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文档>秦朝>秦王扫六合>(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号兵马俑坑面积约六千平方米,其平面呈曲尺形,由四个单元组合而成。第一单元即曲尺形东端的突出部分,由手持弓弩的步兵组成,是一个弩兵阵;第二单元即曲尺形的南半部,是战车组成的方阵;第三单元即曲尺形的中部,是车、步、骑结合的一个长方阵;第四单元即曲尺形的北半部、弩兵阵的西部,是一个骑兵长方阵。由此可以看出,二号坑是一个由多兵种组成的集团军阵形。
1.弩兵阵
从试掘情况得知,弩兵方阵共有步兵俑332个,排列成一个方形的军阵。这个方形军阵分为阵心、阵表两部分。阵心由八路面东的身穿铠甲的蹲跪式步兵俑组成,每路20个,共160个。方阵的四旁都是立式的步兵俑。其前边的步兵俑排成两列面东的南北向横队,每列30个,共60个,第一列除左端的一个为身穿铠甲的步兵俑外,其余29个为轻装步兵俑。第二列为重装步兵俑。方阵的左右两旁各有三路面东的纵队,每路14个,共42个,全为轻装步兵俑。方阵的后边有两列面东的南北向横队,每列14个,共28个。其中12个为轻装步兵俑,余为铠甲俑。在铠甲俑中有两个地位较高,一个身穿彩色鱼鳞甲,头戴鹖冠,双手拄剑,是一级别较高的将军俑。另一个身穿彩色花边的前胸甲,头戴板冠,是一中级军吏俑。这两个军吏俑立于方阵的左后角,是为弩兵阵的统帅。
以上编列与弩兵的特点有关。弓和弩的射击方法有立姿和跪姿两种。当要对敌人进行发射时,为了避免误伤己方人员,要求前无立兵,因而前边的士兵只有跪下。同时由于弩张缓慢,临敌不过三发,为了弥补此不足,必须轮番射击,矢注不断,才能使敌人措手不及,无可乘之机,无法逼近,从而大大增加杀伤力,弩兵阵的排列正好反映了古代弓弩轮番射击的实际。
之所以称之为跪射武士俑,是因为它们与秦俑坑中众多的陶俑形状不一,它们在坑中的姿势不是立姿,而是跪姿,上体伸直并和头一起略转向左侧,双目凝视左前方,双手在胸的右侧一上一下握着弓弩。这种俑在秦俑坑中显得很独特,因为是跪姿,故其高度在1.20米左右。其姿态优美,英俊潇洒,神态庄严,目光炯炯有神。他们身穿战袍,外披铠甲,头顶左侧挽一发髻,髻根用朱红色带束扎。足登方口翘尖齐头履。从一鞋底外露处可以看到,鞋底的针脚因为人着地后摩擦的轻重而疏密不同,其绳结痕迹清晰可见,其写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跪射俑的塑造上,工匠们费尽心机,可谓匠心独具。把跪射俑的形体塑造得非常精美,惟妙惟肖,力求使静态的雕塑给人以动的感觉,使其身上的甲片随身体的曲转而流动,脚上的鞋子随着脚掌的着地而折曲,衣服的纹理也伴随着体态的变化而曲折飘浮。上身挺直,臀部紧贴左足跟,从而使全身的体重落在右膝、右足和右足尖上。当射击时,则重心稳,用力省,便于瞄准,容易射中目标。
跪射俑,也有人称之为“跪式背弓俑”、“蹲跪俑”、“蹲姿甲俑”等。跪射俑的这种坐姿,是古代军事中的一个重要单兵动作,是一种守势的动作。因此,坐姿的单兵动作常用于兵阵中的坐阵。兵书《尉缭子》中说,阵形中有立阵、坐阵,“立阵所以行也,坐阵所以正也”。坐阵之应用,有两种情况,一是军情不稳,需要稳定军心,整顿队伍;另一种情况是等待战机。秦俑二号坑中跪射俑和立射俑组成一个方阵,应属于待机而战之类。
从跪射俑所在的位置推测,这支队伍在军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比一号坑的前锋还要突出,它是整个军阵中的左拒,其后面是一个较大的骑兵方阵。一旦出现敌人袭击,左拒这一支方阵由坐而立,迅速出击拦截,保卫大阵。在这些俑的附近出土有镞、剑等兵器,表明这些俑是执弓和佩剑的。它们挟弓带剑,立可以疾走,趋敌致胜,坐则如磐石,坚不可摧。看过跪射俑的人,无不为秦代卓越的雕塑艺术而惊叹,也无不为其所折服。它给人们留下栩栩如生的深刻印象,现在常被作为国家对外旅游促销的标志。
立射俑共有172件,身穿短褐,束发挽髻,身着轻便战袍,腰系革带,胫着护腿,足登方口翘尖履,整个装束显得轻便灵活。右足向左前方斜出半步,双足成介乎丁字和八字间的形状,左腿微拱,右腿后绷,左臂向左侧微举,四指并拢,手掌伸张,掌心向下。右臂横曲胸前,手掌向内,或手掌上仰,头微向左侧转,昂首注视前方,这种姿势即为弩兵持弓发射的准备姿态。像这种类型的兵俑,在考古上是罕见的,他们正是秦时弩兵作战形象的再现,对于我们研究两千多年前弩兵作战形象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立射俑的出土,印证了《吴越春秋》的记载:“射之道,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儿,右手发,左手不知,此正射持弩之道也。”文献记载,秦人非常重视射击技术,《秦律杂抄》记载:除士吏、发弩啬夫不如律及发弩不足,尉赀二甲。发弩啬夫射不中,赀二甲,免之。
立射俑以合理合度的足法、手法、身形,科学地说明了秦时对射箭的要求。这种立射武士俑站在跪射俑的四周,其编制是非常科学的,因为立射武士俑持弩,而强弩居于四旁,攻利于穿刚达坚,破敌之锐师,守利于坚持疾战,守隘塞口。立射俑的塑造艺术十分高超,雕塑者能够抓住立射者一瞬间的动作,把立射俑刻画得惟妙惟肖,从而使人产生将要发射的悬念。你瞧那极富力感的拉开的双臂和叉开的双腿上下呼应,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绷嘴屏气的神态和引满弓欲射的动作,给人以训练有素、百发百中的威慑。只需一声令下,便万箭齐发,给敌人以强大的杀伤力,使敌人无机可乘。
秦步兵射击技术承前启后,对整个中国的射击技术影响很大。它的基本格局——立射和跪射,两千年来被沿袭不改,在中国古代步兵射击技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战车阵
战车方阵是由64辆战车组成的。车由四马系驾,车后一字排列着身高1.8米至1.9米的陶俑3个,其中一个为御手,另两个为车左和车右。御手两臂向前平举,双手作揽辔状,车左和车右一手持长兵器,一手作按车状。御手身穿长襦,外披铠甲,披膊(即臂甲)长及腕部,手上有护手甲,胫着护腿,颈上围有盆领(即颈甲);头上戴有巾帻及长冠。车左和车右姿态相反,装束相同,是整装待发的状态。只要一声令下,即开赴战场。
战车可能最早出现于夏代,周代战车已发展到比较完善的地步了。战车也叫戎车、兵车、武车、革车等。在山东胶县西庵出土的一辆西周战车,车上放着两组青铜武器,靠右侧的只有一柄戈、钩戟各一、箭镞十支,还有铠甲,这正说明当时车上三名乘员的身份。车长在左,那些制作精美的武器装备是供他使用的。右侧的武器是供车右使用的,中央是驭手的位置。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偶尔也有一乘载四人的记载,却尚未发现一乘两人的记载。古埃及军队和亚述军队中,战车的乘员是两人,一人驭车,一人射箭,而且驭手还要用盾牌掩护射手。
战车使用的数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增多。《吕氏春秋》中说,成汤以“良车七十辆”战败夏人。《尚书·牧誓》中说:“武王以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纣战于牧之野。”西周康王以后,随着周王朝对东南的不断用兵,车战规模,有所扩大。据小盂鼎铭文记载,仅在一次与鬼方的战斗中,就曾俘获马百余匹,车百余辆。到春秋时期,由于兼并战争的不断扩大,战场上使用战车的数量空前增多。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军出动战车七百乘。前607年大棘之战,郑国缴获宋国的战车即达四百六十乘。春秋末期,晋国治兵开邾南,有“甲车四千乘”。在以车战为主的殷周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不高,人口不多,国家组织还不完善,军队数量不大,装备简陋,战斗力主要是以贵族甲士为骨干构成的。战争的目的也往往是贵族领主之间的相互掠夺,一般只要对方臣服纳贡,即可罢战,战争基本上都是一个战场,一次交战,一天之内,就决定了胜负。像鄢陵之战那样“旦而战,见星未已”的战争,很是少有。直到春秋末期,才出现像吴楚栢举之战那样,五次交战,追逐几百里,连续作战许多天的场面。
当时的作战形式,正如《武经七书·释义》中说:“两兵相接曰战。”指两军各自摆好阵势,相互冲杀,以决胜负。所谓“阵而后战”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车战时代的主要作战形式。春秋时期,许多重要战役,如周郑繻葛之战、晋楚城濮之战、吴楚栢举之战等,都是采用这种作战形式的。作战的程序一般是双方摆好阵势后,首先击鼓进军,双方战车对进,各用弓箭互射,正如《楚辞·国殇》中所描写的,“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接着就是“车错毂兮短兵接”。所谓“错毂”,就是双方战车接近后,不是正面相撞,而是交错抵近,以便车上甲士用兵器进行格斗。只有在车毁马伤亡之后,甲士们才弃车死战,用防身兵器,如刀、剑等与敌格斗。车兵决战后,胜负就已决定了。
当时的战争受礼制的约束,要求“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逐奔,就是在战场内追击溃退的敌人。“逐奔不过百步”确实是一条古老的军事原则。其真正原因是,西周以前,一方面由于战争目的很单纯,往往是要求对方臣服,双方各倾其全力,一次交战,即可决定胜负,不需要作大纵深的追击;另一方面,当时以车兵与步兵混合编成的方阵,不但进攻时要求“军旅以舒(缓慢)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接刃,徒不趋(步兵不快步走),车不驰(车不急驶)”。而且追击时,也要“逐奔不逾列(不超出行列),是以不乱”。这就是说,在追击溃退的敌人时,还是要求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因而就不可能作大纵深的追击了。
到春秋战国以后,由于战争目的不同和军队装备的改进,这种“逐奔不过百步”的原则逐渐被打破了。“纵绥不过三舍”,也一样被打破。纵绥,指的是在战场外追击主动退军之敌。舍,古代称三十里为一舍,即是军队一天的行程。这是由当时军队的技术装备所决定的。日行三十里,人马都可保持充沛的战斗力,超过这个限度是危险的。《孙子兵法·军争》说:“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所以,军队连续急行百里,是当时兵家大忌。这些也由于军队装备技术的改善,而逐渐被废弃了。“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所谓“成列而鼓”,就是说,等双方都摆好阵势后,才擂鼓开始进攻,这也是一条古老的兵法原则。前645年,韩原之战,晋侯使人请战,秦穆公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忧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将亲见。”①就是说:你不来我担忧,你来了但还未摆好阵势,我不敢忘记“不鼓不成列”的原则。现在你既已摆好了阵,那么,你就整顿好行列,我就要亲自率军出战了。前638年,泓之战,宋襄公还坚持“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结果遭到惨败。这就是毛泽东批评的蠢猪式的战争。“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接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不失行列之阵,不绝人马之力,迟速不过诫命”。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军队行动,以从容不迫为主。从容不迫,就能保持士卒们充沛的力量。虽在冲锋陷阵中,步兵不准快步走,兵车也不准奔驰快跑。追击溃逃的敌人时,也不准超出行列,这样才不会扰乱战斗队形。而军队的稳固性,就在于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在于不用尽人马的力量。行动的快慢,决不许超过命令规定的速度。这种缓慢的进攻战术,是早期方阵战术的特点。
二号坑的战车方阵明显不同于一号坑战车的特征,一是车后没有跟随徒兵,这是罕见于文献记载的新特征。二是8列战车,每列8乘,正好两两相对成双,体现了双车编组的战车编列原则。三是8车为列,与史书记载的5车为列、10车为聚、20车为屯的编组方法不同。四是车左和车右俑都手持长柄兵器,与古兵书所云“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的说法不同。因此二号坑战车方阵为我们研究古代战车阵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二号坑的车兵方阵来看,车兵在这一时期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车兵退出历史舞台是西汉初年的事情。车兵之所以退出历史舞台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战车本身的局限性,较之步兵,战车受地域地形的限制较大;较之骑兵,他又显得笨重和不灵活,骑兵既保持了战车的机动性,又避免了战车的缺陷,可适应全天候、在各种地理环境下作战。其次铁制兵器的广泛使用,使战车失去了原有的抵御能力。最后作战对象的改变也是车兵退出战场的原因,西汉初年的最大敌人是匈奴,长距离的跋涉作战是车兵无法完成的。
到汉代,由于同匈奴远距离作战的需要,骑兵迅速发展起来,杨家湾汉兵马俑军阵已经反映出汉时骑兵已成为独立的军阵,能独立担任作战任务。在西汉文景时期,骑兵在数量上已仅次于步兵,而车兵则退到次要地位。
①《史记》卷六《秦本纪》
3.车步骑混合阵
二号兵马俑坑的中部,是由战车19乘、徒兵俑264件、骑兵8组组成的一个长方形军阵。19乘战车排成三路纵队。第一路纵队有战车6乘,战骑4匹;二路有战车7乘,战骑4匹;三路有战车6乘,其中最后一车出土将军俑1件。每乘车上除甲士3人外,车后均跟随徒兵。且跟随的徒兵数多少不一,和前面讲到的一号坑的车兵方阵不同。一般是每乘车上有甲士3人,后跟徒卒8人,但阵尾部分的战车跟随的徒卒是28人,出土将军俑的战车及此车的前两乘战车跟随的徒卒是32人,这当是为了加强后方力量。其战车与徒卒的排列办法是战车居前,徒卒在后。这种编列办法,疑为古文献提到的先车后伍的鱼丽阵法。
据《山堂考索·车战》记载:“昔周伐郑,郑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先其车足以当敌,后其人足以待变。”这种编列方法反映出在此阵中以车为主,徒卒仅为辅助力量。而车后的殿军部分则为骑兵两组,共8匹马,这种阵列法也是商周时期没有的,骑兵因为快速轻捷,放在车阵尾部作机动兵用。此方阵的最高统帅所乘之车位于阵的左后方,这似乎是秦代之定制,因为前面介绍的弓弩方阵的统帅也居于左后方。据《文献通考·车战》云:“盖古者车战之法,前后整齐,必有护卫前后行列,元帅未易动摇也,至春秋列国用之,往往军伍不正,而元帅每以车逐列,混然左右,率无定法,故敌人得以及之,终春秋之世,致败者未有不由战车之无法而轻动摇也。”其意为元帅之车须有前后行列护卫,否则容易打败仗,此阵中的元帅之车并非居中,而是居阵之尾,无后卫之车,从而说明秦时已放弃了以前的车阵方法,反映出当时战争形式的变化。
4.骑兵阵
骑兵阵位于二号坑的北侧,是一个车骑混合的阵形。计有战车6乘,鞍马108匹,骑士俑108个。在安排上是车前骑后,可分作前线和后线。前线为两列战车夹一列骑兵作为阵头,后线由八列骑兵组成阵体。这种编阵方法反映出骑兵固然在战国末期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兵种,但在战场上却没有构成独立的骑兵之阵。秦骑兵用的作战武器是弩机,而且骑的马还是没有脚镫的低鞍马,显然带有早期骑兵的特征,其行动迅速、机动性大的特长与张弩费时、矢射匆忙的特点,决定了它在战场上需同其他兵种配合作战。战车在战争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骑兵作为机动兵力,正符合兵书上的以车为正,以骑为奇。骑兵具有迅速、不受地形限制的优势,机动性很大。秦时用骑兵“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在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长平之战中,秦军有效地使用骑兵五千,突然插入赵军间,使赵军分而为二,断绝了赵军的粮道,从而配合战车和步兵歼灭赵军四十余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为秦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用车、步、骑三军结合作战的典型战例。
长平之战发生在前260年,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最激烈的战争,是秦赵两国为了争夺上党而进行的。赵国当时的将领为廉颇,采取以逸待劳的办法,秦国当时的将领为王龁和白起,他们采用间谍战,从而使赵国起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了廉颇。果然赵括轻易出击,秦军假装败退,当赵军追逐秦兵时,秦军步兵和骑兵联合作战,一方面隔断赵国的补给线,一方面给予敌人以猛烈的打击。这一仗大大削弱了赵国的实力。
二号坑的骑兵俑,形象逼真生动,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骑兵实物,对于我们研究秦时的骑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骑兵用的鞍马,身长2.03米,通首高1.72米,枣红色,黑鬃,白蹄,剪鬃辫尾。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反映秦时对骑马的要求很高,和秦俑坑的骑马基本相同,反映了秦俑坑的骑马符合秦对骑兵的要求。对骑士的选拔也是严格的,秦俑坑中的骑士身高在1.8米以上,体形匀称修长,神态机敏,英姿勃勃。兵书《六韬·武骑士》指出,充当骑士的条件为:①年龄在40岁以下的青壮年;②身高1.73米以上,身体健壮,行动机敏轻捷;⑧骑射艺术娴熟;④能控制住坐骑,周旋进退自如,能够越险阻,绝大泽;⑤机智勇敢。秦俑坑的骑士已具备了以上五点要求,反映出秦的骑兵是合格的。
骑兵的出现是古代兵种的一大革命,反映出古代战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骑马的技术和个别武装骑手的出现很早,在殷墟第十三次发掘中,曾发现原始的马具。所以在车战时代,即可能有个别武装骑手出现于战场。但仅靠当时那些简陋的马具,想使战马排列成阵,进行各种战术动作,显然还是困难的。也就是说当时还不具备组建骑兵部队的条件。在寻找骑兵的根源时,必须考虑到马,马的最早使用应归功于游牧民族,他们饲养马,使用马,因此称他们为马背上的民族。
秦民族以善于养马驭车而著称,早期又与少数民族西戎杂居,有过逐水草而居的历史时期,因此,秦国骑兵的产生应是较早的。在秦穆公时,当时秦已有“畴骑五千”。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在赵国推行“胡服骑射”政策,使赵国迅速强大起来。但关于骑兵的实物资料发现较少,出土于洛阳金村的一面铜镜上,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图像。一个披甲带胄的骑士一手持缰、一手持剑正与老虎搏斗。马具是马头有辔,胸前有鞅,马背有鞯无鞍。可见当时马具还是比较原始的。近年咸阳出土了两件战国时期的骑马俑,马头有朱彩画的络头,在颈的两侧,各有朱绘两条辔绳。俑头戴宽折沿帽,身穿交领右衽短褶,下着短裤,脚登长筒靴,两手半握,左手前伸似在牵辔绳,右手下垂似执一物,两腿前屈骑于马背上。这两件俑是我国迄今为止在古代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骑马俑形象。对研讨秦的骑兵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秦俑二号坑中骑兵军阵的出现,提供了古代骑兵形象的资料,展现了两千多年前骑兵的装束、装备及战术特点,是研究古代骑兵的十分珍贵的资料。
骑兵俑与步兵、车兵的装束显然不同。秦的车兵和步兵戴尖形的圆形巾帻;而骑兵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紧系在颏下,以防骑马奔跑时帽子被风吹掉,身着紧袖交领左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扣连裆下裤,足登短靴,身披短而小的铠甲,肩上无披膊,手上无护甲,衣服短小轻巧。这种服装便于举足抬腿上马,坐在马上双腿易于叉开,比较灵便。在防护装备方面,骑士的铠甲较短,甲的前片长度仅及胸腹之际,后片长不及臀部。骑士的铠甲若和车兵、步兵的一样长,下摆就会和马体接触,既活动不便,又显得臃肿,而且骑士双肩无披膊,也不像有些战车上的驭手那样有颈甲和护手甲,这样便于骑士杀敌战斗。
秦对骑兵的要求很严,对鞍马的选择也有严格的规定。马的高度要达到五尺八寸以上(秦时1尺约合今天0.23米),折合现在即1.33米以上,秦俑坑中的鞍马符合这个标准。马头上的络头,口中含的衔镳,牵马用的缰绳都是真实的。其络头是由铜节、铜环、扁平石管串连而成,有项带、额带、咽喉带、鼻带、颊带等。络头上连接着铜衔、铜镳。其缰绳是由圆形、扁平石管及铜构件串联成的,共两根,各长约1米。两根缰绳,一端分别和马口两侧的铜衔相连,另一端各有一截把形铜环,以便骑士把握。通过络头、铜镳、缰绳相连接,使骑士可以自如地控制马匹。马背上雕有鞍鞯,鞍的两端微微扬起,鞍面上雕有八行鞍钉,质地为皮革,鞍后有鞦,下有肚带,但未发展到马镫。马镫出现的时间较晚,湖南长沙西晋三年墓中出土的彩陶骑俑的镫,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镫。这时还是单镫,仅在鞍的左侧系镫,供上马时踏足用,是镫的早期情况。到东晋十六国时才出现了双镫。鞍的两侧及前后端缀有叶形及长带形的彩带作为装饰。鞍上有条类似皮质的扣带环绕马腹,把鞍紧紧固着于马背上。鞍后有鞦攀于马臀,以防鞍向前滑动。鞍的使用对于骑兵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骑士的双手进一步解放,从而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
秦俑坑鞍马骑兵俑的雕塑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骑士俑一手牵缰,一手拉弓,目视前方,似整装待发,严阵以待,显示出骑士刚健勇武的气魄,鞍马胸部宽阔,肌肉隆凸,腹背壮实,轮廓优美,前腿如柱,后腿如弓,英武矫健。特别是马头的塑造,工匠们抓住了眼、鼻、耳、口等关键部位,着意刻画,使陶马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形象,把马那种急不可待、跃跃欲试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骑兵的出现也是中国古代战争的一场革命,改变了战场上的力量对比,骑兵既有车兵的速度,又弥补了战车缺乏便捷的不足,既有步兵的灵活,又弥补了步行迟缓的缺陷,而它所具有的冲锋陷阵的威力,是车兵、步兵所不及的。因此,骑兵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著名军事家孙膑总结出骑兵配合车步兵作战的十大优越性,即: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缧其子弟。孙膑还认为:“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反映出骑兵的作用是无法代替的。
二号坑的四个小阵有机地结合,从而组成一个曲尺形军阵,即古兵书中讲的方、圆、曲、直、锐五种阵中的曲形阵。其左翼即弩兵阵,突出于左前方,成为军阵的前角;其中军阵的后尾突出于曲尺形之后,成为军阵的后犄。四个小阵组成一个大阵,形成大阵套小阵,大营包小营,阵中有阵,营中有营,互相勾连。分则各自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合则浑然成为一个整体。可以应付各种不同的环境,对付各方面的敌人,这种阵形有利于作战将领利用分合奇正的变化,根据地形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临机决断,灵活运用,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两军交战时,根据地理环境的变化采用不同的兵种出击:平原地带用车作战,地形险要、追奔逐北用骑兵作战,溪谷险滩及屯扎守卫壁垒用弩兵作战。正如《孙膑兵法》所云:“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六韬·均兵》亦云:易战,“一车当步卒四十人”,“一骑当步卒四人”,“一车当六骑”;“夫车骑者,军之武兵也。十乘败千人,百乘败万人,十骑败百人,百骑走千人,此其大数也”。从上可以看出,二号坑的阵形是非常讲究的,是一个多兵种结合的集团军,可以应付多种环境下的战争。
综观秦俑军阵,可以反映出秦军作战并非仅使用单一兵种、阵法,而是采用多兵种、多单元、多手段、多样战术的合成阵法击敌。秦俑一号坑步兵阵坚固有力,二号坑技术兵种机动灵活,这种合成阵法具有高效能、战斗力强、勇猛奋击的显著特点。秦军合成作战,战术灵活多样,富于创造性。秦俑坑军阵包含有古代“奇正”的战术思想。《孙子兵法·势篇》云:“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一号坑步兵阵为正兵,战时位于全军正面中央,为中军。二号坑车骑弩兵阵为奇兵,战时一般车骑分列在两翼充左、右军,以便驰击;弓弩兵则视情况列于军阵的前、后、左、中、右。通常正兵在正面作战,奇兵在两侧作关键性的袭击战,相互协同,确保胜利。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二)二号坑——多兵种再现的曲尺形军阵

 

秦王扫六合/徐卫民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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