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四大陵区形成的原因
徐卫民
一、陵随都移
秦公帝王陵四大陵区的形成与秦民族的发展壮大和秦都城的变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自秦民族从襄公封为诸侯之后，便获得了周天子的承认，具备了和其他诸侯平行发展的机会。虽然周平王给秦人开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对于秦这个特殊民族来讲，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和机遇。从此后秦人与周边民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逐渐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
秦襄公始封为诸侯时，建都邑西犬丘(或西垂)，西犬丘的地望据研究在今甘肃省礼县，虽然具体的都邑地望还不能确指，但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现，为寻找秦都邑西犬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系，因为秦公陵墓是随都城的迁移而迁徙的，均在都邑的附近，这种“陵随都移”的规律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普遍规律。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各代帝王祭祀先祖的方便及便于对陵园的管理。
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发现的两座中字形大墓笔者认为应是襄公和文公的陵墓，庄公的陵墓按理也应在大堡子山附近，还需考古工作者继续寻找。
在庄公之前秦的非子被周天子封为“附庸”，秦仲被封为“西垂大夫”，他们的陵墓在今甘肃省张家川自治县城以南的瓦泉一带。
襄公曾跨越陇山进入关中，定都汧(今陕西宝鸡陇县东南)，时间不长，文公又率兵七百人东猎建都“汧渭之会”(今宝鸡魏家崖一带)，宪公时又定都平阳(今宝鸡市宝鸡县阳平镇一带)。到了德公时定都雍城，在此之前的汧、汧渭之会、平阳作都时间都比较短，秦人一直处于向东拓展领土阶段，都城都很简单，完全是临时性的，所以文公的陵墓仍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宪公以后的陵墓选择在凤翔原上，即雍城的南郊。实质上宪公以后的陵区继承了宪公选择的陵区。
由于雍城作为都城达255年，时间长，前后有22位秦公(包括未享国的)埋葬在雍城以南，成为秦公帝王陵区中时间延续最长、埋葬秦公最多的陵区。
秦灵公时为向东方进攻的方便，遂将都城东迁至泾阳，但到出子时，其陵园仍在雍城。他们虽然以泾阳为都，但由于这些人仍然比较保守，而且宗庙仍在雍，所以陵墓仍建在雍城。
秦献公和秦孝公是秦史上继秦穆公以后比较有作为的国君，将国都建在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一带)，除了向东与晋国争夺领土外，还进行过重大的改革，著名的秦献公改革和商鞅变法就发生在这里，他们也直接将陵墓选在都城栎阳附近，建立了栎阳陵区。
秦孝公十二年，又将都城迁至环境远比栎阳要好的咸阳，从惠文王开始，对咸阳都城进行扩建，形成“渭水贯都，以象天汉”的规模，即将都城从渭北扩大到渭南。咸阳作为都城144年，因此在咸阳周围也埋葬着从秦惠文到秦二世共计七代国君，从咸阳北部的毕陌陵区到咸阳东南的秦东陵和秦始皇陵。
由于秦都迁咸阳后国力日益强大，陵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陵园中的设施也日益健全。咸阳陵区是秦公帝王陵区中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一个，尤其是秦始皇陵，不仅在秦公帝王陵墓发展中首屈一指，而且对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帝王陵墓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风水的影响
风水即古时的堪舆学说(风水学)。中国古代从帝王到一般平民，在选择墓葬地时，无不受到风水的影响，秦公帝王陵址的选择必受这种影响。
古代的堪舆学家认为，风水有好坏之分，选择好地方，则子孙荫福；而选择坏地方，则祸患无穷，“山环水抱必有大发者”。实质上古代的风水除掉迷信的东西外，还有很多合理的成分，是对自然环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因为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大多是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只有恰当充分地利用自然环境，才能找到好的地理位置，也才能使死者入土为安。
“气”在中国古代风水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天地万物的最基本构成单位。《庄子·外篇》：“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孟子·公孙丑》云：“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气是一种力、一种场，是不断流动着的。重蚀的气属阴，轻清的气属阳，阴阳相对，生成万物。“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丘陇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①；《青乌先生葬经》也云：“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内气萌生，言穴暖而生万物也；外气成形，言山川融结而成形象也；生气萌于内，形象成于外，实相乘也”；《管氏地理指蒙》也云：“水随山而形，山界水而止，界分其域，止其逾越，聚其气而施耳。水无山则气散而不附，山无水则气塞而不理，……山为实气，水为虚气。土愈高其气愈厚，水愈深其气愈大。土薄则气微，水浅则气弱”，葬者，乘生气也。
山和水对于风水学也尤为重要，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山有水之地是古代人选择居址和陵墓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是风水学非常讲究的。风水学对于自然山水的赞美，寄托着天地人合一的理想。他们也自称为“山水之土”。宋人郭熙在《山水训》中指出：“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
风水学实际上是集地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它与营造学、造园学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在中国数千年营造城镇、宫殿、寺庙、民居及陵墓的演变中，风水不仅是关于环境景观优选的理论，而且是满足人们心理和行为需要的易理思维。②
风水学在秦汉时已经形成，秦代大将蒙恬曾奉始皇命修长城，开驰道。秦始皇死后，蒙恬被赵高矫诏逼迫自杀，当时民间以为蒙恬之死应归罪于他“绝地脉”，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而阿意兴功，……何乃罪地脉哉”，说明秦时已有“地脉”观念了。这与秦汉时的阴阳五行和*纬迷信思想有关。其集大成者为晋人郭璞，经典著作有传说中的黄帝时人或西汉人青乌先生著《青乌先生葬经》和郭璞著《葬书》等。书中详细论述了选择墓葬地址的种种理论和观点。在《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关于陵墓风水学方面的内容。
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正与风水学有一定的关系。其陵址均选在山环水抱的高台地上，均经过堪舆学家的认真勘探。西垂陵区位于西汉水边的高台地上、地势高敞宽阔，陵墓正好修在大堡子山的顶部。凤翔雍城陵区处于雍城以南三畤原，南临渭河，北眺雍山，西依灵山，东接扶岐，位于周原的西部，因而土厚水深，利于坟墓的建造。
秦东陵修建在山环水绕的骊山西麓、灞水之边，地势高敞，能起到以山为陵的效果。秦始皇陵的选址更是经过认真的勘察，修建于骊山北麓，渭河在其陵墓的北面。骊山素以风景秀丽、富有温泉而享誉天下，早在西周时，周天子就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在此修建离宫别馆。秦始皇时继续在此修建离宫，已被考古资料证实，(3)在唐华清官遗址下，发现了大量秦时的建筑材料。始皇陵正处在“背依山峰、面临平原的山冲”之地，处于骊山北坡的大水沟和风王沟之间的开阔地带，位当渭河南岸三级阶地与骊山地之间的台原上，不但地势较东西为高，而且受东西两侧水流的拱卫，是一处极为理想的墓地。正如北魏骊道元在《水经·渭水注》中记载的：“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郦戎之山，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虽然选始皇陵址时秦始皇尚年幼，未必知道其风水好坏，但当时的皇太后及丞相一定会对陵墓所在地的风水进行一番评估，然后才选定的。
古代陵墓之所以选在土厚水深之处，一方面是由于古代帝王盛行厚葬，又怕被人盗掘，所以陵墓一般挖得很深，对盗墓者造成一定的困难，正如《吕氏春秋》所云：“古之人有藏于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左扌右日)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也”。《大汉原陵秘葬经》云：“立冢安坟，须籍来山去水，择地斩草，冢穴高深”。其意为挖坟埋人之地须背山靠水，坟要挖在高处；这样墓穴才可挖得深，秦公帝王陵的选址均考虑了以上因素，均选在山形水胜之处。
总之秦公帝王陵之所以能形成四大陵区，并由西向东发展，一是与秦国力的强大不断向东扩展国土有关，二是受风水的影响。有学者曾提出秦公帝王陵的形成受昭穆制度的影响，缺乏足够的证据。根据秦人的发展史、秦人的性格特征，及秦人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判断，秦人很少受儒家及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按照实用主义的功利价值观办事，未受到西周昭穆制度的影响。
注解：
(1)郭璞：《葬书》。
(2)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唐华清宫考古队：《秦汉骊山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1期。
秦公帝王陵四大陵区的形成与秦民族的发展壮大和秦都城的变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自秦民族从襄公封为诸侯之后，便获得了周天子的承认，具备了和其他诸侯平行发展的机会。虽然周平王给秦人开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对于秦这个特殊民族来讲，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和机遇。从此后秦人与周边民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逐渐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
秦襄公始封为诸侯时，建都邑西犬丘(或西垂)，西犬丘的地望据研究在今甘肃省礼县，虽然具体的都邑地望还不能确指，但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现，为寻找秦都邑西犬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系，因为秦公陵墓是随都城的迁移而迁徙的，均在都邑的附近，这种“陵随都移”的规律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普遍规律。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各代帝王祭祀先祖的方便及便于对陵园的管理。
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发现的两座中字形大墓笔者认为应是襄公和文公的陵墓，庄公的陵墓按理也应在大堡子山附近，还需考古工作者继续寻找。
在庄公之前秦的非子被周天子封为“附庸”，秦仲被封为“西垂大夫”，他们的陵墓在今甘肃省张家川自治县城以南的瓦泉一带。
襄公曾跨越陇山进入关中，定都汧(今陕西宝鸡陇县东南)，时间不长，文公又率兵七百人东猎建都“汧渭之会”(今宝鸡魏家崖一带)，宪公时又定都平阳(今宝鸡市宝鸡县阳平镇一带)。到了德公时定都雍城，在此之前的汧、汧渭之会、平阳作都时间都比较短，秦人一直处于向东拓展领土阶段，都城都很简单，完全是临时性的，所以文公的陵墓仍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宪公以后的陵墓选择在凤翔原上，即雍城的南郊。实质上宪公以后的陵区继承了宪公选择的陵区。
由于雍城作为都城达255年，时间长，前后有22位秦公(包括未享国的)埋葬在雍城以南，成为秦公帝王陵区中时间延续最长、埋葬秦公最多的陵区。
秦灵公时为向东方进攻的方便，遂将都城东迁至泾阳，但到出子时，其陵园仍在雍城。他们虽然以泾阳为都，但由于这些人仍然比较保守，而且宗庙仍在雍，所以陵墓仍建在雍城。
秦献公和秦孝公是秦史上继秦穆公以后比较有作为的国君，将国都建在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一带)，除了向东与晋国争夺领土外，还进行过重大的改革，著名的秦献公改革和商鞅变法就发生在这里，他们也直接将陵墓选在都城栎阳附近，建立了栎阳陵区。
秦孝公十二年，又将都城迁至环境远比栎阳要好的咸阳，从惠文王开始，对咸阳都城进行扩建，形成“渭水贯都，以象天汉”的规模，即将都城从渭北扩大到渭南。咸阳作为都城144年，因此在咸阳周围也埋葬着从秦惠文到秦二世共计七代国君，从咸阳北部的毕陌陵区到咸阳东南的秦东陵和秦始皇陵。
由于秦都迁咸阳后国力日益强大，陵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陵园中的设施也日益健全。咸阳陵区是秦公帝王陵区中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一个，尤其是秦始皇陵，不仅在秦公帝王陵墓发展中首屈一指，而且对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帝王陵墓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风水的影响
风水即古时的堪舆学说(风水学)。中国古代从帝王到一般平民，在选择墓葬地时，无不受到风水的影响，秦公帝王陵址的选择必受这种影响。
古代的堪舆学家认为，风水有好坏之分，选择好地方，则子孙荫福；而选择坏地方，则祸患无穷，“山环水抱必有大发者”。实质上古代的风水除掉迷信的东西外，还有很多合理的成分，是对自然环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因为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大多是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只有恰当充分地利用自然环境，才能找到好的地理位置，也才能使死者入土为安。
“气”在中国古代风水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天地万物的最基本构成单位。《庄子·外篇》：“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孟子·公孙丑》云：“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气是一种力、一种场，是不断流动着的。重蚀的气属阴，轻清的气属阳，阴阳相对，生成万物。“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丘陇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①；《青乌先生葬经》也云：“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内气萌生，言穴暖而生万物也；外气成形，言山川融结而成形象也；生气萌于内，形象成于外，实相乘也”；《管氏地理指蒙》也云：“水随山而形，山界水而止，界分其域，止其逾越，聚其气而施耳。水无山则气散而不附，山无水则气塞而不理，……山为实气，水为虚气。土愈高其气愈厚，水愈深其气愈大。土薄则气微，水浅则气弱”，葬者，乘生气也。
山和水对于风水学也尤为重要，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山有水之地是古代人选择居址和陵墓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是风水学非常讲究的。风水学对于自然山水的赞美，寄托着天地人合一的理想。他们也自称为“山水之土”。宋人郭熙在《山水训》中指出：“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
风水学实际上是集地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它与营造学、造园学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在中国数千年营造城镇、宫殿、寺庙、民居及陵墓的演变中，风水不仅是关于环境景观优选的理论，而且是满足人们心理和行为需要的易理思维。②
风水学在秦汉时已经形成，秦代大将蒙恬曾奉始皇命修长城，开驰道。秦始皇死后，蒙恬被赵高矫诏逼迫自杀，当时民间以为蒙恬之死应归罪于他“绝地脉”，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而阿意兴功，……何乃罪地脉哉”，说明秦时已有“地脉”观念了。这与秦汉时的阴阳五行和*纬迷信思想有关。其集大成者为晋人郭璞，经典著作有传说中的黄帝时人或西汉人青乌先生著《青乌先生葬经》和郭璞著《葬书》等。书中详细论述了选择墓葬地址的种种理论和观点。在《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关于陵墓风水学方面的内容。
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正与风水学有一定的关系。其陵址均选在山环水抱的高台地上，均经过堪舆学家的认真勘探。西垂陵区位于西汉水边的高台地上、地势高敞宽阔，陵墓正好修在大堡子山的顶部。凤翔雍城陵区处于雍城以南三畤原，南临渭河，北眺雍山，西依灵山，东接扶岐，位于周原的西部，因而土厚水深，利于坟墓的建造。
秦东陵修建在山环水绕的骊山西麓、灞水之边，地势高敞，能起到以山为陵的效果。秦始皇陵的选址更是经过认真的勘察，修建于骊山北麓，渭河在其陵墓的北面。骊山素以风景秀丽、富有温泉而享誉天下，早在西周时，周天子就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在此修建离宫别馆。秦始皇时继续在此修建离宫，已被考古资料证实，(3)在唐华清官遗址下，发现了大量秦时的建筑材料。始皇陵正处在“背依山峰、面临平原的山冲”之地，处于骊山北坡的大水沟和风王沟之间的开阔地带，位当渭河南岸三级阶地与骊山地之间的台原上，不但地势较东西为高，而且受东西两侧水流的拱卫，是一处极为理想的墓地。正如北魏骊道元在《水经·渭水注》中记载的：“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郦戎之山，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虽然选始皇陵址时秦始皇尚年幼，未必知道其风水好坏，但当时的皇太后及丞相一定会对陵墓所在地的风水进行一番评估，然后才选定的。
古代陵墓之所以选在土厚水深之处，一方面是由于古代帝王盛行厚葬，又怕被人盗掘，所以陵墓一般挖得很深，对盗墓者造成一定的困难，正如《吕氏春秋》所云：“古之人有藏于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左扌右日)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也”。《大汉原陵秘葬经》云：“立冢安坟，须籍来山去水，择地斩草，冢穴高深”。其意为挖坟埋人之地须背山靠水，坟要挖在高处；这样墓穴才可挖得深，秦公帝王陵的选址均考虑了以上因素，均选在山形水胜之处。
总之秦公帝王陵之所以能形成四大陵区，并由西向东发展，一是与秦国力的强大不断向东扩展国土有关，二是受风水的影响。有学者曾提出秦公帝王陵的形成受昭穆制度的影响，缺乏足够的证据。根据秦人的发展史、秦人的性格特征，及秦人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判断，秦人很少受儒家及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按照实用主义的功利价值观办事，未受到西周昭穆制度的影响。
注解：
(1)郭璞：《葬书》。
(2)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唐华清宫考古队：《秦汉骊山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1期。
秦公帝王陵/徐卫民著．—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