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孙服，又称只孙、济逊，汉语译作一色衣、一色服，明朝称曳撒、一撒。“质孙” 是蒙古语“华丽”的音译。质孙服的形制是上衣连下裳，衣式较紧窄且下裳亦较短，在腰间作无数的襞积，并在其衣的肩背间贯以大珠 [1]  。

质孙服原为军服（戎服），便于骑射，后转为元朝内廷大宴时的官服，勋戚大臣、近侍获得赏赐即可穿着，乐工、卫士亦可穿着。天子质孙冬服十一等，夏十五等，其他百的质孙服则夏服有十四款定色、冬服分九等定色 [1]  。明朝时期，内臣、外廷都有穿着，并且和原本的汉服特点进行融合，开创其他形式，如：麒麟服、飞鱼服 [2]  。

起源发展

质孙服原为蒙古族军服（戎服），便于乘骑等活动。成吉思汗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大型的聚会、饮宴提供了物质条件，逐步形成了质孙宴的雏形。但当时参加宴会的人缺少统一的服饰。当物质条件进一步丰富之时，服饰便成为彰显其地位、等级的重要手段。但因为“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 [3]  。”马可·波罗在他的记详细地记述了忽必烈时期的质孙宴盛况，以及所穿质孙服之华丽、精美：“衣其最美之金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衣同色之衣，与大汗同。所同者盖为颜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锦与大汗衣价相等也。各人并系一金带，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珍珠宝石甚多，价值金别桑确有万数。此衣不止一袭，盖大汗以上述之衣颁给其一万二千男爵骑尉，每年有十三次也。每次大汗与彼等服同色之衣，每次各异其色，足见其事之盛，世界之君主殆无有能及之者也 [4]  。”

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十二月中书省奉圣旨定服色等第：“比年以来，所在士民，靡丽相尚，尊卑混淆，僭礼费财，朕所不取。贵贱有章，益明国制，俭奢中节，可阜民财 [4]  。”

到元英孛只·硕德八剌即位，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才建立元朝的舆服制度。“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廷大宴则服之。……，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也就是说，只有受赐者才有质孙，而并不是百官上任即有。“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有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 [3]  。”乐工、卫士等在质孙宴时服用，目的是使这重大场合服装整齐划一。质孙宴时，虽然各级人士穿着的质孙色彩一致，但面料质地、装饰以及款式上却上下有别 [4]  。天子质孙冬服十一等，夏服十五等，其他百官的质孙服则夏服有十四款定色、冬服分九等定色 [1]  。

明代统治者也看到质孙服的活动便捷、穿着舒适的优点，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将质孙全面继承，制定其校尉服饰：“令校尉衣只孙，束，头，靴鞋只孙一作孙，本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