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阳杨家湾汉彩绘陶俑、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汉景帝阳陵裸体彩俑等几个大型陶俑陪葬坑相继发掘出土以来，它们不仅以其庞大的气势和阵容、制作的精良令世人震撼，而且也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和信息。近年来，围绕这些陪葬俑展开的有关秦汉军事方面各种课题的研究愈来愈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涌现出大量的学术论著和论文，在此，我不一一赘述，但有关秦汉军事服饰之变化、供给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研究之必要。这里，我想就自己一些不甚成熟的思考，谈谈自己的看法，还望各位方家能不吝赐教。

一、秦汉军俑发型与冠式的变化

纵观秦汉俑群的整体外观，他们虽有形体造型、塑绘方式、工艺细致程度、艺术风格、体量大小、规格等级等等的差异，但均是在自古以来的灵魂不死、“事死如事生”的传统理念影响下，模拟现实而做的，专为帝王或其重臣、诸侯王陪葬的仪仗俑群，所以有关秦汉军事服饰上的发展变化大致能较为真实具体地显现一斑。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狮子山汉兵马俑从服装配备等外在形象看，确属军事题材，而杨家湾汉俑，因为中间夹杂有舞俑、乐俑等，阳陵汉俑因为现均为裸俑，原着的丝质类衣物不存，我们很难确定他们均为武士，但从一些身披铠甲、手执武器的俑类的动作姿态或残存迹象看，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其中部分俑当属武士一类，所以我将择此部分进行比较。

秦俑的发型，主要分圆髻和扁髻两种。圆髻即是在头顶的右侧(个别在左侧)绾着高大的圆丘形发髻，据考这可能与秦尚右的习俗有关。圆髻主要为轻装步兵俑及一部分铠甲俑、跪射俑头上的装束，无论其绾结的程序先后、繁简程度如何，大概总是把前额顶部的头发中分，分别与两鬓的头发结成三股小辫，又把脑后项窝的一小部分头发也结成三股小辫上折，两鬓小辫在脑后与脑后发辫交叉盘结于一起，并把较长的一根发辫(人多为脑后发辫，少数为一侧鬓边发辫)上引，与其余头发总收于头顶右侧绾圆髻，并用红色的发带紧紧束扎，此外在发辫的盘结处还有方形发卡扣结。这种发式完全防止了周围头发的披散，看起来比较干脆利落，但梳理较少繁琐，且发顶一髻因高而易于在作战或奔跑时晃动，拔拽头皮，此为其主要弊端。而扁髻则是将所有的头发梳于脑后，一种是结成六股宽辫，折叠贴于脑后，上端基本与头顶平齐，发梢内折，并在其中腰部位押一白色骨质发卡，发卡的背面有两条细绳，细绳穿过宽辫与其下的发层，并在发层下被上引至宽辫的近顶端处，再穿过发层和宽辫把细绳拉出打成扣结，这样就把宽辫紧紧地固着于脑后的发层上，不致外张或下坠，这种发髻俑一般不着冠；或是把辫上折贴于脑后，将高出头顶部分的余发(即宽辫的下半段)右旋盘结绾成圆丘形小髻，并横贯笄固定，另外，在宽辫的中腰部分亦有白色方形发卡，把宽辫固着在脑后的发层上。绾这种髻式的陶俑一般邡戴冠，把扁髻顶端圆锥形小髻罩于冠内。还有一种是不结辫，直接把梳拢于脑后的头发上折贴于脑后，把高出头顶的部分余发盘结成圆锥形小髻，贯笄固定，绾此种扁髻的为俑坑内出上的高级军吏俑及铜车马上的铜御官俑(兼武将身份)，中下级军吏及一般武士无绾此髻式的，这些高级军吏均头戴“鶡冠”，以冠罩住小髻，大概因这种不结辫的扁髻容易散落，所以和冠室相连的还有一块三角巾将扁髻的上部束裹，以防扁髻下坠或披散。扁髻除着冠的军吏俑、御手俑、一部分铠甲武士俑绾结外，头戴武弁的骑兵俑亦绾此式髻，他们那“形如覆杯”，平顶的武弁样式刚好紧紧地扣压住了扁髻顶部的小髻，给人以利落、便捷之感。

此外，在秦始皇陵园内的马厩坑及珍禽异兽坑出士的跽坐陶俑，将头发全部后梳，于脑后绾结锥形圆髻，亦无笄固定，看起来比较后坠松散，这种髻式在秦陵出土的百戏人俑头上也可见到，可能是秦汉时期男女均用的发式，但在秦军中尚未发现。

而秦俑的冠式主要有“鶡冠”、“板冠”、“介帻”、“皮弁”四种。这四种冠式的称谓为统一起见，均依据袁仲一先生《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拙作《秦俑冠式再探讨》一文，曾就这四种冠式之名称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鶡冠”、“板冠”、“皮弁”等称谓似有不确或不妥，此不赘述。

秦俑“鶡冠”见于秦高级军吏俑及秦陵铜车马御官俑头上，其前半部如方形平板状，压于顶发上，后半部歧分为两支扭曲旋转成双卷的雉尾形，卷尾的下部联一反扣的凹形槽，凹槽的两端各有一片圆板封堵，构成封闭式的槽形冠室，扁髻的顶部恰好罩于冠内。冠上有带攀勒于冠前的平板上，另有一半圆环形带横套于脑后。两带在两侧耳上方打结，并有其中一根条带(可能为头顶平板上的)的两端延长下来，成为两根条带，沿双颊下引系结于颌下，带尾垂于胸前。整个条带构成一个整体，与冠似并无连属，在板冠上亦有类似的环套形带，可能被专门用来固冠，也可能即为古代的“*(左支右页)”。冠的颜色多为深赭色，个别的为红色，冠带都是橘红色。冠的质地硬直，似为合革或多层漆布叠合作成。

板冠主要见于兵马俑出土的御手俑、部分车右俑以及中下级军吏俑头上，它又可分为单板长冠和双板长冠两种。单版长冠，形如梯形板状，前窄后宽，前半段平直，后半段扬起略呈45度角，尾部下折如钩。在下钩部分的左右两端各有一个三角形的板封堵，构成一个楔形槽状的冠室，罩住扁髻的顶端，也有不用板封堵者。还有极个别的冠，冠尾下折后成螺旋形卷曲。冠前半段的平板和扬起部分，分别压于额发和顶发上。冠上也有环套形带，形制同于鶡冠上的环套带，其上亦压于冠前端的平形板上，后端横套于后脑扁髻的中腰(即头枕骨部位)。亦有两根延长的条带，沿着面的双颊下引系结颔下，带尾垂于颈前。这样就把冠固着于头顶上，冠和冠带可以起着压发和束约发髻的作用，以防发和髻松散。从残留迹象看，冠为赭色或朱红色，个别的为白色。冠带均为橘红色。冠板硬直，似用合革或多层漆布折叠作成。双板长冠的形制、系结方法、颜色、质地与单板长冠相同，大小宽窄亦相似，所不同的仅是在冠的正中有一条纵行缝，说明其板可能是由左右两片大小相同的长板并列拼合而成。在秦俑中，这亦是一种区分地位高低的标志，戴双板冠者为中级军吏俑，戴单板冠者为下级军吏俑，即御手、车右及下级军吏等。

皮弁为骑兵俑所戴，其状如覆杯，圆平顶，前沿(即额部)浅短(后沿即后脑部分)较深。但也仅至扁髻的中上腰，两侧各有一长耳，分别与两侧前沿相连，与后沿则有分叉，耳的下端各连接一窄条形带，两带的末端用于母扣对接扣于颔下。从整体看，此冠小而浅，仅能盖住顶发，前额顶发、两边的鬓发及后脑部分的发均露于冠外。冠赭色，用朱红色绘着三点一组的梅花形散点式纹样布满全冠。冠的后侧下中绘一朵较大的白色桃形花饰。冠上无折纹，质地硬直，似为皮质。这种式样可能为杨家湾汉甬的武弁所承继。

秦俑中头戴介帻(实则为一种软帽)的均为一部分头顶右侧缩圆髻的铠甲武士俑，从而使介帻顶部因发髻的支撑亦呈圆锥形，而下部则如覆钵形，下沿至发际，介帻的后边沿或左右的一侧边沿开一个三角形的叉口。叉口的两侧下端各有一条组带，互相交结系扎，恰好把发髻和头发全部罩于帻内。开叉处的组带系扎后，使介帻紧紧固着于头上，不易被风吹动滑脱。有的在其顶部发髻的部位，再用发带束扎，即把介帻的顶部和发髻束扎一起，这样更不易使帽从头上脱落。介帻的颜色以朱红色最多，个别为白色或黑色，质地轻软，似用单层布帛制成。在汉俑中无着此式冠的。

以上为秦军服饰中的发式和冠式部分，因为其制作精细认真，所有的一切均反映得较为真切明晰，而汉俑的制作多为模制，相对粗疏，加之许多服饰部分为彩绘，现已脱落，所以只能看一大概。从三地汉军俑看，汉军除不同于秦俑的圆髻、扁髻(报告中称为发辫俑)外，最明显的是无论是官吏还是一般武士，即无论身份高低，大多头戴通过秦“皮弁”改制的“武弁”或称“武弁大冠”(狮子山报告中称“平顶盔”，似不确)，有的还加红色的抹额于头饰上，似乎没有明显的等级地位区别。在狮子山汉俑中还有着“风头盔”的(类似于秦陵出土的青石胄式样)。从这些迹象中我们不难看出，秦军中曾用以显示身份地位的所谓“鞨冠”、“板冠”，还有一般士兵装束的圆锥形发髻因为在战事中的笨重、晃动或梳理繁琐而显出不便，在汉军中基本已淘汰不用。秦俑所谓的“鞨冠”在秦汉乃至后来出土的文物中均未见类似的冠式，几成孤例，与文献中的记载亦无完全吻合的对应物，“板冠”类则退居为谒者或卫士之饰，皮弁因其简易实用、干净利落的式样在汉代经过改制，成为军中上下的通服，亦为舞乐、仪仗等人士所服。同时因头顶圆髻的取消，使介帻这种软帽类头饰显得易于滑落，从而也不为汉俑所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军事服饰因为战争的需要，日益向简洁、统一、轻便、快捷的方向发展趋势。

那么让我们再详细地观察一下汉俑的发式和冠戴，以便能更多地了解其中不同于秦时的变化。

狮子山汉俑的髻式为圆髻和发辫两种，圆髻俑较少，仅5件，属一般武士身份。据简报，其梳理方法为：“头发前部中分而向后梳理，以绦带勒紧，两边发相交于脑后并上挽至头顶，再左右盘环脑后，形成对称的两个发髻，发髻上涂红彩”。这种过于笼统的概括说法让人感到如罩一头雾水，难以想象此式圆髻的扎法，惜暂时无法见到其实物，给人一种清晰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绾结法与秦俑圆髻和杨家湾汉俑圆髻均有区别。发辫的绾结方法是，发均向后梳理，并于脑后分成左右两股，然后向上相互螺旋状纽结盘环成辫状，至顶挽环，以璜状饰物固定于头顶，饰物两端上翘呈山形，基本上与阳陵汉俑的髻式相近。从残存迹象看，额部似有巾帽形饰，以带系于颊下，可能用以固髻，亦可能即为当时的抹额。从整体看，较之秦俑和阳陵汉俑的扁髻和笄式均较为粗硕、松散，且绾结的方法亦有不同。

而阳陵军俑的髻式较为单一，发均由额际中分，经两颞至脑后合拢，上折，然后或分股纽结，或直接梳理，或编结上顶，再于头顶挽髻，横插笄。整个发髻看起来光滑、服贴、精致小巧而紧凑。从残留的编织物痕迹看，他们原来曾着红色的抹额，且头戴武弁，惜均已腐朽无存，无从确知其具体形制与杨家湾和狮子山汉俑之武弁哪种更接近。不过总的说来，则此种髻式正好适合于着汉式的武弁大冠。

杨家湾汉俑的髻式主要为圆髻，它是将头发梳至脑后似以发带从上至下缠扎成长尾状，然后绾一圆饼状髻，紧贴脑后，并把紧勒于前额发际的抹额以十字交叉形紧紧缠扎在圆髻之中，并以发带束扎其周围，带尾两末端上翘贴于圆髻之上的发上，使之紧凑而不易披散。

汉俑中的绝大多数将土均着武弁，从基本形制上看，它是从秦俑的“皮弁”改制而来的。即把秦俑之“皮弁”在保持前沿长度大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把后沿向下延长至项窝发际，使其把脑后头发全部罩住，两耳的上下边沿也顺势下延，与前后沿均相连属；无开叉，在其末端各缀以小带系结，不同于秦俑“皮弁”以子母扣系结的方法，这是它们之中又一微小的区别， 这样更为简单、便捷、实用，松紧度易于灵活掌握。而且，在杨家湾汉俑的武弁前后边和两侧的耳上部，还发现了与秦俑皮弁后边同样的心形装饰，由此也可以确定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狮子山汉俑中还有一种简报中所称的“风头盔”，其整体似“风”字形，上沿长至前额中部，下沿外撇至肩背和前胸，罩住整个头部，仅露出人之面部，且在颈前相连属，顶上有点状饰，局部饰短带纹，可能以此来显示编组的痕迹。

如果说杨家湾汉俑和阳陵汉俑因其中夹杂其他俑类，说明其并不是整装待发的场面，从而武士中并无头着兜鍪的，但秦兵马俑历来被人们公认为只等一声令下，便会冲锋陷阵的兵阵，却为何不见着胄的呢?是秦代无胄还是另有原因呢?

1998年在秦始皇陵现封土东南200米处的内外城垣间，即陵园外城东南部发现一密集的埋葬着青石铠甲的陪葬坑，其面积约13000多平方米，是迄今为止秦始皇陵园城垣以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陪葬坑，从仅发掘的75个平方米的面积中，就可辨认出石铠甲87领，石胄43顶等。从而让我们不仅知道秦代有胄，且了解到秦胄的具体形制和制作工艺及水平。从提取的T4G1胄的修复情况看，整个石胄是由六类总计74片不同形制的石片组成，以适应从头顶部至肩部弧状起伏的不同部位的需要。其基本结构由顶部圆形片及一至五层侧片组成，遵循的基本编缀原则是“上片压下片，前片压后片”，片与片之间用扁铜丝连缀，最下层的胄片下部外翻，以适合冑下部与肩部的贴合。顶部圆形片中央有一圆孔，将一段扁铜丝两端一同从其外部穿过圆孔，在顶片背面交叉对折，使其从背面固定，而在顶片正面即胄顶正上方形成一个纵长椭圆形铜环，可能是穿连胄缨一类的装饰品。狮子山汉俑的“风头盔”顶上的点状饰可能即属此类。

另外在该胄的面部空缺口和下颔部位，对胄片也进行了特殊处理，整副胄是通过下颔部位的一“T”字形铜钩和扣环来开合的。而狮子山汉俑之“风头盔”颈前部分则连成一片，看不出其开合处，可能因其制作粗疏所致。这些石胄虽非实用之器，但足以见到甲胄的制作从商代开始到了秦代，其技术工艺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虽然狮子山汉俑因制作较为粗疏，“风头盔”仅具轮廓，具体的甲片形状和编缀方法难以确知，但从其顶上的圆点饰和外在轮廓看，它们的编缀方法和形制大致应该是相同的。袁仲一先生在其《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中认为，秦俑武士不着头盔，是用以表示其威猛敢死的精神。据《战国策·韩策》载：秦国“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战国策·秦策》亦载有秦军“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注：“科头”即“不著兜鍪”，“徒裎”，“裸也”；“裼”，“袒也”。这两条资料说明，山东六国的军队打仗时披甲、戴胄，而秦军则捐甲、免胄与敌会战，表现了秦军“勇于公战”的大无畏精神。而在我看来，秦汉军俑虽身着铠甲，手执武器，其服饰、装备、布阵、队列等虽均为当时军队的模拟形式，但作为帝王或诸侯大臣陵墓的陪葬俑，它只是一种丧葬中的仪式，也许它更看重人的外观形象的塑造，尤其是面部的表情，而秦汉时胄之式样有碍于面部表情的刻划，从这一角度去考虑，秦俑、汉俑大多不着头盔亦不难理解。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因为从考古发现看，在殷商时期，便有大量胄或铠甲成堆葬于一处的实例，如安阳侯家庄M1004在南墓道口便出土了大量青铜胄，总数超过了140顶。而秦陵的埋葬方式可能即采用这一传统习俗，亦可能兼有武库的象征意义。

二、秦汉军俑服装与铠甲的变化

秦俑服装的上衣，除骑兵俑和少数军吏俑外，多为一重长仅齐膝的复襦，高级军吏俑为双重长襦，形制基本相同。其基本特征为：交领右衽，衣襟和交领相连，左右两片衣襟宽大且大小相同，左压右交输掩应，几乎把身体包裹两周，双襟的下角分别垂于背后两侧。衣襟的形状大多呈“口”形，上端斜直为交领，下端及垂直的一边为直线。袁仲一先生认为，这种形制“当是秦代短襦和长襦衣襟的基本形制。”其实这也是中原深衣制发展到后来的基本形制，只是长度缩短，衣袖变窄而已，战国时在武士身上已普遍着有此式服装，如侯马出上的铜跪俑陶范，还有传方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银人等。个别俑服下垂的襟边呈三角形，有的下垂的襟边成外侈的曲线。前者似为三角襟。有楚式衣服的风格，后者似为曲襟，下摆沿基本平齐。若为双层长襦，一股外襦均较内襦短，但短的幅度却不尽相同，约4—10多厘米不等。从残存遗迹看，个别的外襦袖管仅至肘部以下，袖口不连属呈覆瓦状，单从袖的长短看，可称其为“半袖”，它也可能即为后来三国时期的“半袖”或“半臂”的前身，这似乎又把“半袖”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杨家湾和狮子山汉俑中，我们也可看到各种不同式样的“半袖”，在下文中将会提及。可见半袖之衣在秦汉时均已存在，它是在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式样，后衣长渐次变短，仅至腰部，到魏晋唐朝时较为流行，有对襟(用小带子当胸结住)、无领(或翻领)、或套头的外衣，穿时多着于衫襦之外。袁仲一先生认为这可能还类似于后来“箭袖”的前身，但据我查考，箭袖即为箭衣，它是古代专为箭者所服之衣，其袖端去其下半，仅可覆手，以便于射。明、清之时，因其形似马蹄，又称马蹄袖。在秦俑坑中着此式短袖者多为身着双重襦之武士，并非专门的射者身份。要说箭袖，与其说与秦俑之短袖有关，毋宁说它与带护手的铠甲关系更为接近，也可能即由此演变而来也未可知。此外，秦俑服装的领、袖、衣缘的装饰较为华丽，颜色不同于主体部分。还有极个别的俑着短襦式样，装饰基本与长襦同，仅下摆只盖住臀部，下摆呈喇叭形。除此之外，秦俑中的骑兵俑和少数武士俑还着褶服，即俗称的所谓“胡服”，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双襟交互掩于胸前，左压右，左侧的襟边垂直于胸的右侧，衣长齐膝，窄袖口，袖长达及手腕，领、襟、袖口都镶着彩色缘边，可见这是一种经过改制、融进了汉服习俗(俗右衽)的“胡服”式样(胡服俗为“左衽”)。在一号坑中出土的少数中级军吏俑也有穿此种外衣的，它与长襦的区别主要在于，袖口更窄，衣短且开口处不同，这样更便利于骑兵的举足跨马。而且所有的俑均腰束革带，带上押印或墨绘着精致的图案花纹，尤其是不穿铠甲的武士俑的腰带上的花纹更为清晰，其花纹有二方连续的对角三角纹，交错的对角三角纹和菱形纹等。带钩的形状更是丰富多样，有双夔盘结形、单夔盘结形、勇士持矛奋刺形、飞鸟形、铲形、斧形、棒形、琴形、琵琶形、钉帽形等等，其中以勇士持矛奋刺形更为生动传神，体现了秦时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审美趣味。

秦俑的下裳主要有长裤与短裤之别，长裤主要见于高级和中级军吏俑，以及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俑身上，似与身份、兵种有关，且与实战中护卫的需要相关。长裤长至足腕，裤脚紧束足腕，似用紧口带束扎，上部联裆。质地厚重，当为复裤。短裤主要为步兵俑和车兵俑所服，裤管只及膝部，裤裆、裤脚敞脱，形状多样，有喇叭形、圆筒形、折波形、六角形、八角形、四方形等。此外，还有行縢和护腿之制。行縢主要是不穿铠甲的轻装步兵和少数身披铠甲的重装步兵所服，扎于胫部，即用条带形的布帛螺旋形由足腕向上右旋缠扎至膝下，上端以组带束扎，其形状和近代军队中战士包扎的裹腿基本相同。行縢多赭色，束扎的组带多为朱红色或粉紫色，彩色的组带在膝下束扎，带尾绾成花朵状。行縢质地轻薄，似由单层布帛制成，在杨家湾汉墓兵俑胫部似亦扎行縢，但形制有异，说明在秦汉时军中的这种服制较为流行。而护腿主要为身披铠甲的步兵俑、战车上的御手俑胫部所套，呈圆筒形。下至足腕，上至膝下，下端窄小紧束足腕，上端较大，又有一节、两节之分，一节的有的为上下两节相连，但整体为一色两节的以上下两色作为区分。在汉军中似未发现护腿。

相对于秦俑，汉兵俑虽出土的地点和数量较多，但详细的发掘报告均未见出版，所以有关汉军俑服装的形制资料仅从发掘简报上获取很难准确把握，只能了解一点大概情况。杨家湾军俑无论骑俑立俑，其上衣式样基本相同，亦为交领右衽，长度似较秦代为短，仅至膝上，个别的下摆平齐，双襟形制似同秦俑，而大多为三角襟“△”，双襟大小亦相同，左压右，使衣前显示出衣衽的交叉，而且前后下摆分别呈现出“∧”和“⌒”的凹形式样。最长处均在双腿的外侧，这样使双膝露于上衣之外，更有利于腿部的上下前后行动，这也许便是秦汉军服上衣的最大区别所在。袖口窄，有的由内至外三重衣服的袖长渐次变短，以至于外衣的袖口仅至肘下，成为“半袖”，可能亦承继于秦俑衣服中的“半袖”式样，且腰间似亦均系带。骑兵俑有红、白、绿、紫等色的彩画服饰，立俑服饰有红、绿、黄、白等色，且衣领、袖、缘均饰有鲜艳的装饰，下衣似均为长裤，紧紧束扎行滕，使膝部的裤管圆圆鼓起。但汉军俑的行縢从实物资料较为清晰可辨的杨家湾汉俑看，一改秦时的窄条形，似是一大块布帛，角上垂带，紧紧束扎于上下两端，且上或下有一长带由上内旋或由下外旋下引或上引，与下端或上端的带缠扎于一起，但腿胫后部没有类似秦俑腿胫后部的缠扎痕。行縢向宽幅化发展，并且以角上缀着的固定带子代替了秦时绑扎时所用的零星活动组带，避免子秦时以窄条带一圈圈斜向缠绕的麻烦，从而使穿卸时更加方便、省时，亦更为舒适，较好地适应了战争的需要。而阳陵的武士俑因曾是身着丝绸质衣物，今已朽蚀无存，很难让我们看到当时具体的式样，且腰部中还有着贝带的。狮子山汉俑的服装式样并不统一，身份较高的官吏俑身着三重或两重深衣，外罩战袍，长垂至足，仅露出上翘的鱼尾形履首，高领右衽，腰际束带，似为丝质，下身从背面看似为肥大的长裤，裤口未见扎痕。有的身穿双层战袍，外罩短襦，长衣至膝，两侧成三角形下垂，阔腿裤角插入齐头高筒靴内，袍袖口部反卷下垂，甚宽大。从服饰和所在位置看，此类俑身份地位较高。普通士兵有的上穿紧袖长襦，下垂至膝，衣襟的交输掩映与杨家湾俑相同。有的俑还外罩齐腰短袖圆领衣，下摆至臀，没有衣衽，似为套头式，这使它在固定长襦衣裾的披散上起了作用，并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下穿长裤，紧扎行縢，使膝部的裤管高高抛起，又与杨家湾汉俑相同；又有的着右衽长衣，外罩短袖长衫，衣襟交掩裹出两侧的三角形衣角，内穿高领襦，下摆至臀下，内缀三角形襟角，下穿肥腿裤，外罩高筒靴。跪坐俑亦身着长襦，外罩短袖圆领衣，不辨衣衽，可能为套头式，下摆至膝，长襦裹膝而跪，足为三角形衣衽所遮。可见，秦代衣服均为自战国以来已有的中原式样，而汉代因楚文化的浸润和影响，服装式样已大多改为楚式襟风格。

秦俑的铠甲式样较多，按身份级别又可分为六类若干式：

一类为高级军吏俑所服，除两件不穿铠甲，余均着鱼鳞甲，又可分为双肩有无披膊两种，形制大体相同，前身甲较长，下摆略呈等腰的尖角形，下缘及于腹下；后缘较短，下缘平直，仅及腰际。身甲似为整片皮革做成，前身在胸部以下，后身在腰际嵌缀鱼鳞状小型甲片。前胸和后背部分未嵌缀甲片，但上面绘彩，并有几朵用彩带绾结的花结，甲衣的周围留有宽边，宽边上绘有精致的几何形图案花纹。有披膊的铠甲，披膊亦用整片皮革制成，但并不嵌缀甲片，只是绘着彩色的图案花纹，边缘镶花边。

二类为中级军吏俑的甲衣，亦有两种不同的形制，一是背带式的前胸甲，即只有前身的护甲，没有后身的背甲及披膊，以整块皮革留出边缘嵌缀甲片制成，下摆呈圆弧形，领部为反弧形，在双肩部位各连接一宽背带，上面彩绘几何图案花纹，背带末端又各有一条窄长的彩带，背带在后背处十字交叉(右压左)后，两条彩带则分别前引穿过甲衣，下裙两侧的环形纽带，再后引系结于背后。另一种是前后摆下缘平齐的彩色鱼鳞甲，它由前身、背甲和披膊三部分组成，前身和后背甲长度相同，下摆边缘平齐，且均由整块皮革作成，上旅的上部均未嵌缀甲片，双肩的披膊呈覆瓦形，周围有宽边，宽边上绘有几何形彩色图案花纹，中间部分嵌缀甲片。此式甲衣甲片较小，多为方形及长方形，个别为不规则形，故名之为彩色鱼鳞甲。

三类为下级军吏俑的甲衣，不像中级和高级军吏俑的甲衣那样是在整块皮革上嵌缀甲片，而是由甲片直接联缀而成，内侧可能置有垫板，二是它较中、高级军吏俑甲衣的甲片大，甲衣上也没有彩色的花边。由前身甲、背甲和披膊三部分组成，周围没有宽带形的边缘，前身甲和背甲下摆边缘均呈圆弧形，长度不尽相同。

第四类是御手俑的甲衣，亦为二式，一是双肩无披膊的甲衣，数量较多，由前身甲和背甲两部分组成，下摆的边缘呈圆弧形；二是带有长披膊的甲衣，由前身甲、背甲、长及手腕的披膊、手上的护手甲、颈部的盆领等五部分组成。前身甲下缘平齐，左右两角略呈圆弧形，背甲略短，下缘平齐。披膊呈覆瓦形，长达手腕，把双臂全部罩于披膊内，护手甲亦呈覆瓦状，由三片长方形的甲片组成，其大小正好把半握拳的双手罩住，盆领即颈甲，高7.5厘米，围领一周，前侧开口。这种甲衣，能更加有效地保护无法顾及自卫的御手。

第五类为步兵俑的甲衣，均以甲片联缀而成，但甲片大，排数少，由前身甲、背甲和披膊三部分组成，因俑之高低不同而长短有异，甲片的形状和编缀方法略有不同，披膊呈覆瓦状。

第六类为骑兵俑的甲衣，比较短，下摆的底边仅到腰部的革带处，双肩无披膊，比较轻便，便于骑射。

以上为秦代军俑铠甲基本形制式样的简单介绍，详情请参阅袁仲一先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但仅从这些简单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秦俑中不同的兵种，有着不同的甲衣，职位高低不同，甲衣的形制、质地、装饰乃至联缀的方法亦有不同。

汉代的铠甲仅从出土的武士俑身上看，呈现出逐渐简化的趋势，甲片较大，多呈竖长方形排列，排数少，形制式样少而简单。杨泓先生在其《中国古代的甲胄》(上篇)一文中把杨家湾汉武士俑身上的铠甲分为三型：一型仅护住胸、背部，胸甲和背甲在肩部用带系连，为陶立俑和骑马俑所服，尤其是骑马俑全部披这种铠甲；二型甲除胸、背甲外，还加有披膊，甲片较小，为陶立俑所服，这两种均属札甲。还有一型为鱼鳞甲，着此铠甲之俑形体较大，腰带的上部是细密的鱼鳞形甲片，上、下排列层数均有十四五排，在满城一号汉墓中曾出土同类铠甲，腰带以下所编活动甲片，仍为札甲。

杨家湾出土的陶俑为西汉初期的标本，所披铠甲主要为前两种型号，其中又以一型为多，骑兵俑所披甲全属此型。据简报，着三型鱼鳞甲的仅一件，此俑形体较其他俑高大，足蹬华丽的高筒靴，鱼鳞甲工密质坚，防护能力强，可见其身份应比那些大量的足穿麻鞋的战士要高，从而也反映了当时军队中的等级区分，而且，西汉初期的铁铠——“玄甲”，主要还是使用大型甲片的札甲，使用中型或小型甲片的鱼鳞甲极为罕见。

阳陵陶俑的铠甲属木质，现已朽，从残存遗迹看，仅存棕红色和黑色的痕迹。铠甲的甲片为正方形，边长2厘米，每边的中部有2个小孔用以连结上下左右的甲片。铠甲领部甲片的排列为上压下，左压右。铠甲的长度略短于袍，由腰部分为上下两部分，前甲上部甲片由中线向外压，上压下共有六层，用绳子连结，下部铠甲片为上小下大的喇叭形，下压上共有四层，均为左压右。后甲中线两侧甲片的排列方法与前甲正相反，披膊部分只有两层甲片。从这些简单的描述中，我们很难看到当时真正铠甲的质地、等级、制作工艺的区别。

在狮子山汉俑的简报中，我们只能看到两种铠甲，一种是“齐胸平缘甲衣，甲衣上缘绘红色以示甲绦”，此式铠甲似乎由身份较高的武士俑所着；另一种为“短袖齐膝甲”，为跪式甲胄俑所着，笔者以为似有所误，可能这只是一种短袖衣。此外，在南越王墓中我们还可见到一种齐胸平缘铁甲，背甲双肩均长出两耳，反扣于前甲上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秦至汉，铠甲的编缀方法大致相似，但式样已渐趋于简化，等级的区分也不是十分明显。

三、秦汉军俑足衣的变化

秦俑军士足上穿的主要是履和靴，其中又以着履居多。履的形制基本相同，均为薄底、浅帮、后高前低、前端有方形覆瓦，整体略呈舟形，又可分为三式，即方口齐头履、方口圆头履和方口齐头翘尖履，其中第三式又有略微上翘和大翘之别，而秦俑坑中的高级军吏俑足上穿的均为履头高高翘起的大翘尖履，秦陵铜车马上的两个御手俑足上亦穿大翘尖履，一般战士穿的多为一式和二式履，以及履头微翘的翘尖履。而秦俑中的骑兵俑足上一律着靴，一号坑出土的一些武士俑，足上亦穿靴，其形制为薄底、单梁、圆头、短筒，通筒高约15厘米，筒(即靿)的粗细略大于足腕，紧束于足腕上。前低后高，靴头不翘起，其大小正好束约足面。靴的后跟及贴着足腕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纽鼻，以组带贯穿纽鼻绕足腕两匝系结于足腕上。靴筒部的开合口有的位于后面正中，有的位于两侧正中和靴梁垂直，有的则位于内侧，即从靴梁到筒沿开一斜线口，开合口一般长约5—9厘米，质地硬直，似为皮革所制。

杨家湾汉俑，大部分足穿似草编织的带色鞋子，鞋面上有编织的纹路，圆平头，在足腕处以一带将鞋之周围收起束之，可能为普通士兵之足衣，这是秦俑中所不曾有的。个别的着方口短腰靴(靴尖上翘)，还有一大俑，足着华丽的高腰靴，显示其身份的高贵。而狮子山汉俑中的军吏俑足衣为：翘首履和鱼尾形翘首履；一般士兵的足衣为：圆头子底靴、齐头高筒靴和高筒靴等，因为简报记述比较粗疏，所以具体的形制难以确知。

由上可见秦俑的足衣分有明确的等级，履、靴之中以履为贵，在履中又以大翘尖履为高。但到了汉代，情况似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出现了轻便的草履，而且就履、靴来说，不仅其式样发生了变化，其地位似已很难分出高下。在杨家湾汉俑中，有一形体高大、地位高贵的俑足着华丽的高腰靴，而在狮子山汉俑中，地位相对较高，身着长袍的军吏俑则只穿翘首履和鱼尾形翘首履。而一般士兵亦有着高筒靴的。

综上所述，从秦汉军俑服饰的外观看，它们在当时虽式样差别不很大，且无统一的色彩，但从头至脚的衣服，铠甲并不难让人看出其中均有的等级地位之区别，如服装因兵种(兵种之分可能本身便存在等级之别)不同，便有骑兵、步兵、车兵服装、铠甲式样的不同；又因地位之不同，有衣服长短、一重或二重三重、窄袖与宽袖之分别；且服饰、装备的发展趋势为由复杂繁琐向简易实用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我们亦不难从秦汉涌的头饰冠戴的发展演变脉络上看出来，尽管不同时代某些服装类型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当时其均有地位高低之分。

四、秦汉军服的供给问题

从秦汉军俑的服装看，它们的式样差别不大，据简报和研究报告统计，也没有统一的服色，估计为当时百姓常服之式样，但从其中细微的差别，我们并不难感受到一种将士们级别身份地位的不同，但让我们确切地推知当时军队服装的配备供给问题却实属不易。

目前，针对秦代军服的配备问题，主要有完全自备、发授和部分发授等不同的观点，但因为资料的缺乏和出入，各说均难以完全令人信服。现在许多学者较为认可秦代军服属于全部自备这一观点，如袁仲一先生在其《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中便持此一说。因为他们有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四号墓出上的两件秦木牍家信作为有力的佐证，是参加攻打淮阳的秦军黑夫和惊兄弟二人向家中母亲索要衣服和钱、布的家书。至少可以说明秦代军服有部分自备的可能，且军服式样与百姓常服式样应该大致相同，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也采纳了秦代军服属完全自备这一观点，但我以为仅从这两封向母亲要衣、布和钱的家信，就断言秦军的衣服完全属于自备，虽不无这种可能性，但似欠周全。熊铁基先生在其《秦汉军事制度》一书中认为不能排除授衣的可能性。因为秦代的隶臣妾等刑徒衣服为发授(但是应该提请注意的是，这些被发授者多为无妻和无衣服来源之人，且以后将要折钱交回的)，说明秦至少有部分授予士卒衣服的能力，郭淑珍女士、王关成先生在其合著的《秦军事史》一书中则认为秦军服主要属于发授，只不过发授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正如禀与隶臣妾的衣服一样，加之其它种种原因，可能有时难以为继，所以才会出现黑夫和惊向家中索要衣、钱、布等情况，那么事实究竟如何?让我们结合秦当时的服役制度及相关文献来作以分析。

秦与西汉初一直实行征兵制，秦民在17岁(汉在20岁)傅籍后开始服更卒徭役，每年一个月，到期即行更换，故称“更卒”。然后秦在20岁，汉在23岁始服兵役，称正卒。正卒服役期定为2年，第一年在本郡地方部队中服役，接受军事训练和执行警卫任务，第二年或者以后，再接受国家的征调命令，当一年卫士或戍卒，在市都警卫部队中服役的称卫士，去边防戍守部队中服役的称戍卒。如果严格以此作为服役制度，则衣服自备、自带尚属可能。再者说，秦汉时，士兵基本来自有自由民身份的农民，他们虽亦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但相对来说却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供自己的衣食之需，虽后来有“七科谪”之制，但其主要成份为作务(手工业者)、商贾、赘婿、地主、贵族、官奴隶和私家奴隶以及刑徒等，他们大多有自备衣服的可能，且属临时征调性质。但是征兵制的正常运转是在相对稳定的时期，事实上，秦在统一战争中，连年征战，很难保证这种一年正卒、一年卫士或戍边制度的顺利进行和更换，如秦战争中便有“三年不解甲驰弩”的记载，且秦简《除更律》有服役四岁之例。而居延汉简中也有戍卒复留一年等记载：《汉书·盖宽饶传》卫士“复留更一年”；《尉缭子·兵令》：“军无功者戍三岁。”有的士卒在本郡服役期即已超出4年。这样的话，自备的衣服就很难保证其需要。

不仅如此，秦在统一过程中，连年征战，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加之统一后实施严酷的苛政，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严重地危害了经济的发展，也严重地阻碍了手工业乃至纺织业的进步。在秦统治的短短十几年中，它的经济实力还远远无法恢复和达到给部队军士发授衣服的可能，且在秦统治者的思想观念中，服兵役纯属尽义务，不可能为其无偿地供给衣物。汉武帝时的主父偃在其散文名篇《谏伐匈奴书》中为了论述匈奴不可伐，曾列举秦汉史实，秦始皇伐匈奴“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男子疾耕不足以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以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以此情况看，则出现士兵向家中索要衣钱布则不难理解。而汉初，即吸取秦亡的教训，予民休养生息，且从上至下提倡节俭，实行了一系列减轻税收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发展，而汉统治者为笼络人心，也必提供一些宽松仁慈的条件，给下属以必备的衣食之需。所以汉代不仅给士卒发放俸钱，且使发授衣服成为可能。如汉初晁错在其《言守边备塞疏》中为巩固边塞，便提出给迁往边地戍田的各类人士提供衣食。指出“予冬夏衣，廪食”。

据记载，秦时已有专门的官营制衣作坊，所以它对制衣时的用料多少、质地、作价等有一定的标准。例如，《金布律》规定：“为幏布一，用枲(粗麻)三斤。为褐以禀衣：大褐一，用枲十八斤，值六十钱；中褐一，用枲十四斤，值四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值卅六钱。”褐衣、幏布是囚犯用的衣服和头巾。可见这些只针对刊徒而言。又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金布律》的规定，向服役的隶臣妾及其他刑徒发放衣服，不是服役后收回发放的原物，而是折价收回货币(因原物已损耗)，即成年男子，冬百一钱，夏五十五钱；未成年的男子，冬七十七钱，夏四十四钱；成年女子，冬五十五钱，夏四十四钱；未成年的女子，冬四十四钱，夏三十三钱。由此可见，秦汉时授衣，但衣服这种纯消耗品的配备虽不会像借出的大车、铁器以及兵器那样，都要按“久刻”交还原物，但却要像被损毁的工具和武器那样，折成货币交回的，而且以当时完全手工的纺织技术能力看，已具有部分衣物发授的可能。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完全满足士兵平时的衣着供求显属不易。

在秦汉时的文献记载中，有大量粮食、菜羹以份额配给供应、官兵领取、购买等的记载，按理军服如为发授，其制作、运输乃至发放等一系列费用也当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史书中不应无片言记载，由此可推断，秦代军服可能主要为自备；禀只作为辅助，只发授给那些无衣服来源之人和衣服接济不上的士兵(这种情况可能不多)，且须折价收回，或者以延长服役期限来折回，又设有军市以买卖衣服。从中也可见，秦代兵役纯属尽义务，在衣服的发放中国家并无多少损耗，故此而不记。而隶臣妾等刑徒禀衣之所以被记载，是因为要延长他们服劳役之期，以抵衣服的价钱。

而汉代，据居延汉简条文，官或卒不仅有俸钱，且发授部分衣物。汉简中有许多向戍卒、田卒、官吏授衣的有关官服的记载，且主要为外衣。熊铁基先生据汉简的记载分析认为，汉代的衣物储存很大，可能为授禀之用，而且居延汉简中也记载有官、卒领取衣物的条文，所以汉代军队中无论官吏或戍卒均授禀衣服，只不过数量有限，一二套而已，且可能仅为外衣，而内衣即私衣则要自备。这可能也是受当时手工制作衣服，无法大批量生产的条件所制约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衣服的来源及发放情况又如何呢?

日人米田贤次郎在其《秦汉帝国的军事组织》一文中据汉简分析认为，“田卒、戍卒的衣料物品不是由中央大司农的仓库送来的，也不是在当地调配的，而是从这些戍卒的故乡(原籍)直接送来的。换言之，某地派出戍卒的同时，还要负责供应他们的衣料。这些必需品都是用车装载，列队从原籍送往战地的。”果真如此的话，且不用说运输费用之大，单说当地的衣服又从何而来呢?是从各家收集而来，还是直接由当地官府准备呢?这当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不仅对秦汉军服的变化发展，且对秦汉军服的配备问题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虽然说“汉承秦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任何事物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包括军事制度在内，所以我们一定要依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交通运输等一系列条件来加以详细的分析，才有可能得出较有说服力和贴近事实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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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仲—：《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②党焕英：《秦俑冠式再探讨》、《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③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④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第l版。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⑥许卫红：《秦俑下体防护装备杂探》，《文博》1994年第6期。

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⑧陕西省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10期。

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考古》1966年第3期。

⑩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丛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

(12)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

(1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14)郭淑珍、王关成：《秦军事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15)王学理：《秦代军工生产标准化的初步考察》，《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

(16)《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17)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18)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l版。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

许卫红

考古发现属于军事题材的秦俑主要有咸阳塔尔坡M28057号出上的两件骑兵俑和临潼秦陵陶俑，临潼秦陵陶俑以军人形象出现的有西杨村三座俑坑，共计可出土军人形象的陶俑8000余件，另外在陵园内还有一些零星的发现。几千件仿真人大小的陶俑按照写实风格进行雕塑，其衣着服饰与现实服装具有明显的比拟性，被认为是秦军人所用服装的模拟。汉俑发现较多，但属于军队内容的有徐州狮子山、咸阳阳陵和杨家湾等处。这些题材一致的秦汉陶俑虽然塑造的具体风格有一定的差别①，但其中对陶俑所着服饰的刻画却都比较仔细和写实。它们是后代人了解秦汉时期服装尤其是军队服装款式的重要材料。

通过出土材料，可以看出秦汉军俑的基本装束都是梳发髻，有的戴冠帽，上身罩袍服，下有裤，足登履或靴，这些军人的装束来源是什么，和当时的民用服饰又有怎样的关系?

一、首 服

冠帽、巾帻统称为首服，意思也就是遮护头部的“衣服”。《说文解字》曰：“衣，依也。”即人类依赖的穿衣护体。无论是遮护肢体还是头部，其最初都应是以实用为目的。原始人在捕猎的活动中将自己装扮成野兽的模样，常常是头戴兽头帽、兽角或系尾毛，以便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狩猎目标，收取猎物，保护自己，这是冠帽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为了御寒抗暑，用树叶或兽皮保护头顶，也是原始首服要具备的另一功能。因此早期冠帽的形像多厚实，保暖性好，又常常不忘插戴羽毛装饰，既伪装防护、方便猎取，又装饰美观。

在《群书考索》中记有“黄帝以前以羽毛为冠，黄帝以后则以布帛为之，饰以冠冕缨诿之作，皆有所象也。”《后汉书·舆服志下》；“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见鸟兽有冠角*(左冉右页)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说明首服萌芽时期的大致形象和自然界的动物鸟兽有密切的关系，也许有的就像鸟兽的头部，同时也较准确地阐述了首服的演化时代。

华夏民族进入礼制社会后，首服被赋予了强烈的等级观念，功能的侧重点由保暖和防护到大多比较侧重对发髻的加固和维护，以致保存下来的早期信息越来越少，到周代服饰礼仪制度逐渐完善时，冠帽“寒不能暖，风不能鄣，暴不能蔽”，如《礼记·冠义》所云，“冠者，礼之始也”、“古者冠礼，笠日笠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以国本也。”而实用功能的首服在周边地区却最大限度地得到保留，如插戴羽毛，至今在一些盛行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地区仍有遗留，像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绣花小帽，而远在非洲的土著人更是夸张地使用成束的羽毛装饰来炫耀自己的勇敢，这些都是早期冠帽防护功能的遗留。

礼制社会里除了标明身份等级的冠帽以外还有哪些种类?目前保留最早的冠帽标本是什么样子呢?

陕西临潼邓家庄1979年出土的一件庙底沟类型时期的着帽陶塑，帽子的形状近似于圆形，无沿，似为皮毛制品。这似乎是一件有关着帽的最早雕塑。可以把它看成是6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居民用帽的标本。它的经济载体以农业为主，作用主要是保暖御寒。

在新疆地区出土的文物中有比较完整的冠帽标本。如罗布泊1980年铁板河古墓中发掘出土了著名的“楼兰睡美人”干尸，她头戴毡帽，呈尖顶形，能将护耳、护头的功能连成一体，并有毛绳系于颌下。哈密五堡出土的尖顶形毛毡帽由两块呈菱形的咖啡色毛毡缝制，顶部与两侧又缝缀数块形状不等的毛毡作为装饰物，护耳处连缀毡条，起着束系帽冠的作用②。在周汛等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词典》中还有一件标本，注明是“上古时期的皮帽”，其形状和楼兰干尸使用的毡帽几乎完全一致。这些标本有明显的的共同之处，即尖顶或平圆顶，能护耳、护头、护颈，颌下有固定冠帽的带子，制作方法是用若干块毛毡或兽皮缝合，也有的是用毛线直接编织而成。这种形状的冠帽和庙底沟类型的发现有明显的不同，不仅有较好的御寒性能，而且由于颌下的连接带，更使奔驰运动免除了脱落之虞。因此它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尤其是在草原骑马民族中历用不衰，使用范围更是广及中亚和西域一带，呈现出游牧民族民用冠帽的特征。

这种形状的冠帽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却常常见于军戎服装中。如山西侯马背剑跪姿武士俑陶范铸像冠式、洛阳金村战国刺虎镜上骑士、临潼秦骑兵俑、杨家湾汉墓彩绘陶军俑、汉金银错车饰上射虎武士冠以及徐州狮子山汉俑等③。

秦汉时期军事题材的人物形象中见到草原游牧民族民用性质的首服，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当时社会礼制、民俗大融合的历史背景有关。它和文献中记载的所谓“皮弁”的区别表现在形制上和使用者的身份方面，主要区别为：

一、制始商周的皮弁虽然是“兵事之服”，有别于用缯绢作成的“爵弁”、“委帽冠”，但它是“行大射礼于辟雍时，执事者所服，”并不是一股武士都可使用的军戎制服。后代为了表彰勇猛，在皮弁上加动物鶡尾，也许这种加鶡尾的皮弁不是所有武士都可随便使用的，按《后汉书·舆服志》、《古禽经》等文献记载，是赵武灵王“以表武士”而做。在《汉官仪》中也称戴此官尾的人不同寻常，“古有勇者孟奔，改奔问贲，中郎将，冠两鶡冠”。随着秦始皇对国家疆土的统一，服饰领域也进行了空前的大融合，因此赵国很有特色的皮弁被秦“赐近臣”，显然能得到始皇赏赐的人应该不是一般的武士，以致到后汉，能戴加鶡尾皮弁的只有“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而秦兵俑和杨家湾等材料中见到的武士形象地位都不是很高，秦俑骑兵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支比较新的兵种；狮子山和杨家湾等汉俑的身份更普通，严格意义上他们不具有使用皮弁的身份资格。

二、皮弁的形制如两手相合之状，上尖下广，但其缝合缝中常夹有彩色玉石装饰，即《诗经·卫风》“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与文献记载相符的实物在后代仍有发现。形制的主要特征是尖顶，无护耳，有的有璎珞联结。塔尔坡M28057出土的骑马俑是战国早期秦骑兵，头戴宽折檐圆顶帽，帽顶中间有小孔，可能是插帽饰的，设有护耳；临潼秦俑的冠基本形如箕状，圆顶，前沿较浅，压住发际，后沿较深，设置护耳，护耳下端有固定帽子的窄带子；狮子山汉俑有两种类型，报告中称“风字盔”和“平顶盔”，基本形状都是平顶，前沿及发际、后脑完全被罩住，风字盔将护耳和壅颈连成一体，平顶盔有护耳。这些帽子的形状虽有一些细部的差别，但都无华丽装饰，尤其突出了对颈和耳部的保护。

所以，无论是塔尔坡秦骑兵俑还是临潼秦俑，直至稍后的杨家湾和狮子山汉俑，所见到的冠帽并不是“皮弁”，不能列入其发展演变的任何阶段。而且虽然目前有学人提出秦汉时期此类冠的正确命名应该是《后汉书·舆服志》中提到的“武弁大冠”或“武冠”。但参考民族学的材料可以看出，虽然此类冠帽的名称前加有“武”字做缀，但它的防御功能实际上非常有限，根本无法和甲胄中的盔或兜鍪相提并论，实际上仍是一种出于生活考虑的民用性质的首服形制，不具备完全的战争护体性能。而且早在商周时期“兜鍪”就已出现，它才是完全具备军用品性质的首服，并在尔后的历史长河中留有自己清晰的发展脉络。这种原本为古代先民使用，而后被游牧民族发扬光大的冠帽，虽然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被武士军人使用，但其最初的功能仍得到了保留。在汉代兴起的漆笼纱冠或笼冠仍是这种冠帽在民间使用的延续。这种冠帽在春秋战国时期突出地使用在军戎服饰中，但并未能取代兜鍪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军用品。

二、裤褶服

裤褶服名称始见于汉末。《事物原会》引《舆服杂事》云：“赵武灵王有裤褶之服。”即上衣下裤的着装。秦汉军俑中都有裤褶服的使用。使用对象集中在骑兵军种。

秦俑坑中二号坑的骑兵俑交领右衽，双襟交互掩于胸前，左压右，左侧的襟边垂于胸的右侧，衣长齐膝，袖长达于手腕，窄袖口，腰束络带。领、襟、袖口都镶彩色缘边。另外，在一号坑出土的少数中级军吏俑中也有穿此种外衣的。仔细比较起来，这种上服和襦的最根本区别在于衣衽的宽度不同，它的衣衽较窄，只接近胸部右侧。而襦的衣衽宽大，几平可以围绕到后背。所以比较适合抬腿骑马。有的学者认为它是随着骑兵出现而在中原地区出现的一种新服式，源于赵武灵王“遂胡服招骑射”④。

这种短衣窄袖的衣式究竟是不是为了适宜骑兵才出现的新服式?安阳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雕人，小袖而衣长齐膝。山西侯马铸铜陶范、洛阳金村韩墓银人、青铜弄鹊女孩和铅铜烛奴(灯座)等材料中均有短衣窄袖的服制。它们有的就是右衣衽，垂于胸右侧。而年代均早于赵武灵王的改革。另外，汉代的武梁石刻作夏禹、颛顼等古人图像，其衣式也基本如此。因此，沈从文先生认为这种服制是“我国古代阶级形成初期，统治阶层人物尚未完全脱离劳动，为便于行动的衣式。由商到东周末春秋战国，沿用已有一千年，社会中下阶层始终穿着。”并推断有可能原是古代中原所固有，影响及羌戎的。所谓胡服，有可能还是商周劳动人民及战士一般衣著⑤。

这只是上衣的情况。对骑兵俑的着装而言，最显著的特征还是其下体的裤装。只有下着裤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骑马的尴尬。在新疆各地的古墓葬如且末扎洪克鲁古墓、哈密五堡古墓，年代均为3000年前；还有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吐鲁番地区贝希古墓，墓主均穿着合裆或满裆裤⑥。裆部有的是在两胯间加同质地的菱形小块。从制作方法上看，此时的裤子显然经过了雏形萌芽时期，是非常完美的一种独立服装。这些地区的居民是传统的马背民族，习于骑马，善涉水草。所以全面地考察“胡服”的衣装特征，应该包括短衣窄袖的上装和下着裤装两个方面。而就出现时间和发展形制来讲，赵武灵王改制的裤褶服之本源应该在西域地区。

与裤的形制比较相像的服制有“袴”，在汉代文献中常有记载。按照《说文》和《释名》的说法，它不同于合裆的裤，而且还是左右分置无裆无腰的“裤筒。”其制如后世的套裤。左右各一，分着两腿，上达于膝，下及于踝。汉代以后，其制增多，通常将袴身接长，上达于腰。两股之间连缀一裆，裆不缝合，以带系缚，为“穷袴。”袴的样式也有变化，北方所著者，袴管狭窄，以便乘骑，中原和南方所着者，袴管较为宽大。武士从戎，以带系缚袴管，为“缚袴”。汉俑中有较多的形象是着及地的长裙，尤其是在楚文化故地，更是盛行着绔于内，系裙于外，所以绔的具体形制从出土陶俑中无从明辨。在马山楚墓出土的锦绔实物(N25)⑦，已具有发展相当完善的绔筒，下有收分，上有分档，两绔脚由绔腰将其总为一体。这件实物被认为是“绔”的典型样式。同样的服饰在后期如宋代仍有使用，具体实物见福州南宋黄升墓、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和兰溪南宋高氏女墓等⑧，金坛墓主周瑀，为太学生，随葬裤7件，合裆4件，开裆3件，加三角形的档。开裆裤的形制是裤管为前后两幅缝合上横接腰，裤管筒内侧各上一三角形的小裆。但两裆分开不缝合。说明开裆裤的使用和流行并未因裤褶服的推行而消灭，而是被继续沿用，包括在军队中。对秦俑和汉俑而言，除了骑兵可以明确是穿着裤褶服以外，按流行习惯，大部分军士仍在使用绔。

因此，窄袖短衣式的上装自商周以来为中原所固有。赵武灵王改制的内容之一是短衣窄袖的上装，其对象是针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上层阶级的宽衣博带，而并不是下层阶级。改制的内容之二是对合裆裤子的推广，其对象主要是军队中的骑兵，为推行此两种不同起源的衣式，特意制定了军服令，从统治阶级上层的意识里促使它们结合为一体来使用。由于新疆出土的材料，人们推断“裤褶服”起源于西域地区，即所谓的西胡，《汉书》：“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辞海》：匈奴称为胡或北胡。乌桓、鲜卑等在匈奴东，故称东胡……西域各族在匈奴之西，故泛称西胡。

三、靴

秦汉军俑中有很多资料反映了当时人们有皮类鞋履的使用，如陕西咸阳塔尔坡出土的两件骑兵俑和临潼秦俑、成阳杨家湾汉俑和徐州狮子山汉俑等。基本形状主要是薄底、圆头或尖头，有的有筒，如秦俑坑中的筒高约为15厘米，杨家湾一立姿大俑，高筒长及膝部，也有的无筒，*长只及踝，如杨家湾和狮子山见到的多数材料。这些模仿皮革的鞋履有的使用了组带，如秦俑，以组带贯穿纽鼻绕足两匝系结于足腕上，而塔尔坡和狮子山等却是直接穿着。仔细观察这些皮履的情况，可以看出它们虽然可能都是皮革制品，但具体的制作、使用方法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有关靴的具体使用情况和样式，文献和考古发掘都提供了相当多的材料。主要特点是用皮革作成、有筒。一般的解释原为西域少数民族所用，战国时传入中原，遂为汉人使用。汉刘熙《释名·释衣服》：“华，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但周汛、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一书的统计，涉及到“靴”的辞条约有60余种。质地除有各类皮革制作外，还有毛毡、布麻等。书中提到：

五代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靴者，盖古西胡(一作制)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靴，黄皮，闲居之服。至马周改制，长靴以杀之，加之以毡及绦，得著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骑也。文武百僚咸服之。至贞观三年，安西国进绯韦短靴靴，诏内侍省分给诸司，至大历二年，宫人锦绦靴侍于左右。唐后其制尤存。”

近人徐珂《清稗类钞·服饰》：“履之有胫衣者曰靴，取便于事，原以施于戎服者也，文武百官以及士庶均著之。靴之材，春夏秋皆以缎为之，冬则以建绒，有三年之丧者则以布。”

考古材料最早可推溯到新石器时代。在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甘肃火烧沟的四坝文化和稍后的青海乐都辛店文化中均有靴子的造型。其形状也基本一致。辛店文化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周之际。其中的靴子和红山文化的基本相同，靴底前圆后方，靴上绘有条带和三角纹，似乎是模仿皮革实物⑨。新疆等地发现的材料年代稍晚，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藏扎洪鲁克古墓遗物和新疆考古所藏哈密五堡古墓遗物等，形制比前期更加多样，从这些实物可以看到明确的制作方法，如扎洪鲁克的男女墓主所着，单底，前鞋面用两块皮子缝合，后跟部分用一块、二块连接后在踝部连接由若干皮子制成的靿筒。为了踝关节的活动灵便，先用小块皮子缝合筒部，再接大块皮子缝成的高筒。其靿筒长及膝盖。五堡古墓中的皮靴是短靿样式的，单底，鞋面用三块皮革制成，前部一块，呈丫字形，紧贴脚面，后部一块绕脚跟与前连接，鞋而连接后留有丫字的空区，用小块皮子填补短靿及踝部。在新疆地区的古墓中还发现有高腰的毡靴⑩。

据查阅(11)，用皮革制成的鞋子也并不都是靴。如汉魏时期的“革履”、“鞮”等，其中的踶，“始于商周，战国后男子常用，多用于庶民。《说文·革部》：“‘鞮，革履也。从革，是声’。汉扬雄《方言》卷四：‘(屦)短履其庳者调之靿下，单者渭之鞮。”唐颜师古注：“薄革小履也。”它有生皮和熟皮之分，即韦鞮和革鞮。主要特点是单底，帮达于踝。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古者庶人贱骑绳控，革鞮皮荐而已。”

在湖南长沙战国墓中有革鞮的实物，其制法与现代的皮鞋相似，制作时先将皮革裁成数块，然后缝缀成鞋帮，再配上鞋底即成(12)。

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两方面看，用皮革制成的鞋履似有两种类型：

一是带筒之靴。带筒之靴在上层社会和军旅中的使用较多。靴有筒，制作原料较丰富，有皮革和毛毡，后期还有丝织材料，按照筒部的长短又有长靿和短靿之分。长者及膝，短者高约在踝上三寸。汉魏以后多短者。南北朝时期，因为行军的需要，一般多为长靿，以便跋涉行军。及至唐代，削减其靿，遍施于百官侍臣。人宋以后，长靿靴代替短靿。根据蜀冯鉴《续事始》：“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短靿靴，黄皮为之，”推测秦汉时期流行的靴制为短靿。

二是无筒之暇。无筒之鞮多用于庶民，全部由皮革制作。可能起源于中原地区，最晚在战国时期鞮的使用范围广及到了楚文化影响的江南地区。

在汉代，《说文》中有“鞮，革履也。古人之履连胫，谓之络鞮”之语，段注：“各本无此九字，《韵会》引有。《释名》日靴，本胡服，赵武灵王所服也”。说明随着赵武灵王改制，靴与鞮的概念逐渐混为一谈，汉代以后人们就完全用靴代替鞮。

无论是新石器时期，还是年代稍晚的新疆、湖南等地发现的实物，都无一例使用组带。秦俑和汉俑中见到的形象，显示出经赵武灵王改制后的“胡服”，在各地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还是一种服装观念的变革，对于服装的具体样式并不是完全的照搬，在实际的应用中，制造者和使用者充分考虑到了具体的使用环境和当地、当时的鞣革、制革工艺水平。长沙楚墓中的革鞮和汉俑所着有最大的比拟性，这种几乎没有靿的鞮更适合南方温暖潮湿的气候，更大的优点是穿着方便。

四、余 论

从秦汉军俑所用冠、裤褶服以及靴、粗等细节来看，当时的军用装束和民众有一些共同之处。这说明两点问题：

一、印证了古代诸多军民同源的理论。《吕氏春秋·荡兵》中有一重要观点，就是认为军兵起源很早，“与始有民俱”。从黄、炎用水火，共工氏作难，五帝固相争时就有了战争。“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宜。未有蚩尤时，民固剥林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偃兵”。这种观点被认为是朴素的战争起源论。《商君书·慎法》：“吾之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商君书·徕民》，“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事本，兵虽百宿于外，竟(境)内不久须叟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此决策的内涵是秦国苦恼的是兴兵打仗，因贻误农时，国家就穷；安居而务农，敌国就获得休息，这就是我王不能“两成其事”的原因。因此，虽然秦国四代都打胜仗，而别国并不屈服。现在我们用一举两得之策，自然就会获致富强两得的效果。“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尉缭子·制谈》；“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脱胎于民的军队，反映于服装上，必然要带有固定的使用习惯。

二、秦汉宿卫军的服饰供给有很大的局限性。据《周礼·天官》：“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之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职事，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以时颁其衣裳，掌其诛赏。”临演秦俑和狮子山汉俑都属于宿卫性质的俑群，按照常例，其服装应该是由官府统一发放。但在这两处的军阵中，官兵所着服装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这说明所谓的国家供给并未对服装的具体内容作出严格的规定，当时也根本没有类似后世概念的军服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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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12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

会：《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第6期。

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塔尔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②⑥赵康民：《临潼原头、邓家庄遗址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李肖冰：《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新疆出版社1995年版。

③党焕英：《秦俑冠式再讨论》，《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张涛：《秦代骑兵服饰特点》，《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30日第4版。

⑤⑨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⑦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

⑧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7期；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北郊南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第7期。

⑩李肖冰：《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新疆出版社1995年版。

(11)(12)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

 

从秦襄公被封为诸侯开始直到秦始皇陵，秦公帝王陵的发展经过了从公到王再到皇帝的发展过程，秦公帝王的墓葬也经过从“墓”到“陵”到“山”的演变过程，其规模也随着国力的日益强大而扩展，由享堂墓发展到冢墓。陵园内的设施也日益完备，发展到秦始皇陵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陵园。

秦公帝王陵经过了从西向东的发展，建立了四大陵区，形成了完整的秦陵墓发展体系，为研究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秦公帝王陵/徐卫民著．—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刘庆柱

《秦公帝王陵》是徐卫民同志继《秦都城研究》出版之后不久推出的又一力作，《秦公帝王陵》和《秦都城研究》可以说是秦文化研究的姊妹篇。

对于历史考古学而言，古代帝王陵墓与都城遗址考古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都城是古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古代王国或帝国历史的缩影。古代统治者把自己的陵墓，看作死后的归宿。他们生前在都城之中为帝王，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仍然期盼像生前一样，作为“阴间”的“人上人”，享受着统治者的生活，在这种“视死如生”思想支配下，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陵墓仿造都城、宫殿、官署等去设计、修建。在与陵墓相关的规划中，安排了名目繁多的陪葬坑，放置了各种各样的随葬品。《吕氏春秋·安死篇》。记载：“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帝王陵墓实际成为帝王都城的模型、缩影。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帝王陵墓的学术研究意义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人们对帝王陵墓的考古倍加重视。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王陵的考古发掘，曾经轰动中国和世界。其后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的考古事业进入了黄金时代。为了配合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开展，保护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大量帝王陵墓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对部分陵墓进行了科学发掘。如东周时代虢国、晋国、魏国、燕国、齐国、秦国、楚国、中山国等王室墓地发掘，秦始皇陵、汉代帝陵和诸侯王陵、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明王朝帝陵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这些帝王陵墓的考古发现，曾经通过我国在国外举办的许多出土文物展览，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使考古学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

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发现中，要以秦始皇陵陵区的考古发现最为国内外所震惊。由于秦始皇陵陵区考古发现所反映出来的杰出历史、艺术价值和灿烂辉煌的古代东方文明，使其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秦始皇陵兵马俑也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不难发现，秦始皇陵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成为世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窗口。

秦始皇陵是秦公帝王陵墓中的一座重要帝陵，对秦始皇陵的全面认识，必须将其置于秦公帝王陵墓发展的整体中去研究。《秦公帝王陵》恰恰就是这样一部全面研究秦公、秦王和秦帝陵墓的专著。本书按照秦史的发展，将秦公、秦王、秦帝的陵墓，由西向东分为四个、陵区，即西垂陵区、雍城陵区、栎阳陵区和咸阳陵区。详细介绍了各个陵区中的陵墓、陵园、陵寝建筑、陪葬墓、陪葬坑等情况，资料准确、翔实、完备。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就秦公、秦王、秦帝陵墓的发展演变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从而加深了我们对秦始皇陵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它上承商周、下启汉唐，为过去之总结，开来世之先河。作为集中反映中国古代礼制重要方面(主要为丧礼)的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这个时期的特点尤为突出。因此关于春秋战国时代帝王陵制度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实事求是讲，有关这个时期的王陵个案考古资料为数不少，近年也相继出版了一些这方面内容的考古发掘，但是多为个案性质研究。作为从秦庄公、襄公至秦二世，近六百年间秦公、秦王、秦帝的历代陵墓及其源流研究的专著，在春秋战国时代其他诸侯国王陵研究中，至今还没有如此全面、系统的著作。由于《秦公帝王陵》所研究的内容上承商周、下启汉唐的帝王陵寝制度，而商周汉唐在中国历史上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本书之于中国历史考古学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就现有考古、文献资料而言，在已出版的同类著作中，《秦公帝王陵》一书在内容上是比较系统、全面的一部。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秦公、秦王、秦帝陵墓的研究方面，由于相关文献的稀少，这方面考古工作开展的又很不平衡，致使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点还为数很多，尤其是在秦公、秦王陵墓研究方面，至今我们还有许多内容知之甚少，有的甚至，一无所知。这就有待今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使这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也是我们从事东周秦汉考古和秦文化研究工作者的历史重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与徐卫民同志已经相识。当时他读何清谷先生的秦汉史研究生，我正在主持汉长安城遗址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我和他的导师何清谷先生多有学术交往，何先生曾邀我与其学生徐卫民同志等座谈秦汉考古，并多次到我们考古发掘工地现场参观。徐卫民同志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后，在秦文化研究方面出版了多部专著、发表了许多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学术视野上，他不只是把自己的学术领域限于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的研究，而是将秦始皇陵、兵马俑作为秦史、秦文化的一部分去考虑，从陵墓到建设、再到都城，从物质文化的兵马俑到精神文化的思想领域，从秦始皇陵的个案分析到秦公帝王陵的综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他非常重视田野考古资料，能够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有机地结合，使自己的研究在诸多学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我衷心祝愿徐卫民同志沿着这条治学之路，在秦史、秦文化研究中取得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刘庆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2002年2月25日

 

秦公帝王陵/徐卫民著．—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徐卫民

秦人是从东夷迁至甘肃天水一带后发展壮大起来的。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阳有功，遂被封为诸侯，并赐之岐以西之地。秦人以此为契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扩张事业，从秦穆公的“开地千里，独霸西戎”、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富国强兵到秦始皇的“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宇内”，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丰功伟业，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的诸侯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其制定的各项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和在历史上的作用同秦的历史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也经过了陵园规模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经过从西到东有四大陵区，形成了系统化、序列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与秦都城的发展演变形成了相辉映的另一支文化系统——陵墓文化，延续近600年，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所没有的。

秦公帝王陵随着秦都城的迁徙而迁移，形成了西垂、雍城、栎阳、咸阳四大陵区。咸阳陵区中包括咸阳毕陌陵区、秦东陵和秦始皇陵。在这四大陵区中，雍城陵区和咸阳陵区是最为重要的，其陵墓制度在中国陵墓制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既有春秋战国时期与其他诸侯国的相互影响与借鉴，又有统一后自己形成的特点，还有周文化的影响。但总的趋势是以秦文化的功利主义为主导，陵墓都体现出好大喜功的特点，规模都很大，以至于僭越礼制之事常常发生，墓葬方向均为坐西面东，这是与秦人的丧礼葬俗有关的。

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是秦社会发展的缩影，是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反映，我们从秦公帝王陵的演变发展可以看到当时秦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从秦公帝王陵的规模愈来愈大可以看出秦国力的日益强大，特别是秦始皇陵的营建在全国统一后可以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修陵，加之秦人的好大喜功的特点，其陵园面积达56.25平方公里，陪葬坑星罗棋布，才可以修建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的兵马俑陪葬坑和一万多平方米的石铠甲坑。这确实在古代帝王陵中是罕见的。当然这也与秦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有必然的联系。陵墓中出土的金、银、铜、铁、陶制生活品及生产工具，充分反映出当时秦的手工业发展状况，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弥补了秦史研究资料的不足。特别是秦公1号墓发现的多件铁制农具，说明早在春秋时期秦人已掌握了铁制生产工具的制作方法并应用于农业生产中。秦始皇陵出土的陶制原大兵马俑、铜车马、石铠甲、青铜水禽更是秦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集中表现，充分反映出秦文化并不是当时的弱势文化，它在春秋战国诸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同样重要的是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中演示着秦人从弱到强又到灭亡的历程，正是秦人墓葬崇尚厚葬和好大加速了秦的灭亡过程，秦公帝王陵的修建要动用全国众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无疑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修建秦始皇陵的劳动者最多时达70多万人，这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极大的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残酷的劳役使许多人死于非命，必将加剧社会矛盾，从而导致了“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使秦王朝迅速灭亡。

本书正是从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来探讨秦社会的发展兴衰，从陵墓制度的演变来探讨其对中国古代帝王陵的影响。

 

 

秦公帝王陵/徐卫民著．—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一、西垂陵区

西垂陵区包括甘肃张家川县南的瓦泉陵墓和位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的秦公墓地。但这两个墓地又不能全部包括当时在此地埋葬的秦公。

张家川的秦公墓地只是笔者1997年根据考察提出来的，尚未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钻探和试掘，因此详细情况还不得而知。这里应埋葬着秦襄公的祖先，包括非子、秦侯、公伯、秦仲等。

礼县秦公墓地经大规模盗掘后，考古工作者对之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在大堡子山上发现了两座中字形大墓和两座车马坑，又在大墓旁发现了多座中小型墓葬。①文物工作者先后在美国、法国、日本、香港等地发现过出土于甘肃礼县秦公墓地的文物，上海博物馆还从香港购得若干鼎和簋，从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来看，这个墓区并非一般人的墓区，而是秦公的墓区。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区出土有金箔、青铜鼎、青铜簋，还有石罄等，只可惜文物大多被盗卖，墓葬的规模不小，陪葬坑大，从铜器铭文“秦公乍”，来看，这些墓葬应是秦公的墓葬，从史书记载来看，秦文公及其襄公的陵墓皆在礼县一带(即西犬丘)，他们以秦公的名义葬在此。庄公是襄公时追认的，如果不是僭越礼制的话，发现的这两座墓葬不是庄公的，那么庄公的墓葬应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还在礼县大堡子山附近一带。

注解：

① 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5期。

二、雍城陵区

位于秦都雍城之南，即今凤翔县南指挥乡一带。在此处埋葬着从宪公到出子时期二十二位秦公(包括未享国的)，现已探出14个陵园、49座大中型墓。①大墓的平面有丰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刀形等，车马坑则为凸字形和目字形两种，陵园面积达21平方公里。

在陵园之外围以横剖面呈槽形的兆沟，对陵园起保护作用，有外、中、内三兆。即整个陵地用外兆包围，每座分陵园或仅有中兆，或中、内兆均有。

雍城陵区是秦公帝王陵区中埋葬秦公最多的一个，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个，保存情况也不错。其中的秦公一号大墓是一中字形大墓，长达300米，深24米，经过考古工作者10年的辛勤发掘才挖到底部，该墓是目前发现的春秋时期最大的陵墓，陵墓内有殉人182个，殉葬者的地位也不同，有贵族、平民、奴隶之分，虽经历史上200多次盗掘，该墓仍出土金、铜、陶、石等文物3500余件，由此可见该墓当年的规模和陪葬品的丰富，从该墓中出土的文字判断，秦公1号大墓疑为秦景公的墓葬。

雍城陵区是秦公帝王陵的第二个陵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就是继承秦在礼县秦公陵区的传统，启下就是开创以后秦公帝王陵的先河，后来的秦公帝王陵是对雍城陵区的继承和发展。

注解：

① 焦南峰、段清波：《陕西秦汉考古四十年纪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5期。

三、栎阳陵区

到秦献公时，为了对付东面魏国对秦的入侵和吞食，将都城迁至栎阳，这样距离战争前线较近，便于秦公上前线亲自指挥战争，随着都城的远迁，雍城的秦公陵区距秦都栎阳太远，不可能把献公和孝公两个葬入雍城陵区内，因而在栎阳城的东北修建了栎阳陵区，这在《水经·渭水注》中有记载。

栎阳陵区的秦公墓已由享堂墓变成冢墓了。《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何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也”，冢即墓，这是秦公帝王陵形制上的一次重大变化，从此后冢墓越修越大，秦咸阳陵区都实行冢墓形制，到秦始皇陵时，冢墓已发展到登峰造极。

栎阳陵区还未做细致的考古工作，因此关于陵区的形制、规模还待进一步的考察。

四、咸阳陵区

咸阳陵区是指围绕秦都咸阳而建立的几个陵区的总称，是秦迁都咸阳后从惠文王到秦始皇之间的帝王的陵墓。

从惠文王改公为王，秦的国力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随着秦国力的强大，其墓葬也由墓改为陵，到秦始皇时，陵改为山，称作“丽山”，陵与山相对于墓来讲，规模更大，特别是到秦始皇时修建的中国第一个皇帝陵园，已将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咸阳陵区包括三个部分，即秦咸阳西北的秦惠文王、秦武王陵墓，埋葬着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等的秦东陵和一墓独尊的秦始皇陵。这一阶段的陵墓规模愈来愈大，设施越来越齐全，“事死如事生”，在陵园中的体现更深刻，高大的封土堆、众多的陪葬坑和陪葬墓充分显示出王权和帝权的尊严，“亚”字形和超“亚”字大墓则是中国古代陵墓的最高级别。

在这一阶段，陵园中的变化较前越来越大，由墓上享堂制变为墓侧的寝便殿，在秦东陵就发现了寝便殿建筑，从而纠正了寝便殿开始于秦始皇陵的观点。陵园的围护设施已被墙垣所代替，秦始皇陵出现了有内外城的回字形墙垣，城垣高大，并有门阙和角楼，十分壮观。最近在东西内外城之间各发现一组南北对称的上出阙，通长44米—45.9米，宽4.6米—15.5米，二组三出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三出阙。在秦始皇陵园内还发、现了庞大的飤官遗址。秦始皇陵完全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礼制而设计的；生前所有在陵园中基本上都体现出来了。连生前所居住的都城也尽量在陵园中表现出来。正如《吕氏春秋·安死》所云：“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袁仲一先生也认为：“秦始皇陵园的设计意图也是如此，一切都模拟于生前，把地上王国模拟于地下。秦始皇陵高大的封土及其下的地宫象征着生前的咸阳宫；地面上的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京师的内外城或名之曰大小城；外城垣东侧的兵马俑坑，象征着守卫京城的宿卫军；上焦村小型马厩坑群及西内外城垣之间的大型马厩坑象征着京师的宫廷厩苑；陵封土西侧的铜车马坑，象征着宫廷的乘舆，为始皇的车驾卤薄；西内城垣之间的一批珍禽异兽和跪坐俑坑，象征始皇生前的囿苑，供其狩猎和游乐；陵封土北侧的寝殿，即《独断》所说的‘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陵园内的便殿即《三辅黄图》所说的‘以象休息闲宴之处也’”①近几年发现的石甲胄坑象征着生前的武库；发现的百戏俑坑象征着生前的宫廷娱乐等等，“夫玩好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②，是对秦始皇陵的形象概括。

注解：

(1)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

(2)《吕氏春秋·节丧》。

 

 

秦公帝王陵/徐卫民著．—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