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服饰-宗凤英-第一章清代宫廷服饰的历史渊源

清代宫廷服饰-宗凤英

第一章清代宫廷服饰的历史渊源

清代宫廷服饰-宗凤英

 

衣冠,乃一代昭度。一代之兴,必有其衣冠之制。清代服饰文化的产生与满族形成的历史及清入关后所处的社会背景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后者是我们研究和了解清代服饰文化艺术的先决条件。

第一节 满族的历史及其生活习惯

一个民族要经过很长的实践,才能逐步形成适合自身生活习惯的服饰满族也不例外。
清朝,是以聚居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演进而成的满族贵族为主体通过征战等手段建立起来的中国的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满族是满洲族的简称。她是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形成的:她的祖先却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前商周时期的肃慎人。肃慎人,是长期居住在我国东北边疆的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秦汉之时的抱娄,南北朝时的勿吉,隋唐时的蛛羯和辽金元明时的女真,都是她的后裔,源远流长,历代相承。由此可见,满族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自明代初期开始,散居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部落,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逐渐向南迁移。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女真人基本形成了三大部分,分布在我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其一,为建州女真,包括苏克苏护、浑河、完颜、董鄂、哲陈.鸭绿江、讷殷、珠舍里等部,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其二,为海西女真,包括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部,分布于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曲折处其三,为东海女真,包括的部落比较多,分布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是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至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这些居住在不同地域的女真人,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以农业为主,兼事渔猎,加上地域的优势,与外界接触比较多,故经济比较发达。而东海女真则以渔猎为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部落间的分化,加剧了女真各部之间的利害冲突,彼此之间不断发动战争。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祖、父十三副遗甲起兵,运用军事兼并、政治联合等手段,经过30余年的征战,基本完成了对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东海女真的大部分的统一。其疆域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诸部始合为一,形成了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强大的部落联盟。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女真人从部落制度到国家制度,从血缘组织到地缘组织过渡的完成。至此,一个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女真人为主体的,由多种民族融合而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生活方式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一“诸申族”已基本形成。

皇太极继位后,励精图治,国祚日隆。随着后金的日益强盛,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年]改“国号为清,乃禁人称金;国名为满洲,乃禁人称女真”满族人建立的“大清”就这样诞生了。
女真族是久居我国东北严寒地区的一个尚武游牧民族,她的服饰,自然要适应这一特点。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在造型上,都与传统的汉族服有极大的差异。以紧身窄袖为特点的满族服装与宽衣大袖的汉族服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满族服装显得更具有实用性,适合东征西战的马上生活。

清代宫廷服饰-宗凤英

第三节 在清代服饰上的满汉斗争

17世纪中叶,满族贵族乘李自成率军攻人北京、明朝灭亡之机,在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北京城。为了扩大已取得的政权,迁都北京。不久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统一了全国。清统治者占领全国以后为了巩固新政权,采取了大批起用汉官、优待明朝宗室、开科取士、以武功保天下等一系列措施,其中以武功保天下是最重要的措施。清统治者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巩固其统治地位,必须加强自身的武功,时时保持军队精武而善战。这关键在于时时习武,做到弓马娴熟,“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早在建国之初,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太宗文皇帝就对诸王及贝勒们说:“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顺治七年[1650年],世祖章皇帝又谕:“我朝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资骑射,今仰荷天休,得成大业。虽天下一统,毋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至高宗纯皇帝时,为了保住满洲的先正之风,不被汉人所同化,又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组织诸王大臣重温太宗谕训,并在多处刻、立石碑,警示后代,勿忘骑射,要想使弓马娴熟精良,必须有一整套有利于骑射的衣冠制度与之相适应满族未人关之前,长期从事狩猎骑射所穿的紧身窄袖的长袍、马褂、紧身等适合骑射的衣冠服饰,这一点可从清太宗文皇帝在翔凤楼组织大臣学习大金《世宗本纪》的训谕中看出。据《清实录》记载,早在崇德元年十一月,太宗文皇帝就“御翔凤楼,集诸亲王、那王、贝勒、固山额真、都察院官,命引文院大臣读大金《世宗本纪》。上谕众曰:“尔等审听之,世宗,蒙古、汉人诸国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当时后世咸称为小尧舜。朕批览此书悉其梗概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观赏。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豫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言语,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人,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也!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故谕尔等,其谨识朕言。”崇德二年[1637年],又对诸王、贝勒说:“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冠服,改服汉人衣冠迫至世宗,始复旧制。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嗣后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太宗文皇帝在这里不仅指出了着满衣冠的重要性,同时,还指出宽衣大袖的汉族服装不利于骑射,认为金朝就是因为改祖宗的衣冠,循汉俗、服汉衣冠废弃武功才导致灭亡。从历史的角度阐明了汉服不能效,祖宗衣冠不能改的根本原因。太宗文皇帝为了使王公大臣均能充分地认识到衣冠关系社稷的重要性,不仅三令五申地坚持满服饰的重要性,同时,还于崇德三年七月[1638年]下逾礼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此外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高宗为《皇朝礼器图》作序时又强调指出“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寻,本不相袭。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恐后之人执朕此举而议及衣冠,则朕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在清代皇帝看来,保持满族衣冠,在于满族野战则克,攻城则取,立于不败之地有重要意义;选择便于行动的、实用性很强的紧身窄袖的民族服装,并未改为宽衣大袖、装饰性强的汉族服饰是明智之举。

高宗纯皇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及政治上的需要,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指出:“辽、金、元衣冠初未尝不循其国俗后乃改用汉、唐仪式。如金代朝祭之服,其先虽加纹饰,未至尽弃其旧。至章宗乃概为更制。衣冠为一代昭度,夏收殷导,不相沿袭。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去其纯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寝弱。况授其议改者,不过云衮冕备章,文物足观耳。殊不知润色章身,即取其文,亦何必仅沿其式?如本朝所定朝祀之服,山龙藻火,条然具列,皆义本礼经而又何通天绛纱之足云耶?”在这里,乾隆皇帝对清代服饰应该是什么样子怎样承袭历代的衣冠文化,作了精辟的概括,“即取其文,不必取其式”这就是说,择取历代传统衣冠之纹饰,保留满洲的衣冠之形式,两者合二为,这是清代服饰制度的建立依据,决定了清代衣冠制度的发展方向。清代的衣冠,在形式上保持了紧身窄袖的民族特点和风格,与其骑射相适应,更富有实用性;而在纹饰以及用法上,则沿袭了自有虞氏以来的传统典章制度丰富了我国的服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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