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横扫六合,与秦人的尚武好战习俗有很大的关系。秦人曾长期和戎狄等游牧民族杂居,为了生存和发展,一直是在和其他民族的作战中壮大起来的,尚武好战已成为其民族的习俗传统,加之秦在商鞅变法后实行的军功爵制,使秦人在战场上毫不畏惧、勇往直前,杀敌立功受奖获爵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
秦人是从东夷西迁的一个民族,其先祖伯翳曾在夏禹时代和大禹共同治理洪水,被赐姓嬴氏。商汤时,因帮助商王朝有功,而“嬴氏多显达”,为商朝“保西垂”。周灭商后,秦人地位下降,沦为周的附庸,周孝王时,秦人先祖非子因善于养马和驾车,为周王朝主持养马工作,成绩显著,周孝王分土给秦人,使“邑之秦”(位于今甘肃省张家川自治县),而在它的周围全是西戎民族,为了生存和扩张领土,秦人一直处于和西戎民族的争夺战争中。其祖先秦仲在伐戎时被戎人所杀,到秦庄公时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①庄公的儿子世父伐戎时也被戎人所俘,秦襄公时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并获得周人的一张空头支票,即赐岐以西之地给秦,但前提是“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不过从此秦人已正式得到周王朝的承认,也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对戎战争。秦对西戎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在秦穆公时期,“并国二十,开地千里”,②并取得了“春秋五霸”的地位,从而提高了秦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地位。
秦人同西戎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来之不易,从而使秦民族形成了顽强不息、积极进取、尚武好战、奋发向上的精神。长期处于游牧民族的包围之下,其落后的经济、严酷的生活环境,使秦民族特别崇尚武力,特别能战斗,也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商鞅变法得以在秦国顺利推行的原因。商鞅变法使秦民族的尚武风气更加高涨,实行的军功爵制极大地调动了秦民族的好战积极性。
关于秦人的尚武习俗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也有大量记载。现仅从《日书》早种《生子》篇抄录一些简文以说明问题,简148载:“壬辰生子,武而好衣剑”,“壬子生子,勇”,简141载:“乙丑生子,武以攻”,简140载:“甲午生子,武有力”,简142载:“丙武生子,武以圣”,等等。充分说明秦人骨子里都想着好战、尚武。
由于整个社会崇尚武力的风气,秦国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大力士,春秋时期,有大力士杜回,战国时期有任鄙、乌获、孟说等,而且连秦武王也十分喜欢武力,特别偏爱大力士,常以举鼎为游戏,甚至因举鼎过于用力而不幸死亡。在秦始皇陵封土西南发现的百戏俑坑中也发现了大力士的形象,身材魁伟高大,与当时秦国的社会风尚有必然的联系。
秦人之所以崇尚武力,也与秦人信奉法家有关系。因为法家和兵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家的战和法家的耕战思想是相通的,因而我们看到法家思想中多有兵家思想在其中。秦国从商鞅开始,一直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重视耕战、讲求功利是秦人的不懈追求,因而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就成为秦人的奋斗目标。正由于秦民族的尚武习气和法家思想的主导,整个秦历史就好像一部军事史,其形成的文化也体现出军事文化的特征。
秦的尚武风俗一直影响到汉代,形成了“山东(所谓山东、山西是以河南崤山为界的)出相,山西出将”的局面。正像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所说的:“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①②《史记》卷五《秦本纪》
秦王扫六合/徐卫民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