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景公，名石，桓公之子。在秦国执政达40年(公元前576年-公元前536年)，是春秋中后期秦国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君。在他统治时期，秦在对内对外活动中，均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是秦国继穆公之后、孝公之前一个较有作为的时期。
穆公之后，经过康公、共公、桓公几代国君的努力，到景公时国力增强了，已无后顾之忧，便把矛盾指向东方。而秦向东扩张面对的第一个强敌即晋国。要把晋国从河西赶出去，打开东去函谷关的道路，并立于不败之地，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必须讲究策略，处理好与周边其他国家的关系。于是景公便与楚国结盟，共同对付晋国。
“景公一代，最可记之事绩，厥为继桓公之志，仍与楚国联盟，以共同对晋，且更进而以婚姻结楚。其后哀公亦一本此策。秦、楚间之和好关系，前后几及百年，未或稍衰。盖春秋之末，晋、楚争强，互不相下。适秦、吴兴起，其势甚骤。而吴处楚东，秦处晋西，各适以扰晋、楚之后，故晋欲胜楚，则东联吴以制楚。楚欲胜晋，以西联秦以制晋，同时，吴、秦亦皆早有插足中原之雄心，非先将晋楚之势力大行削弱，决不能实现其最后目的。于是，在此种情形之下，遂造成秦楚与晋吴两大势力的对立，而尤以景、哀两代之表现为最著明”。(1)
这是马非百先生对当时诸侯国形势的透彻分析。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秦景公采取的联楚抗晋的策略方针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十分正确的。为了巩固秦楚联盟，秦景公将自己的妹妹嫁给楚兴王，结为姻亲，这是当时一种比较有效的巩固联盟的办法。
秦晋历来有姻亲之好，直至今日人们还将缔结姻缘名之曰“秦晋”之好。但这是一种政治婚姻。秦晋冲突，并未匿迹，康公时便多次与晋交兵，景公时，这种政治冲突便达到了极致，以致刀兵相向。
秦景公十三年(公元前564年)，秦、楚两国联合，共同攻打晋国，晋国失败，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62年)，楚派人要求和秦共击归附于晋的郑国。郑国国君连忙派人出迎，并表示愿离晋归附楚。接着，又攻打归附于晋的宋，宋也离晋而归附楚。接着，又攻打归附于晋的宋，宋也离晋而归附楚。于是晋便联合诸侯国攻郑。秦应楚国的要求，派庶长鲍和武率兵攻晋而救郑。庶长鲍所率军队渡过黄河，因为人数较少，使晋军骄傲轻敌，麻痹大意，与此同时，由庶长武所率军队则从辅氏(今陕西大荔县东)渡过黄河，突然进攻，晋在秦双方军队的夹攻之下失败。秦攻占了晋的栎(今山西济宁西南)，迫使晋从郑国撤出。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61年)，秦、楚两国联合攻打宋国，实质上仍是间接帮助郑国的举动，其目的为了削弱晋国的力量。
秦的强大，特别是秦、楚联合对付晋国，引起了晋悼公的愤怒。景公十八年(公元前559年)，晋悼公会合齐、宋、卫、郑、莒、邾、滕、薛、杞、小郑等十三个诸侯国组成的联军向秦进攻。这场战斗在关中的泾河边进行，当晋联军驻扎在泾河时，秦国军队在泾河上游施放毒药，导致“诸侯之师人多死，晋师至棫林(今陕西凤翔一带)而还”。时人云：“此役也，极栎之败也。役又无功，晋之耻也”。②在这次战役中，晋大将栾鍼战死，士鞅率残兵败将败北，晋人称此役为“迁延之役”。关于这次战争双方最后结局，史书记载并不一样。《史记·晋世家》云：“渡泾，大败秦军，至棫林而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则云：“(晋)率诸侯大夫伐秦，败棫林”。《史记·秦本纪》云：“秦军去，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还。”《左传·襄公十四年》云：“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左传》还指出了诸侯之师失败的原因在于内部不团结，首先是在是否渡过泾河追赶秦军上有分歧，其次是在战略上有分歧。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这次战斗中，秦军首先在泾河上游施放毒药，导致诸侯兵多死，其次，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
当然，在这一时期秦与晋的战争中，秦国也有失败之时。但从总的趋势来看，秦的国力越来越强，从原来的畏惧晋国而变得敢与之对阵，且有胜利，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严重削弱了晋国的力量，因而在“向戌弭兵”活动中，秦在诸侯国的地位显然提高了。时人赵孟(即越武)说：“秦、楚、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③秦、楚、晋、齐被称作四大强国，一时谁也难于战胜谁。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情况，与秦景公的对内对外策政策有很大关系。
要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安定的国内环境至关重要，否则便会出现祸起萧墙。为了整顿内政，他铁面无私，敢于同宗室贵族作斗争。后子鍼是他的同母弟，秦桓公非常宠爱他，封他于徵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六十里)，具有相当大的实力，因而为所欲为，横行乡里。据载：他想得景公的爱犬，景公不允，便打算用一百辆车子来换取，景公仍然不允许。随着势力的不断膨胀，对景公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于是景公欲对他严厉打击，但由于景公母亲的干涉，才使后子鍼逃奔晋国。到晋国后，晋国君问他，你如此富裕，为何要来晋国?公于鍼答曰：“秦公无道，惧诛，欲待其后世乃归”。④果真是景公无道吗?非也。因为他当时自恃有财富，又加之一直受宠，便骄横跋扈。而景公欲励精图治，整顿内政，便只有从他头上开刀了。范无宇曾对楚灵王讲道：“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晋有曲沃，秦有徵衙。……秦徵衙实难桓景，皆志于诸侯，此其不利者也”⑤。后子鍼当时逃奔晋时，运财产的车子达千辆之多，这反映出当时后子鍼奢侈糜烂的生活。这从侧面说明了秦景公对之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对于整顿内政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秦景公继承穆公时开创的用人方针，大胆使用有用之才，惟才是举。在宝鸡周公庙发现的秦公钟、秦公镈铜器上，均有铭文“咸畜百辟胤士，**文武”，而据考证，秦公钟、镈是研究秦景公的重要资料⑥。
秦景公在整顿内政的同时，又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着力发展社会经济。关于景公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史书记载甚少，有幸的是他的陵墓已于1986年发掘完毕，从其大墓和出土文物，我们便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发展的状况。
秦公一号大墓反映出秦景公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研究当时的社会难得的实物资料。庞大的陵墓及众多的殉葬者，反映出当时秦国奴隶制的发展处于成熟时期。虽然考古工作者发掘此墓时，发现了270多个盗洞，但仍然出土了3500余件珍贵随葬品⑦。
秦公1号大墓占地面积达5334平方米，呈长方斗形，墓的总体积达7万立方米，深达24米，有八层楼高，犹如一个“倒金字塔”。顶部长59.4米，宽38.8米，底部长40米，宽20米。东西两侧有斜坡墓道，东墓道长156.1米，西墓道长84.5米。大墓全长300米，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先秦时期最大的陵墓。比河南安阳商代王陵大10倍以上，比马王堆一号墓大20倍。
这座大墓平面呈“中”字形，坐西向东，由底到顶有三层台阶，台阶环绕墓壁，宽2米-6米，第三台阶中部即为椁室，深4.2米，椁室分主副两部分，平面呈曲尺形。主椁室位于墓室中部，东西长约16米，南北宽约8米。副椁室位于主椁之西南，东西长5米多，南北宽约7米。主副椁室中各有柏木椁具一套，形同一座长方体的木屋，长14.4米，宽、高均为5.6米，用截面边长21厘米的枋木垒砌而成，主椁南北壁长均为14.4米，用长7.2米-7.3米的枋木衔接垒叠，其首尾衔接处有榫卯结构。主椁东西壁及椁底、椁盏，均用长5.6米的枋木南北向迭砌。主椁东、西、南、北四壁及椁底均为双层，椁盖则三层。主椁中部有用单层枋木垒砌的南北间隔墙一道，将其分为大小、形制相近的前后室。值得注意的是，构成主椁东、西壁及椁底、椁盖的所有南北向柏木，其两端均有长2.1厘米、宽8厘米、高9厘米的榫头伸出，在主椁南北两侧，凑成长方形的柜式规范，有学者认为它是“黄肠题凑”。副椁长6.3厘米，宽4.9厘米，高2.6米，亦用截面边长21厘米的枋木叠砌，副椁四壁及底、益均为单层。
史载秦穆公死时殉葬达177人，引起了世人的责骂。在秦景公的墓中，发现的殉葬者达186人，殉葬者中既有地位低下者奴隶，也有地位高贵者奴隶主贵族，有的一棺一椁；有的用一棺；有的则既无棺又无椁。有的贴于墓主四周，显然是秦景公的宠臣；有的置之墓道，有的则填于回土中。有的身上佩戴饰物，有的则无，反映出当时奴隶制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情况。
在清理大墓过程中，于墓圹两侧，发现斜插着两个高大耸立的木碑，这就是《礼记》中记载的“天子入葬，六脖(绳)四碑，诸侯入荆，四脖二碑”，所谓“碑”；即为把棺木放进椁室时用两支撑物，入葬时，下葬者在土圹两边牵绳负引，“击鼓为纵舍之节”，根据鼓声慢慢将棺木放入椁室，这就是木碑最初的用途，后来演变成墓碑，因此，可以认为秦公一号大墓所见木碑，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墓碑。
陵墓中出土随葬品有金、玉、铜、铁、陶、漆、石器及丝织品等。其中有造型生动、形态逼真的啄木鸟，带有纹饰的金带钩，有过去墓葬中很少发现的白玉戈，精巧美观的玉璋，透雕蟠虺花纹的玉佩，造型优美的马头雕等工艺品，展现了当时高超的手工艺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发现一块丝织品，长约10厘米，宽约15厘米，深灰色，质地细薄，工艺水平较高，在椁室上部还发现一些麻布、草席、竹席等的残片。墓中出土的二十多件残石磬上刻有铭文190多字，均为大篆，遒劲有力，酷似石鼓文字，是研究当时文字不可多得的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号大墓中发现了十多件铁质工具，其中有铁铲、铁锸等，其质地精良，实用美观；是我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铁器，说明秦也是当时使用铁器最早的国家之一。从而证实了《诗经·秦风》中记载的“驷*孔阜”是正确无疑的，其铁铲，经初步鉴定系铸制品，这一发现，将我国铸铁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反映了秦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比较高的。因为铁工具的使用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言：“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⑧。可以反映当时冶铸水平的是，在一些椁木的木结处，灌入了金属，至今仍银光闪闪，据研究是为了防止木结组织腐烂脱落，其方法是将木结构掏去，然后灌入金属。在一个4米长的残断方木上，仅两个面就浇注金属十一处，从方木残断处可以看到，有的金属块比拳头还大，在当时铁器还很少的情况下，是如何把金属熔炼灌入木结构的，况且数量很大。据了解，该墓主椁室、侧椁室和所有人殉棺椁，共用长短方木2000根以上，若每根平均灌注金属0.5斤-1斤，l号大墓需灌注金属达0.5吨-1吨。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反映出当时的金属冶炼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凭什么讲秦公一号大墓就是秦景公的陵墓呢?专家们根据该墓内出土的一石磬上用大篆刻记着“天子郾喜，龚*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在冖下鼎)”，龚通共，*通桓，于是推断该墓是春秋时代继秦共公、秦桓公之后享国四十年之久的秦景公的大墓。另外从该墓出土的残磬铭文“唯四年八月，初去，甲申”推算，也可以证明此墓为秦景公的大墓。⑨
秦公一号大墓还出土一残磬，其上刻有铭文“*(溥)蛮夏极事于秦，即服”，其意为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华夏族，都迫不及待地归附于秦的统治。反映出秦景公时秦的国力强大。
秦公一号大墓，规模巨大，随葬品丰富，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秦国国君好大喜功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事实。因为陵墓制度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古代人事死如事生，国君生前享受的东西，死后都要带入冥间。浩大的陵墓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雄厚的经济实力是挖不出来的。精雕细刻的高档随葬品，没有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是制不出来的；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奴隶的剥削基础上的，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是研究当时社会的最宝贵的资料。可以想像，该墓若是未经历代270多次被盗掘，其中的珍贵文物更是不胜枚举。
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占据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五个之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最大墓葬；墓内186具人殉是中国自西周以来发现人殉最多的墓葬；椁室的柏木“黄肠题凑”椁具，是中国迄今发掘出周秦时代最高等级的葬具；椁室两壁外侧的“木碑”是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实物例证；尤其是大墓出土的石磬是中国发现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珍贵的是石磬上的文字，多达180多个。是研究当时社会的珍贵资料，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注解：
①马非百：《秦集史·国君纪事十》，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
②《左传·襄公十四年》。
③《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④《史记·秦本纪》。
⑤《国语·楚语》。
⑥王辉：《论秦景公》，《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⑦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
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9页。
⑨王辉：《论秦景公》，《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秦公帝王陵/徐卫民著．—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