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娅婷
明朝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奢靡之风出现。服饰上，色彩由素雅转向鲜艳， 质地由简朴的棉麻细葛转向华丽的绫罗绸缎，款式由千篇一律转向千姿百态。朝廷政治的宽松，以及思想方面心学的推波助澜，人们开始追求人格自由，注重自我表现，服饰时尚消费之风兴起，以明中后期的江南地区为典型，这里成为当时引领全国服饰时尚潮流的中心。江南地区服饰时 尚一旦产生，全国上至皇室阶层、下至平民老百姓都来跟从，其中又以女性服饰为代表，对全国各地乃至国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以明中 后期江南地区女性服饰的时尚消费为研究对象，主要就明中后期女性服饰时尚消费特点展开论述，通过这一研究让我们能够对 400 多年前的女性服饰时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认为 ：“通常情况下，服饰时尚的多样性首先产生于富有阶层消费者购买的种类丰富的消费品。例如，女性礼服要极其美观出色， 社会交际需要的商品要精彩绝伦。越没有实际用途的物品，就越受制于时尚。”[1]312-313 在明代也同样如此。
明代女子服饰较为时尚的上衣主要为袄，外面通常套着比甲穿，下裳的时尚穿戴则为裙。根据出土实物和文人笔记小说中记载，当时消费量较高的主要有缎袄、绸袄、绫袄、妆花袄、织金袄等。裙按照材料分，主要流行的有缎裙、绸裙、罗裙、白布裙、蓝印花布裙、织金裙；按形制来分，有百褶裙和月华裙。其他时尚配饰有高底鞋、丁香儿、卧兔儿，等等。
《金瓶梅》第七十二回西门庆给林 太太祝寿，给她预备的一套时样衣服 ： “紫丁香色通袖段袄，翠蓝拖泥裙”。[2]1028 缎是一种起步较晚而后来居上的高级丝 织品。它始于汉，明代是其发展的鼎盛 时期，明代春、秋、冬三季文武百官的 高级礼服几乎都以缎作为面料。由于缎 轻、浮线较长，并加强捻或弱捻，纬交 织点少，不连贯，且等距离均匀分布在 织物中，故显得表面平滑而柔软、莹彻 又光亮，珍贵高雅。在《天水冰山录》中， 吏部尚书严蒿被抄家没收的所有丝织品财产清单中，缎类织物就占到了一大半。在位于上海宝山区月浦镇乐村的处士黄孟瑄夫妇墓中出土和彩云纹缎袍。[3]27 明晚期嘉靖前后埋葬的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中出土花缎裙 2 件，其中一条主要纹样为昆虫、花卉及杂宝纹，裙摆四褶为一组，裙被中间的连续回字纹分成上下两部分，裙长 82 厘米（图 1）。另一条花缎裙主要以缠枝花卉纹为主，裙摆也是四褶为一组，裙长 94 厘米。[4]36-39
江苏泰州市的徐蕃夫妇墓中，女主人公所穿衣服，上衣有素缎麒麟纹样和八宝花缎仙鹤图案的补服两件。裙子有花缎裙，呈豆黄色，中间有马面，主要以八宝夹牡丹花纹为主，中部为凤凰牡丹连续图案，下部为一排牡丹、一排如意头图案，裙用两片花缎做成，每片用三幅半花缎，每幅花缎中间织四只凤凰， 裙长 93 厘米 ；还有四合云花缎裙，浅姜黄色， 白布腰， 裙长 84.5 厘米， 马面宽 37 厘米，腰每边 8 个褶，裙用两片花缎，每片四幅 ；以及梅花缎裙，浅米黄色，布，两每 6 褶，并各钉一根带子，裙长 84 厘米，马面宽 36 厘米。[5]1
南京吏部尚书朱恩家族墓七号墓也出土了缎裙 2 条 [3]31。上海松江区广昌县知县岳山家族墓中女尸身盖绸缎棉被，外套内是一件华丽的圆领褐底黄花翟鸟纹缎裙，色泽绚丽夺目，缎翟鸟纹裙内仍为一件绸缎花纹裙。[3]43
缎是很贵重的一类丝织品，根据万历四年至六年三关马市交易的货物抽银数，一匹缎子的抽银数达 10 分，段袄抽银 5 分，而当时的奢侈品——貂皮才抽银 2 分。缎的价值可想而知。
绸也是明代丝织品的一大类。绸在明代制造技术大大提高，数量多，品种全，如有妆花绸、织金绸、潞绸、江绸、宫绸等等。绸细密且厚重，保温性能好， 故被明统治者看好，明代帝后和文武官员都喜欢用绸做春秋两季的服饰面料。明朝为绸织物的鼎盛时期，凡明墓葬中出土的丝织品必定有织物
在明徐蕃夫妇墓中出土了素绸棉袄、素绸单衫、素绸连衣裙、素绸小棉袄和素绸棉背心。下裳有素绸裙，其中一条素绸裙为浅豆黄色、素绸腰，腰两边订素绸扎带一付，裙长 85 厘米，中有马面，两边各有三个荷包褶。另一条素绸裙为浅豆黄色、素绸腰。[5]1 素绸即不织花纹，按其有无花纹来分，有不织花纹的素绸和织花纹的花绸两大类。
《金瓶梅》第十四回中，潘金莲上穿沉香色潞绸雁衔芦花样对衿袄儿，下着一尺宽海马潮云羊皮金沿边挑线裙子。[2]165 书中多次出现对潞绸的描写，潞绸是明代的皇室贡品，产于今天的西安长治，是支撑晋商发展的主要商品。妆花是明中后期南京的一大特色， 且流行至全国。妆花是织花纹的一种工艺方法，凡是在绫、罗、绸、缎、纱、绢等织物地上采用挖花技术织彩色花纹的皆为妆花织物。妆花织物由于采用妆花技术织纹，纬起花，线灵方便使花不受色彩限制而随心所欲地织各色花纹。并且同一缎上的织物，花纹可以相同，配色却能完全不同，使织物在经纬方向上呈现逐花异色的效果， 但花色艳而不俗，繁而不乱。
明代南京云锦高雅华贵，且保温性极好。云锦继承了元朝的织金锦，并加以创新成为加金妆花锦缎的新品种，色彩灿如云霞，故名云锦。它包括上面所说的妆花、库缎和库锦三种。明朝是云锦成熟定型的重要时期。《金瓶梅》里， 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缎裙，貂鼠皮袄。[2]172
妆花罗也是明代的一大时尚，在元代已有，明始流行。花罗是罗织彩最、花纹艳丽、术水准最高的高档丝织品种之一。以罗织物作地子，在罗地之上用多种彩纬，采取织锦独有的长跑梭和短跑梭以及缂丝、妆花织物所特有的挖花工艺织花纹。凡是在罗织物上采取妆花工艺织花纹的丝织品就是妆花罗。妆花罗产在明代江宁织造即今天的南京，是南京云锦妆花中的品种之一。
织金织物在明代墓葬中发现甚多。织金技术是用于五彩缤纷富丽堂皇的花色品种之上，使织物表现出古朴端庄的外观效应。加金织物将贵重的金、银加工制成扁或圆的金银线，织进丝织物作为装饰。在元代，织金只限于锦。明代织金品种丰富，开始在绫罗绸缎及妆花上进行织金，而不只是在锦上。
浙江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李家族墓出土四件织金裙，其中一件织金绸裙， 四季花蝶万字纹、百褶，裙身长 76 厘米；一件为织金绸裙，平安如意杂宝纹， 下用条宽 10厘米的金边装饰，长 77 厘米 ；一件织金缎裙，纹饰为折枝凤凰麒麟奔马，裙长 84 厘米，裙子中间用万字纹和绫纹作间隔，上镶有三条金粉带 ；还有一件曲水双螭蕉石仕女织金绸裙，可惜出土时已腐烂，只剩下残片。[6]53-62
江苏省泰州市的森森庄明墓，出土花缎金线裙一条，裙长 89 厘米，纹饰有花鸟及杂宝纹，裙摆四褶为一组，共四组，裙裾一周还有用宽 9 厘米的金线织就的图案（图 2）。[4]36-49
《金瓶梅》里，西门庆的五个妇人穿着银红织金段子对衿袄儿。[2]1094 其中织金缎是以缎组织为地，在各种缎纹组织的缎地上，以金、银线为纹纬织金银花的缎织物，是缎织物中非常珍贵的品种之一。《金瓶梅》第四十三回，春梅、迎春、玉箫、兰香四个丫头，身上一色都大红妆花段袄儿，蓝织裙。[2]546《明史 · 舆服三》记：“洪武三年，庶人冠服，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许绸、绢、素纱。洪武五年令民间妇人礼服惟施紫絁（即粗绸），不用金绣。”《金瓶梅》中连丫头们都服用织金裙，也反映了明中后期织金服饰的普遍穿戴，反映了当时的奢侈僭越之风。
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在上海的明墓出土的大量服饰和织物中， 其中一半以上为棉织品，都是当地纺织的，统称为松江布。已出土的松江布， 绝大部分为白布，少量白色格子布、蓝印花布等。布有粗、细两种。细布色白， 细洁柔软，拉线均匀，织工精细。粗布白色泛黄，厚实，布面看上去比较粗糙。明代松江地区生产的棉布种类有白布、药斑布等上百个品种。[7]
南京工部尚书戴缙（1427-1510）墓中，出土白棉布裙一条、白布夹裤一条、布袜一对、布弓鞋一对[8]109-119 位于上海宝山区的处士黄孟瑄夫妇墓中， 黄孟瑄夫人穿的 2 条白布裙，以及夫妇俩脚穿的布鞋袜等，皆用松江布。[5]1 上海闵行何文瑞家族墓出土白布 20 叠、白布上衣 3 件、白布裤子 1 条。[3]75 浙江温州府通判潘允徵墓中，出土白布衫 2件，布裙 1 条，长 70 厘米。[3]105 葬于上海卢湾区肇嘉滨路江苏泰州徐番夫妇墓中出土白布裤 1 条、白布褂 1 件和白布底靴 1 双。明小说《金瓶梅》中也有关于白布的穿戴，如第七十四回，如意儿穿着玉色对衿袄儿，白布裙子。[2]1068
除了流行穿白布衣，还有一种名叫“药斑布”的松江布也被人们大量使用。“药斑布”又名蓝印花布。《松江府志》上记载最细 ：“药斑布为松江最著名的四种棉布中的一种，出青龙重固，其法以皮纸积背如板，以布幅方狭为度，簇花样于其上，将染，以板覆布，用豆面等调和如糊，刷之候干，入绽缸浸染成色，暴干拂去，药斑纹灿然。”[7]
上面所说的就是凹、凸版纹型棉布印花技术，此技术在明代民间极为流行。其制作工艺是将凹纹型版刻掉花纹而留其地，印花效果地青花白 ；凸纹型版则去掉地留下纹，印花效果则地呈白、花呈青。印花前将布料铺在案上，然后把染浆涂在刻花型版上，一版接一版地扣印，印时要求染料涂得匀薄，花版衔接图案对正即可。
明代印染工艺十分发达，在皇室的御用机构中专门设有颜料局，主管颜料事物。在《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的记载中，经过提炼，能作植物染料的植物达几十种之多。说到蓝印花布和纺纱织布，则不得不提到黄道婆。元末明初人诗人王逢，江阴 ( 今江苏江阴 ) 人， 在他的著作《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写道 ：“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十四记：“元代国初时，有一名黄道婆，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竟想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
上海闵行三友村明墓出土 4 条蓝印花布被，主体图案亭台楼阁等图案在蓝印花布被面花纹中几乎都有，背面是色地，其上印有白花纹。4 条蓝花布夹被中，条为菱形方格纹被面，三幅拼接，在菱形方格内饰有花鸟等图案； 一条主体图案为人物庭院 ；一条庭院对弈图被面，四面边框均为缠枝菊花，主体图案远山近水庭院人物，画面模糊不清，中下部庭院内一对夫妻对弈，左边男主人背后站立一侍从，庭院外左侧一棵高大芭蕉树，枝叶繁茂，树下二人仅存痕迹。回廊外有溪水、花草、树木和山脉 ；一条松竹梅图被面，三幅缝成， 四面边框饰缠枝菊花纹。[3]237
黄孟瑄夫妇墓中出土蓝印花布鞋一双，底长 23 厘米。上海松江工业区的古林纸工公司工地墓中出土蓝印花布裥褶罗裙 1 条，白布上蓝色印花，印花已不清晰。四川新都县明代墓中出土蓝布夹裤一条和蓝布裙一件，裙由八幅缀成。[9]19-24 由此，也可以看出松江地区蓝印花布的欢迎程度，它从松江区流行到全国各，不仅用于服饰也用于生活用品
明末江南地还流行百褶裙和月华裙。根据叶梦珠的《阅世编》记载明末流行的百褶裙一般是 8-10 幅之间。明末清初人李渔则说百褶裙在家穿为8 幅，出门穿则为 10 幅：“吴门所尚‘百褶裙’，可谓尽美。予谓此裙宜配盛服，又不宜与家常，惜物力也。较旧制稍增，较新制稍减，人前十幅，家居八幅，则得丰俭之宜也。吴门新式，又有所谓月华裙， 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人工物料，十倍长裙。”[10]153“常服， 俗谓之裙。崇祯初，专用素白，即绣亦只下边一、二寸，至于体惟六幅，其来已久。古时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是也。明末始用八幅，腰间细褶数十，行动如水纹，不无美秀，而下边用大红一线， 上或绣画二、三寸，数年以来，始用浅色画裙有十幅者，腰间每褶各一色， 色皆淡雅前后正幅，轻描细，风动色如月华，荡绚烂，因以为。”[11]206
明徐蕃夫妇墓中出土一件八宝花缎连衣百褶裙，百褶裙呈深姜黄色， 上衣下裙，交领右衽，裙子共有 116 个褶（图 3）。[5]1 江苏江阴明薛氏家族墓出土百褶裙一件，其中百褶裙为白棉布质地，裙长 83 厘米，裙身由幅宽45 厘米，长约 85 厘米的 8 块布料缝制而成，以每 4 块为一组缝成一大块， 两大块之间交错，总体呈扇形，共有16 道宽褶（图 4）。[12]35-42
江西德安地区出土百褶连衣裙三件。百褶连衣裙单夹各一件，单连衣裙上身同衣制，腰处有 2 厘米宽折叠极细小的皱褶，下为褶间裙，袖通长 240 厘米，身长126 厘米。夹连衣裙上身同衣制，从腰起呈裙状，用长 56-58 厘米料 8 至10 块折叠缝制。袖通 200 厘米，身长115 厘。第三件为酱色绸百连衣裙形制同布百褶连衣裙。[13]5-9 葬于南京中华门的明徐达五世孙徐俌（1450-1517） 夫妇墓中，出土有四件百褶连衣裙，裙长 114-162 厘米。[14]28-33
明中后期还流行一种名叫“丁香” 的耳饰。李渔的《闲情偶寄》中写道：“饰 耳之环，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银 一点，此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10]149《金瓶梅》第六十一回： “王六儿穿着白杭绢对衿袄儿，鹅黄挑 线裙子，耳边金丁香儿。”[2]814
比甲是明朝人们都喜爱穿用的服饰，上至皇帝下至平民老百姓。《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元世祖后察必宏吉剌氏。创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曰比甲。盖以便弓马也。流传至今，而北方妇女尤尚之，以为日用常服。至织金组縤，加于衫袄之外。其名亦循旧称而不知其所起， 又有所谓只孙者，军士所用。今圣旨中， 时有制造只孙件数，一起于元，时贵臣， 凡奉内招宴饮，必服此入禁中，以表隆重。今但充衙士常服，亦不知其沿胜国胡俗也。只孙、元史又作质逊。华言一色服也。天子亦时服之。”[15]366
卧兔儿是晚明女子头上戴的饰物， 用海獭皮或貂鼠皮制成，大多在冬季使用。一个小小的卧兔儿，其价格竟可达到几千元，可以入奢侈品的行列了。[16]25-33 弓鞋为明代缠脚妇女常用之鞋。叶梦珠的《阅世编》记 ：“弓鞋之制，以小为贵，由来尚矣。然予所见，惟世族之女或然。其他市井仆隶，不数见其窄也。以故履惟平底，但有金绣装珠，而无高底笋履。崇祯之末，闾里小儿，亦缠织趾，于是内家之履，半从高底”[11]206
时尚的膨胀力使其极短的时间内快速传播并且不受到空间或阶的阻碍。例如江南地区的苏州是明代全国的时尚中心，流行时尚一旦形成，则引发天下百姓都来跟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写道 ：“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 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
周、秦、汉之制，海内僻远皆效尤之。”[17]14这无疑就造成了时尚的普遍性。《松窗梦语》记 ：“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 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眩人心目， 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18]83 又如在民间大受欢迎的素衣，流传广，连皇 宫里的人都开始效仿，甚至连皇帝也穿 用。宫中万历刻本《新昌县志》载：“小 民吝，惟粗布白衣而已，至无丧亦服。孝服衣帽，盈巷满街。即帽铺亦惟制白 金帽，绝不见有青色者。”[19]17 崇祯时期， 王誉昌在《宫词》里写道 ：“四月轻绡 进六宫，素衣惊与至尊同。裁冰笼雪慈 云影，不踏莲州一瓣红。”作者在注中写： “宫眷暑衣从未有用纯素者，后始以白 纱为衫，不加盖饰，自后穿纯素暑衣， 一时宫眷裙衫，俱用白纱裁制。”[20]75-76 这都是服饰时尚普遍性的表现。
明代城市流行时尚的变化，可以从明中后期南京妇女服饰的变化窥见一斑。如南京妇女的衣饰样式起初十余年一变，明中后期时，妇女的衣饰，如头上发髻的高低、花鈿的样式、袖的宽窄长短、服装印染的颜色、鬓发上的配饰等等，很快就会发生变化，旧样式被淘汰，新样式便快出现。如果人们仍然用过去以为美或时尚的东西走出去就会被别人笑话。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中记 ：“留都妇女衣饰，在三十年前犹十余年一变。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 履綦之工，无不变易。当其时，众以为妍 ；及变，而向之所妍未有见之不掩口者。”[21]197 可见，时尚的变化速度之快和影响力之大。
总之，明朝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奢靡之风出现。服饰上，色彩由素雅转向鲜艳，质地由简朴的棉麻细葛转向华丽的绫罗绸缎，款式由千篇一律转向千姿百态。朝廷政治的宽松，以及思想方面心学的推波助澜，人们开始追求格自由，注重自我表现，这服饰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服饰时尚消费之风兴起其中又以明中
后期的江南地区为典型，成为当时引领全国服饰时尚潮流的中心。江南地区服饰时尚一旦产生，则引来全国上至皇室阶层、下至平民老百姓都来跟从，其中又以女性服饰为代表，对全国各地乃至国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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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娅婷，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艺术学理论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服装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