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冠服的文化象征意义研究

汉代冠服的文化象征意义研究

田家溧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2016年8月9日；录用日期：2016年8月23日；发布日期：2016年8月26日

摘 要

冠礼为成人之始，在汉代社会基本上是普及性的礼仪。虽然民间的冠礼必然不会循规蹈矩地遵循儒家礼经中所记载的条目，冠本身只是一种束发的首服，但是在儒家文化的引申象征意义中，其背后是在强调一个成年人该有的社会责任以及合礼的言行举止。“敬冠事”远不止在行冠礼活动的当下，更意味着穿着冠服的人必须规矩自己的言行举止，并承担其需要肩负的社会责任。冠服是一个成年人尤其是官员的威仪尊严之所在。

关键词 :汉代，冠礼，冠服

1. 引言

孔子有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1] 。束发戴冠，是中原文明的一种象征。张亮采、尚秉和先生在《中国风俗史》一书中已经点出“春秋时视冠极重，去冠则失礼，以为大耻”¹的现象。直至汉文帝之时，出行匈奴的汉使认为匈奴“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 [2] (《匈奴传上》，p. 3760)，俗与中原不同。汉文帝遣匈奴书中，直接将汉与匈奴代称为“长城以内冠带之室”与“长城以北引弓之国” [2] (《匈奴传上》，p. 3763)。冠早已在汉代以前便成为中原文化区别于蛮夷文化的一种标志性符号。

但是囿于史料记载有限，对汉代冠礼及冠服展开研究的著作并不算丰富。孙机先生的著作《中国古舆服论丛》虽不专论汉代舆服，但书中《进贤冠与武弁大冠》、《幞头的产生与演变》等相关文章，对汉代冠服的发展与演变考证详实，并结合出土考古材料给出示范图例，是汉代冠服研究的基础性重要著作。随后杨艳芳的硕士论文《<后汉书·舆服志>探析》，偏重从文献学角度考证舆服志的史料来源与体例，以及马骁的硕士论文《东汉服饰制度考略》，从宏观角度展示东汉国家服饰制度，其中涉及不少冠服形制的分析与分类，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总的来说，关于秦汉时代冠服的研究，学界已有相当铺垫。但关注于汉代冠礼及冠服的著作，仍不多见。所以下面笔者尝试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汉代冠服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

2. 秦汉时代的冠礼述略

欲了解冠服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必须首先对秦汉时代的冠礼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冠礼相当于古代男子的成人礼²，儒家经书《仪礼》中有士行冠礼仪节的详细记载，《礼记·冠义》中有对行冠礼的意义阐述：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 [3] , p. 812)

儒家道德伦理中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年的标准不在于年岁，而在其是否有“孝、弟、忠、顺”( [3] , p. 814)之行。所以古时重视冠礼，皆在宗庙举行。但杨宽先生在《冠礼新探》一文中指出，“根据史料来看，春秋时代的天子、诸侯、卿大夫都是世袭的，都是‘生而贵者’，举行‘冠礼’与否，与他们关系不大，因此多数未能认真举行。在战国以前，只有秦国国君认真举行过‘冠礼’。”( [4] , p. 772-773)戴旁海先生在其著作《先秦冠礼研究》中也指出：“春秋时代，冠礼仍然盛行。不过与西周时期相比，春秋时期的冠礼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或者说是新变化：一是冠礼的举行比较随意；二是因为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降低，以致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冠礼日益感到陌生。”( [5] , p. 158)究竟《仪礼》、《礼记》有关冠礼的记载是否只是儒家一种美好的构想呢？

尽管因为社会的变乱动荡，冠礼在社会中的施行并不如礼学经典中所记载的那样完备，但从开篇论述来看，至少在春秋以后³，冠便是中原文明的一种表征。人们十分重视冠服，所以才有子路“结缨而死”的慷慨故事，因为他认为“君子死，冠不免”( [6] , p. 1696)。

再者，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数条关于行冠礼日期吉凶的相关记载，现摘出两条具有代表性的如下：

建日，良日也。可以为啬夫，可以祠。利棗(早)不利莫(暮)。可以入人、始寇(冠)、乘车。有为也，吉。

毋以酉台(始)寇(冠)带剑，恐御夫兵，可以漬米为酒，酒美。( [7] , p. 183, p. 197)

虽然目前所公布的《日书》资料有限，但是睡虎地秦简《日书》是比较完整的《日书》版本，其中有关行冠礼的记载，我们并不能简单将其视为一种地区性的、少有的文化现象。因为“根据数术史的研究，可以确定《日书》是一种以时日选择与吉凶判断为主的选择类文献，《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中‘五行类’的书籍与它的特点最符合，证明《日书》是当时数术知识的一部分。以古代天文、历法为基础的数术，反映了长时间形成的古代中国的普遍世界观，因此我们不能把《日书》的涵义限定为地方风俗，它可能包涵更广泛的意义。《日书》基本反映的是普遍文化的要素。”⁴那么由此看来，具有普遍文化要素的《日书》中含有关于行冠礼的记载，这本身证明在秦代，我们传统所认为的“礼文阙失”的时代，民间的冠礼是一种普遍现象。可以想见，民间冠礼必然不会循规蹈矩地遵循儒家礼经中所记载的条目，但是透过冠礼所传达的“重视成人”的意义，却传承了下来。

到了汉代，皇帝、太子、诸侯王行冠礼的记载屡屡见诸史书，⁵不仅行礼，而且还有诸多赐爵、赏赐的现象。以昭帝的冠礼为例：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于高庙。赐诸侯王、丞相、大将军、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令天下酺五日。( [2] , 《昭帝纪》p. 229)

皇帝行冠礼，不仅对官员、宗室，下至吏民都有诸多赏赐。如此大动作的冠礼，足以将皇室对冠礼的重视传达至底层社会。秦汉时代，见诸史书可考的行冠礼的皇帝、太子共有14位，占皇帝总数的将近一半。西汉时期的冠礼简称为“冠”，而东汉则普遍称作“加元服”，且有逐渐重视的趋向。《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 [3] , p. 16)除了秦始皇22岁而冠，惠帝20岁而冠以外，汉代皇帝、皇太子行冠礼的时间都早于20岁，最早的献帝13岁而冠，其他则在16岁左右。

此外，见诸史料的还有佞幸董偃、贵戚马钜行冠礼的记载：

(董偃)至年十八而冠，出则执辔，入则侍内。( [2] 《东方朔传》，p. 2853)

六年正月，以钜当冠，特拜为黄门侍郎。肃宗亲御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 [8] 《马援传》，p. 856)

有关汉代冠礼具体仪节的记载，只有《续汉书·礼仪志》冠条：

正月甲子若丙子为吉日，可加元服，仪从《冠礼》。乘舆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讫，皆于高祖庙如礼谒。王公以下，初加进贤而已。( [8] 《礼仪志》，p. 3105)

《司徒袁安碑》有汉和帝加元服诏袁安为宾的记载，⁶这证明汉代天子冠礼的仪式应该是本于《仪礼·冠礼》而略有改进，毕竟《仪礼·冠礼》所记乃是士阶层行冠礼的仪节。很可惜史料中并没有很详细的汉代行冠礼的仪节记载，《续汉书·礼仪志》“冠”只是简单记载“加元服，仪从《冠礼》”( [8] 《礼仪志》，p. 3105)。

3. 汉人对冠服的重视

虽然缺少冠礼仪节的记载，但人们行冠礼以后对冠服的重视，却通过文献有迹可循。

《礼记·冠义》讲“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 [3] , P. 812)其实“敬冠事”远不只在行冠礼的当时，它还意味着穿着冠服的人必须规矩自己的言行举止，使其符合礼仪规范。冠本身只是一种束发的首服，但是在儒家文化的引申象征意义中，它又不只是一种服饰，其背后的意义是在强调一个成年人该有的社会责任以及合礼的言行举止：“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 [3] , p. 814)

太史公对汉武帝着冠的记载便是一则生动的例证：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9] 《汲郑列传》，p. 3107)

汲黯是武帝朝有名的谏诤之臣，武帝甚是礼敬。如遇汲黯奏事，武帝不戴冠便不敢正面见汲黯。而善于媚色的公孙弘燕见，武帝或不戴冠。太史公此段叙述末尾有“其见敬礼如此”的点评，确是点睛之笔。可见在当时的相见礼中，着冠表示对对方的礼敬与尊重，在非燕见的场合，成年人着冠才是合礼。石奋居乡，“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 [9] 《万石张叔列传》，p. 2764)。马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 [8] 《马援传》，p. 828)

汉代人尤其是官员，需要为冠帻服饰花费很多。汉灵帝时期，被辟为公府的吏员，准备冠帻的费用大约是百万钱：

朱儁字公伟，会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尝贩缯为业。儁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时同郡周规辟公府，当行，假郡库钱百万，以为冠帻费，而后仓卒督责，规家贫无以备，儁乃窃母缯帛，为规解对。( [8] 《朱儁传》，p. 2038)

据《金泥玉屑丛考》中所记汉灵帝时期的物价，正常情况下米价只有数十钱，部分地区战乱物价高涨，米斛高至万钱。( [10] , p. 22)而这里周规为了入职公府，竟要为冠帻之物花费百万，以至于最后家贫无力偿还而被追债，足见汉代官场对官员外在仪表服饰的重视。这种重视的背后，揭示了一种透过服饰可以展现自身威仪的心态。相反，因貌丑而不胜冠带，就会被众人耻笑：

(梁统之弟)不疑好经书，善待士，冀阴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转为光禄勋。又讽众人共荐其子胤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时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蚩笑焉。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让位归第，与弟蒙闭门自守。( [8] 《梁统传》，p. 1185)

两汉书中多次出现官员“免冠”的记载，不胜枚举，仅列出两条有代表性的如下：

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亡罪。”( [2] 《霍光传》，p. 2936)

其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2] 《薛广德》，p. 3047)

这里的第一则史料，是霍光担心燕王向昭帝告发自己的罪行，被昭帝召见之时，直接先“免冠顿首”谢罪。第二则史料是汉元帝欲乘楼船去宗庙酎祭，薛广德进谏阻止，认为皇帝不宜乘船而应该走桥去宗庙。薛广德进谏之时，便是“免冠顿首”。

在朝堂之上，朝臣们常用“免冠”来进谏或是表示自己的疏失，但凡有“免冠对置”的场合，气氛都比较严肃凝重。王莽时期，胡广清高有志节，不欲苟容于新莽朝，便弃冠带，解衣冠，悬府门而去⁷。更有志行高洁之贡禹，因为职事被府官责备，便免冠谢之后退去官职。因为他认为“冠壹免，安复可冠也”( [2] 《贡禹传》，p. 3069)，更遑论刑余之人，是不能戴冠的⁸。这里的冠服，已经不再是服饰那样简单。冠带是一个官员的威仪尊严所在。

另外，汉代还有“游衣冠”的活动，对于“游衣冠”的注解，《汉书》诸家意见有分歧。服虔认为是“持高庙中衣，月旦以游于众庙，已而复之。”如淳则认为“高祖之衣冠藏在宫中之寝，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复道下，故言乘宗庙道上行也。”晋灼根据《三辅黄图》判断服虔和如淳所认为衣冠所藏地都不正确：“《黄图》高庙在长安城门街东，寝在桂宫北。服言衣藏于庙中，如言宫中，皆非也。”最后颜师古总结：“诸家之说皆未允也。谓从高帝陵寝出衣冠，游于高庙，每月一为之，汉制则然。而后之学者不晓其意，谓以月出之时而夜游衣冠，失之远也。”( [2] 《叔孙通传》，p. 2129)所以“游衣冠”应该是每月都会从高帝陵寝中拿出高帝衣冠，游于高庙。这里的“衣冠”，是已去故人的一种象征。到了武帝时代，“衣冠”连用则成了士大夫的一种代称^9,10。衣冠成为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足见其在汉代人心中的意义。

4. 结论

冠至少在春秋时代开始，便成为中原文化区别于蛮夷文化的一种标志性符号。尽管因为春秋战国社会的变乱动荡，冠礼在社会中的施行并不如礼学经典中所记载那样完备，但行冠礼的传统与对冠服的重视一直延续至秦汉时代。

冠本身只是一种束发的首服，但是在儒家文化的引申象征意义中，它又不仅仅只是一种服饰，它背后的意义是在强调一个成年人该有的社会责任以及合礼的言行举止。汉代人尤其是官员，要为冠帻服饰花费很多。在朝堂之上，朝臣们用常用“免冠”来进谏或是表示自己的疏失，但凡有“免冠对置”的场合，气氛都比较严肃凝重。冠带是一个官员的威仪尊严所在。

冠服不仅是一种着装，它还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符号，汉人对冠服的重视并不止于尊行冠礼本身，更是在冠礼背后所承载的象征意义：有责任义务，有等级划分，有尊严威仪。

秦汉时代，冠礼无论在皇室还是民间，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虽然民间的冠礼必然不会循规蹈矩地遵循儒家礼经中所记载的条目，但是透过冠礼所传达的“成人”的意义，却传承了下来。这是对礼学经典中经义的传承，更是对先秦社会历史惯性的延续。或许是生活在当时社会中的人对此太过熟悉自然，衣冠服饰并非是史书叙事的主角。我们只能从史书的片段中解读这服饰密码所留下的信息，一窥当时的冠服背后的文化象征意蕴。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16BXWO45)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

田家溧. 汉代冠服的文化象征意义研究
The Study of Crown’s Symbolic Meaning in Han Dynasty[J]. 历史学研究, 2016, 04(03): 15-20. http://dx.doi.org/10.12677/OJHS.2016.43003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