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答剌欺

撒答剌欺提举司设有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秩正五品。44 该机构设立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由札马剌丁 45 [可能是贾马尔·丁·伊本·穆罕默德·纳贾里（Jamal al-Din ibn Muhammad al-Najjari，活跃于1251 - 1290年）] 引入，是生产撒答剌欺的工匠领导 [中心]，并与丝紬同局共同制造。[这些机构] 后来重组为练人匠提举司和撒答剌欺提举司。46

比利时于伊教堂藏粟特撒答剌欺织锦

萨达剌欺局与织染局的关联或许表明，元代语境中的“赞丹尼奇”实际上是丝绸质地，而非棉。然而，萨达剌欺据说是由中亚人札马鲁丁引入宫廷的，这或许意味着萨达剌欺要么是一种此前在中国鲜为人知的特殊丝绸织物，要么是一种如精织棉布之类的材料，在元代中国，这种棉布比丝绸更为稀有。47 关于元代萨达剌欺的起源，托马斯·奥尔森赞同弗朗西斯·W·克利夫斯的观点，后者将萨达剌欺追溯至一个未经证实的蒙古语词汇“sardragh”，该词源自突厥语“sädräk”，在11世纪被定义为“稀松织物”。48 然而，我认为值得考虑的是，汉语中的“萨达剌欺”一词更接近于“赞丹尼奇”这个词。将这种布料的宫廷引入归功于一位中亚人，可能表明《元史》的编纂者们在指明一种特定的中亚布料，而后这种布料在元代的纺织工坊中被仿制。

《元史》中对“撒答剌欺”的提及，并非是蒙古时期文献中对“赞丹尼奇”（zandanījī）的唯一记载。志费尼记载“赞丹尼奇”是各类布料中的一种，中亚的三个商人曾将“金绣织物、棉布、赞丹尼奇”等物进献给成吉思汗。49 故事中，商人们试图高价向成吉思汗出售他们的织物，并因这种冒犯行为而被囚禁，最终其中一人将所有纺织品作为礼物献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对这份礼物很满意，释放了商人们，并“下令每一块金绣织物付给一巴里失50 黄金，每两块棉布或赞丹尼奇付给一巴里失白银”。51 此处对棉布和赞丹尼奇的区分，进一步证明在蒙古语境中，赞丹尼奇可能并非指棉制品，而是与棉布价值相当，且比金织物质地稍逊。基于这些证据，我推测在蒙古语境中，赞丹尼奇要么指中亚丝绸织物，要么指某种精细织造的棉布，而商人们会将其与平纹棉布区分开来。然而，由于缺乏更具体的证据，我只能对这种织物的材质、图案和织法进行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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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宁（Walter Bruno Henning）在蒙古入侵前夜花剌子模的法律文书中，曾找到“赞丹尼奇”有关的记载：（有人）在布哈拉买赞丹尼奇数匹，每匹当为十六肘（长度）……赞丹尼奇有布哈拉的和花剌子模的两个品种。此处，赞丹尼奇一词表示一种织物。在纳尔沙希（Narshakhi）写于10世纪的《布哈拉史》中，言及布哈拉附近的Zandana村，写道：赞丹尼奇（Zandaniji）是一种地方特产，是一种Zandana织造的衣料。衣料甚佳，曾大量织造。许多这种布料是在布哈拉的其他村落织造的，但是也叫做赞丹尼奇，因为它最先出现于这个村。《册府元龟》卷九七一也载“开元五年（717）三月，安国遣使献方物。康国遣使献毛锦、青黛。”

  在汉文典籍中，关于粟特地区的丝织品早有记载。《隋书康国传》谓，其王“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地出产有“氍毹、锦、叠”。

  赞丹尼奇与波斯锦和拜占庭锦的区别反映在染色上。舍菲尔德（Dorothy G. Shepherd，与亨宁合著有《赞丹尼奇考》一文）注意到赞丹尼奇的色彩与唐代织物的关系。黄绿色、橙色和粉红色在早期中世纪的西方织物中是稀有的，一般在萨珊波斯和拜占庭织物中也不存在。但这些颜色在千佛洞发现的中国织物中是非常典型的。舍菲尔德亦发现日本正仓院所藏中国织物中有这些颜色。舍菲尔德推想，粟特织工从中国不仅得到丝还得到染料，中国人也许对染色秘密留了一手。

   在纺织技术方面，大多数近东和拜占庭早期中世纪织物的特点是重组织斜纹织。赞丹尼奇都是斜纹织。经线通常分为三股，两条主经线配一条收束经线。纬线是非常粗重的丝纬。经纬线相当粗，而纺织又密实，造成这种织锦厚重密实的质地为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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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丹尼奇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1972年，A.A.叶鲁莎里姆斯卡娅发表了《论粟特丝织品工艺流派的形成》一文，文中，她将粟特丝织品工艺流派进化的特点，分为三个阶段：1、早期阶段，6世纪末7世纪初。萨珊传统很清楚。在萨珊波斯和唐朝的影响下，创造了模仿基础上的风格。2、中期，7世纪后半到8世纪初。花纹风格中和题材中有地方特色，拜占庭的潮流加强。3、晚期，7、8世纪之交。进一步地方化，拜占庭影响加强，是拜占庭织物输入的结果。

  据文献记载，粟特人曾将丝绸贩往西方。如纳尔沙希说，赞丹尼奇曾被输往“叙利亚、埃及和罗马的城市”。粟特织锦还输往阿兰地区。

  阿兰地区的北高加索西部的尤拉恰尤博·丘尔克兹斯自治州的库班河上游莫谢瓦亚·巴尔卡墓群及其东的墓群，出土了多种来源的丝绸。先是一位中学校长乡土史研究者米罗瓦洛夫发现了这一山中墓地，1969年一位叫沙夏的业余研究者发现了所出豪华的锦衣，通知了科学院的叶鲁莎里姆斯卡娅，遂于1973-1974年正式发掘。其中莫谢瓦亚·巴尔卡墓群出土各类织物143件，其中粟特织物占38.1%，中国织物占23.9%，拜占庭织物占4.5%，波斯织物占0.7%，地方制品占26.1%；哈沙乌特墓群出土织物65件，其中粟特织物占23%，中国织物占9.4%，拜占庭织物占16.2%，地方织物占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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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的袍服（朱红印为博主所加：石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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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珠塞穆鲁纹锦袍（塞穆鲁又译为森穆夫） 莫谢瓦亚·巴尔卡墓群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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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珠对鸟纹锦帽  莫谢瓦亚·巴尔卡墓群出土

   与织物一同出土的还有汉文文书，1978年，A.A.叶鲁莎里姆斯卡娅出版了《丝路上的阿兰世界（莫谢瓦亚·巴尔卡——8至9世纪历史文化的综合体）》。书中叶氏针对这些文书指出，这些资料，特别是具有私人性质的文书，是8世纪这里有中国商人滞留的证据。

  8至9世纪的汉文文书、唐绢画即唐丝织品在阿兰地区的发现，证实了再8至9世纪之间，有一条通道自西突厥、粟特，越阿拉尔海、里海北岸，过伏尔加河，至北高加索，至阿兰、可萨突厥一带，由此沿外高加索达林道，越黑海至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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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出大英博物馆藏联珠对狮纹经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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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帙三部分（缂丝、锦、麻）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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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帙局部

   在东方，粟特织锦也能找到它的遗存。上世纪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攫取的一些织物中就有粟特织锦，其中一些作为经帙留存，经学者研究，认定其中一件联珠对狮纹锦缘边的经帙就是赞丹尼奇。另在敦煌文书中，亦可找寻粟特织锦的痕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伯希和编号为2613号的《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众常住物交割历》载：“大红番锦伞一，新，长丈五尺，阔一丈，心内花两窠。又一张内每窠各师子二，四缘红番锦，五色鸟九十六”。这里讲到的每窠各狮子二的番锦应该就是这类团窠尖瓣狮子纹锦。此类织锦在欧洲各地中世纪教堂中均有大量遗存，被认为是典型的粟特锦实例。中国学者称其为赞丹尼奇或是撒搭剌欺（撒搭剌欺为元代文献所记载，尚刚先生不赞同用赞丹尼奇一词称呼此类织物。赞丹尼奇在早期文书中作“赞叹宁”）。敦煌的遗存正说明了这类织锦在东方的传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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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咸通十四年正月四日沙洲某寺徒众常物交割历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