装饰，题材有孝行图、行猎图和墓主坐像等。随后出现了方形叠涩顶和长方形券顶墓，砖雕装饰逐渐减少，使用了一些彩画装饰表现各种生活场景。随葬品组合上完全不见河南和陕西流行的车马仪仗俑和仓灶模型，而以一套《三礼图集注》模式的仿古陶器为代表，尤其是器物上的龟纽装饰十分有特色，除用于簠、簋装饰外，也安放在鼎、盒的盖顶上（表4.3）。
目前汪氏家族墓中可以确定墓主、墓室结构和出土随葬品相对明确的墓例计有3座，按下葬年代的早晚顺序，分别为M9元贞二年（1296年）汪惟纯墓[34]、M20大德十年（1306年）汪惟贤墓和M8天历二年（1329年）汪懋昌墓。以上三墓在年代划分上均属元代中期，下葬时所授勋官品自从五品到从一品不等，但均属于戍镇陇西的官勋。墓室结构均作方形攒尖顶砖雕墓，带长墓道与墓门、甬道，墓室边长在2～3米之间。随葬器物则以仿古化的龟纽簠、簋，豆和爵杯最具代表性。这三座墓葬所反映的墓室形制与随葬器用面貌，代表了陇西地区渭水流域元代中期的墓葬特点（图4.13）。
表4.3 甘肃地区渭水流域蒙元墓葬统计表
图4.13 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墓葬结构及随葬品组合（采自《文物》1982年第2期，第3页，图五、六；第9页，图一八、一九；第11页，图三〇）
漳县汪氏家族墓在墓室结构和壁面装饰上存在前后阶段的差别，但总体来说，都属于单室仿木构砖室墓的范畴；随葬品组合上则基本看不出早晚变化；加之简报和图录在资料刊布上不规范，未能以墓葬为单位逐一将墓葬结构、出土器物和墓志材料对应起来，故而汪氏家族墓墓例虽众、时段虽长，却很难充分利用这批资料完成陇右地区蒙元墓葬的分期研究，只能笼统地归纳这一小区墓葬的区域文化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