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该文发表在《文博》1990年第5期。由于秦俑袍衣式样与过去农村老太婆穿的大襟衣基本相同，所以在写这篇论文时，对于袍衣的剪裁，作者还特意咨询了70多岁的老母亲及妻子，并亲自绘制了剪裁缝制图纸，附在论文中。论文还特别指出：秦俑战袍衣着式样为右衽汉服，与铠甲一样，是国家统一发放的战时军装，战后是可以卸甲脱袍的。

《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衣冠之制，启自黄帝，夏、商至西周，礼仪制度已备，穿衣戴帽，贵贱有别。到秦始皇统一，作为当时物质文明的衣冠服饰，更出现了一些新的特色。秦俑战袍，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形象的军服资料。(图一)本文对秦俑战袍的称谓、秦俑战袍的起源与发展、秦俑战袍的质料与剪裁、秦俑战袍的染色等问题予以讨论，求教于学界同人。

秦俑战袍的称谓

古时对衣服的称谓，据《说文》“上曰衣下曰裳”。就式样而言，有深衣、襦衣、褐衣等。袍衣，在古代则特指装有丝棉的长衣。《礼记·玉藻》：“纩为茧，缊为袍”。孙希旦《礼记集解》：“纩与缊皆渍茧擘之，新而美者为纩，恶而旧者曰缊，衣以缊着之者谓之袍。”说明民间的袍衣质量较次。秦俑战袍质料文后讨论。作为军队服饰，理应突破旧制。

秦俑袍衣，一般通长1～1.2米，衣厚1.5～3厘米，足见其为有表有里，且表里之间有衬套之物。《汉书·爰盎晁错传》中有“坚甲絮衣，劲弓利矢”。张朱元解释汉代将军服装，也说“穿赤色絮衣”。其中“絮”，可能指丝棉，也可能指粗麻丝类物质，因为这些东西在衣内可起到防御箭镞穿射的作用。

文献中把絮衣同甲衣和兵器相提并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后代人把军服——絮衣称之为战袍，更近确切。秦俑袍衣紧袖，也利于作战。袍衣的大襟叫“衽”。《说文》：“交衽也”。《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再拜稽首以衽受”。何休注：“衽，衣下裳当前者”。

根据民族习俗，汉人衣襟都向右掩，胡人衣襟向左掩。例如，孔子在赞叹齐桓公的霸业时，曾说：“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着头发，穿左衽衣，受异族的统治了”；顾颉刚先生也指出：“羌胡被发左衽，不同于其他族系的椎结”①。可见，胡人(北方和西方各族)是穿左衽衣。然而，秦俑战袍全为右衽，无一左衽服制。从这一标准分析，秦俑战袍衣着式样为汉服。这一事实说明：经过中国历史的民族大融合，到秦以后，汉族已基本形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不可否认，秦俑服饰，诸如靴子、带钩等方面还存在着汉服胡服杂用的现象，这显然又是各民族间相互学习和相互影响的结果。秦俑的袍衣，又怎样和古代的深衣、褐衣、襦衣相区别呢?从特点上看，秦俑战袍是：长至膝，使用革带，右衽交领，内夹絮，紧袖等。

关于深衣，据《礼记·深衣》疏：“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深衣篇》说：深衣“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可见深衣的特点是：长到足面，不使用革带，交衽但不夹絮，衣袖宽博。此种深衣古时属社会上层诸如诸侯、大夫、士平时所服。襦衣，谓短衣而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衣部》：“襦若今袄之短者。”

《西京杂记》卷一：“汉帝遂死皆珠襦玉匣”。由此而知，襦衣仅指短上衣，虽然交衽，但不用革带，内夹不夹絮类物质也在可否之间。褐，也是粗麻布制成的短衣，襦和褐在古代均为贫贱人、下等人所穿的服饰。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中，政府统一给刑徒发放的衣服就是“褐衣”，并有大、中、小之分。②通过比较，我们可以说，秦俑战袍与古代的深衣、襦衣、短褐等，在形式上、作用上均有不同，它是专用于战服的一种衣着。《礼记·深衣》注：“衣有表者谓之中衣”。秦俑战袍为表，内是否衬有中衣呢?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秦俑脖颈部所显露出的中衣圆领，得到确切的回答。中衣为单衣，云梦睡虎地四号墓出土的两方木牍有黑夫给家母寄的信。信上说：“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为禅裙襦者，母必为之……”云云。“禅”，《说文》：“衣不重也”。《礼·玉藻》注：“有衣裳而无里”。《释名》：“单襦，如襦而无絮也”。可知禅与单同。禅裙襦理应是用于内衬的短上衣。它比袍衣短，领部也与外部袍衣有别。这种自备的衣服，似为秦军中的常服。

袍衣则是统一发放的战服，因为袍衣内有粗丝粗麻类物质，可以起到防御箭镞穿射的作用，所以战时必穿。秦俑军阵处于临战状态，皆身着战袍和铠甲是合理的。但穿上战袍会显得厚实、臃肿，若遇夏季，天气炎热，再复加袍衣，显然不便。因此，除战时外，平时是可不穿战袍，仅穿自备的衣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战袍同铠甲一样，战后是可以卸甲脱袍的。

秦俑战袍的沿袭

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时代魏水陆攻战铜鉴的上层图案(甲组)，人物衣着虽简化成图案状，但基本上摹画出了当时的战袍服样。与秦俑战袍相比，服制极其相似。两个时代袍衣的共同特点是：衣长齐膝，交衽紧袖。这紧小袖口，可能与历来说的胡服影响有联系。遗憾的是，因为铜鉴图案太小，精确比例难以掌握。所以，左衽右衽没有表现出来，衣袖也表现得不那么具体，但其或许就是作为军服的战袍之初期式样。这种袍衣的出现，说明在它之前必然还有一个发展过程。

因此，把这种战袍的起源时代定在春秋也是可以的，至晚也应在战国早期。据以上铜鉴图案资料，我们初步可以说，袍衣自春秋开始与军服有了瓜葛，经过战国，到秦代，实际上已作为正式军服，在军队中广泛应用并加以推广统一化。历史的继承脉络看起来是比较清楚的。在铠甲的生产还不能完全满足庞大军队的需要时，这种战袍在战斗中所起到的防御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秦以后，这种战袍多具全国性，并一直延续和发展到汉代。

史有“汉承秦制”之说，衣冠之制相沿关系大概也不例外。从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的两千件武士立俑看③，在西汉时代，军服仍然保持着交领右衽袍衣制。《居延汉简》记载戍卒的军装也是袍衣。杨家湾西汉武士立俑战袍与秦俑比较，仍可看出袍衣紧袖，衣长齐膝，腰间束带等衣号式样基本相同的情况，甚至连服饰的彩绘颜色也很相同。另外，从现象看，汉俑袍衣也为“絮衣”，其内亦像衬套中衣。但不同的是，汉俑衣襟虽然同样向右交衽，但并未旋绕至背后直下，而多为胸前交衽不到腹部即斜下，这可能与制作袍衣材料的幅度有关。

还有一点是，汉俑中衣领不是圆领，而是同外表袍衣完全一样的右衽交领，这些或许就是军服的一点改革和发展吧。当然，这点改革，可使军服穿着更方便一些，并且也节省了布料。到了东汉时期，战袍作为军服似乎有了较大变化。例如，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出土的执矛铜骑马俑④，衣袖已变得较宽博，上衣下裳已经分开，显然这更方便于骑马和作战。因此，可以认为，战袍的变化和颓废，与骑兵的发展、兵器的演进等有关，秦时已经出现了骑兵。从这一角度分析，它的很快颓废，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汉时骑兵已作为军队的主力了。

通过讨论，战袍的起源和发展，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起源于春秋，行于战国，定于秦时，相沿于汉，东汉以后逐渐走向颓废，到了晋代就彻底被淘汰了，就完全被新的式样所代替了。我们在敦煌二八五窟壁画看到的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圆领衣步卒，已为单衣(不再是絮衣了)，卒挽袖，与秦俑战袍完全不同了。也就是说，此时，战袍作为军服已退出了军事历史舞台。

秦俑战袍的质料与剪裁

(一)战袍的质料

秦俑的写实是通过陶塑的手段来表现的，其装束的质地也一律表现为陶质。但我们通过对它的质感、颜色的分析，并参照其他文献记载，还是能够比较接近地推断出它的质料的。

秦汉时期，衣料已有麻织、棉织和丝织等，当然，也有皮质类服饰。作为当时军服的秦俑战袍，本应为何种质料呢?文前已讨论了秦俑袍衣内是夹有“絮”的，而皮服是用不着夹絮的，所以，可以排除它是皮质的可能性。丝织物为帛，帛造价高，丝源不易，帛应当为社会上层之服。云梦秦简《封诊式》说，一盗贼盗丹黄色帛面夹衣，有帛里，领和袖有宽大的缘边。所盗之物正是上层大户人家的衣服。作为军队，若大量地普遍地使用帛料，是不现实的。因此，秦俑战袍在社会现实中的质料应是棉或麻，二者之中麻的可能性更大。古时用粗麻丝制成的短衣名曰“褐”，一般为社会下层的贫贱人所服。还有一种衣服叫“襦”，大概质料也是用麻丝，普通人可服。二者名称不同，可能襦衣的麻丝和质量，较之褐衣为细为好。秦军战士来源于不同阶层，社会身份不同，但从军后，身份会有所提高和稳定。作为统一下发的军装，势必不会是下等人所穿的“褐衣”。从秦俑战袍外表观察，也似为用细麻丝织成的衣料。也就是说，它是用近似于做“襦衣”的麻丝所裁制的袍衣。这就是我们对于秦俑战袍质料问题所得出的初步结论。(二)战袍的剪裁《一号坑发掘报告》把秦俑袍衣分为六式，区别主要在于衣式的长短和垂于背后襟边所形成的斜边或直边，这些区别，当与所用衣料的尺寸多少有关，但在剪裁方式上，则是相同的。根据测量，陶俑袍衣的数值为：通长1.1～1.2米，袖长50～55厘米，袖口5～20厘米，腋部20～25厘米，领口20～22厘米，胸围1.1～1.2厘米，下摆1.3～1.5米。据此，秦俑战袍的展开面料大小应为长2.4米，幅面1.5米许。有关这种服装的裁剪方式，史籍未留下任何直接的记载。

有关深衣等的裁剪方式似乎太礼仪化，据以推测秦军服的裁制，有些欠妥。传统大襟服的裁剪，却更多地保留了低级服装裁剪的基本特点。兹姑以其作为钥匙，试对秦俑战袍的剪裁作些基本推断。由于其时的布幅只有二尺二寸，合今50厘米左右，因此以1.5米的宽度，布幅的拼接只能是两种：其一是三幅拼接，剪裁却颇不易；其二是二幅拼接，剪裁颇易，又省布料。其基本裁制方法分解如下：先长度对折，然后再幅面对折，按图二：1所示，沿虚线剪裁，展开后如图二：2。面襟也叫左襟，里襟又叫右襟。若将展开图沿领中向右腋之下斜线剪裁(ab线)，则需要为右侧加缝一片如图二：3形状的布料形成内襟(右襟)；若将展开图从领口中线直向下剪裁(ab线)，则右侧为右襟，左侧衣襟又需加缝一片如图二：3的布料。但这两种剪裁方式均可得到秦俑战袍衣着的基本式样。

秦俑战袍是衣襟右掩，根据布料尺寸加襟是这种衣着式样的定规。再是，按一般襟衣的剪裁制作，右袖也需加缝补料(俑袖筒大约需加约40厘米)。秦俑的战袍革带束腰后，衣襟下摆衣角多绕于背后面垂下。内襟衣角在左侧偏后亦有显露，说明它剪裁时下摆幅度较大，呈喇叭口状，显得衣襟宽博。

另外，秦俑战袍下摆一律不开叉，构成不同特色。战袍内怎样夹“絮”制作成衣呢?参考今之大襟袄的手工夹棉絮做大襟袄的方法，从中可得到启示。其做法是将所剪裁的式样展开(如图二：4)；同时，将另一同样式样里面压于其下，按图中虚线把下摆袖口先缝合然后在上面摊“絮”，襟须分别上絮，絮要求摊得平，薄厚一致；絮摊平压好后，为了防止折叠中絮和絮的粘连，需在上面暂放一层隔离物(纸或丝绸类)；此后，就可以把双袖和下摆分别向领部折叠形成图二：6的方块状；把图二：6方块再前后、左右对折，就形成图二：7的形状；按图中从a处伸手抓住c向外拉，再抓住b向外拉，这样就把衣面反过来了，摊平又形成图二：4的式样；而后抽出隔离物，再引线数道，线引好后，把图五前后对折，形成图二：7的式样；此时，衣面在内，衣里向外，沿图二：7中虚线再把袍衣两侧及双袖下部缝合；缝好后，再从双袖处掏翻，把衣面反过来，旋剪衣领，贴裹领边，形成图二：8的形状，双袖虚线之外是加贴上去的袖筒部分。如此，这件袍衣的剪裁、制作工序即算完成。把图二：8的衣着式样穿给秦俑时代的战士，经革带束腰后，就会如同图一的秦俑战袍式样了。这种剪裁方法和衣着式样，看来在秦汉时是比较流行的。秦俑战袍的染色秦俑战袍的颜色，据统计有朱红、枣红、粉绿、天蓝、粉紫等色，其中朱红、粉绿占比例最大，这些服色应是当时秦军战袍颜色的真实反映。以前，研究者只是注意和考证了陶质的秦俑颜色的成分和上色方法。若要进一步考察，则当时作为麻布的颜色是用什么染料，用什么方法完成，也不能不予以重视。徐复《秦会要订补》卷二十二说秦刑徒服赭衣；《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说秦刑徒穿红色囚服。二者均与秦俑不符。

如前述秦军成员中虽然也有刑徒的成分，但他们一入伍，地位就会相应改变和提高，且斩“甲首”还可得到“赐爵”，所以，是再不会按刑徒去对待了。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说明，秦国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衣着有各种颜色，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服色上似乎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区别，也并非全国上下衣皆尚黑，刑徒专服赭、红色。这中间尤以秦俑服饰的五彩缤纷给人留下了强烈印象。当然，秦俑服饰是秦军服饰的反映。而实际中的秦军服饰的艳丽色泽，却只能是染出来的，并且以其工作量之大分析，还应当是在染坊中用染料染成的。这里有必要先叙述一下颜料和染料的区别。颜料是不溶于水或油的白色或有色粉状物质。可分为天然和合成两类。天然颜料多为矿物质的，一般用于传统绘面，现代工业广泛应用于油漆、油墨、橡胶、塑料、搪瓷等。秦俑色彩所用的正是矿物质颜料。染料则是能使纤维及其他材料着色的有机物质，也分天然与合成两大类。天然染料大多是植物性染料，主要用于给纤维材料染色。

颜料和染料二者，不但成分不同，作用也不同。秦俑施色用的是颜料⑤，秦代服饰颜色用的应是染料。

用染料染色，就是用染料使纺织纤维材料染得均匀而又坚牢的加工过程。染的起源很早。《周礼》记载古时设有“染人”一职，说明已有较大规模。唐时的染坊则更发达。清乾隆年间，上海的染坊按所染色的不同，分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这种手工业作坊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甚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间还保存着这种传统的染色工艺。在现代，按染色性能的不同，染色方法分为直接染色、媒染染色、不溶性染色等。

中国古代染坊主要采用的是直接染色方法，即把染料溶解或分散在水中，直接染着纤维或纤维织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间仍采用着这种原始的方法，浸染、煮染棉线、棉布。煮染时在水中还配加烧碱(NaOH)，使被染物不易褪色。秦俑战袍(秦代服饰)的染色，主要也应是采用类似的直接染色法。毕竟通过文献，我们对秦代染织的规模印象很有限。秦俑军服却使我们有机会窥见一斑，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秦代当已设有专门职官主管染色，社会上已有染色行业，有了一定规模的官办和民办染坊，以从事染色工作。染色的材料、程序也都有了相应的规定，染色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甚至可以大胆推测，染坊的起源比以前确定的早得多。由于这种古老的技术和经验，多半是在实践中口手相传，从而理论总结往往晚得多。秦俑的出土，为我们探索和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可信的资料，使我们有机会对中国古代染坊的起源和染色技术进行更全面的考察。

注释①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②《金布律》记载：“因有寒蝉者为褐衣……为褐以禀衣：大褐一，用枲十四斤，直(值)六十钱；中褐一，用枲十四斤，直(值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直(值)卅六线。”③《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载《文物》1966年第3期。④《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72年第2期。⑤李亚东：《秦俑彩绘颜料及秦代颜料史考》，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