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袁泉，1980年出生于河南省郑州市。1999～200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先后获考古学学士与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元明考古。近期关注课题主要涉及：宋元手工业互动和区域产销格局，宋元丧葬制度与仪制，唐以降的文化复古与礼器传统以及7～14世纪的宗教图像的迁播与文化互动。

科研成果合著专著1部，30余篇学术论文在《文物》《考古与文物》《装饰》《故宫博物院院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敦煌研究》、The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es等中英文学术期刊收录发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各一项，参与多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及文物局和商务部研究课题，并获韩国青岩基金、日本住友基金资助。

入选北京市属高校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北京市青年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先后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日本筑波大学艺术系访学交流。

 

专家推荐意见（一）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考古工作的大量开展，元代墓葬资料的积累日益丰富；同时由于文献资料的相对缺乏，元代墓葬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也更加重要，对于研究从宋以来几百年间北方地区多民族文化并存的特点和不同族属间文化交融的特征有着独特的意义。近年来，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蒙元墓葬进行了探讨。然而，迄今为止，中原北方蒙元墓葬的整体时空框架并未真正建立，一些局部的研究并不能解决民族特色和文化交融的情况。另一方面，通过对随葬品和墓壁装饰的总结，达到对墓室空间安排和功能的复原，以及对丧葬习俗和葬祭文化的探讨也亟待深入。这种种局限，呼唤着大范围、长时段、多视角综合研究的开展。

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调查发掘资料，蒙元墓葬展开大范围、长时段的综合研究，建立起有序的时空框架，是当前元墓研究，乃至整个宋元明考古中亟待开展的课题。其中时空框架的建立是当前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亦是论文最具价值的创新领域。论文较为全面地收集了中原北方地区蒙元时期的墓葬材料，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对比研究，综合考虑地域文化、人群特点、地理形势和政治冲击等多种因素，将中原北方地区划分为四大文化区，分别是：长城以北和燕云地区、中原地区、山东地区和洛水-渭水流域，体现了蒙元时期各地区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特征，建立起大区域内蒙元墓葬的有序时空框架。这一框架不仅清晰揭示了不同区域蒙元墓葬的文化面貌和阶段性变化，也比较了元墓与宋金墓葬在葬俗葬制上的异同与沿革。

同时，论文力图打破传统墓葬研究“就物论物”的局限，探索物质资料与文献史料结合的研究模式。历史学关注宏观叙事结构下的国朝大礼；而丰富考古墓葬资料更擅长阐释“眼光向下”的臣庶墓葬礼俗。该文充分利用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的优势互补，在墓壁装饰与墓室空间的探讨中，通过对墓主形象、奉茶进酒、东仓西库等壁画题材的阐释，勾勒出文献鲜少涉及的士庶葬礼轮廓，为宋元阶段家礼普行和礼下庶人的礼制深耕现象提供了生动注脚；而宋元墓葬中仿古礼器和茶酒时器并存的特点，更是宋元社会“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之文化建设在墓葬文化中的具体阐释。

无论是涉及材料的时空广度，还是分析层面的深入程度，论文成果均推进了当前蒙元墓葬研究的整体认识水平和研究深度，推动了学界对宋元时期葬祭文化、社会信仰和制度建设领域的深入探讨。其学术探索无论是对丰富葬俗制度的研究实践、还是推动宋元明考古的专题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这些成果将进一步丰富历史时期葬俗考古的研究实例，提高当前宋元明考古整体认识水平和研究深度；其在研究思路上的探索，亦可为宋元阶段社会信仰、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

2018年8月29日

专家推荐意见（二）

13世纪初，蒙古人挥舞“上帝之鞭”，西征南伐，在世界范围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冲击是由人口不多、文化滞后的蒙古军事贵族发起的，对不同区域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袁泉的博士论文《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研究》恰恰关注到这一文化冲击在墓葬文化中的映射与侧影。论文系统探讨了中原北方地区墓葬面貌的多样性，将该区域的蒙元墓葬划分为长城以北与燕云地区、中原地区、山东地区和洛水-渭水流域四个大区，各个文化区中又按照小区域文化面貌的不同和人群文化取向的差异细分为不同的文化群体。论文探讨了政治冲击、社会重组和族属涵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墓葬文化特征的复杂性，而正是这种墓葬文化在延承与变革中的摇摆，造成了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面貌的多样性与不平衡性，各个文化区域的界限也面临着分合、打破与重新定型的局面。

袁泉博士的研究极为重视蒙元文化面貌的复杂化。在分区研究中，并未囿于政区下的空间界定，而是综合考虑地域文化、人群特点、地理形胜和政治冲击等多种因素；在分期的研究中，并非以整个中原北方地区为对象，而是在各个文化区中分别进行期段划分：在墓葬资料丰富、变化有序的地区划分出完整、细致的演变序列；对墓例有限且变化不明显的地区则不做强行划分，而是通过与当地宋（金）墓葬的对比，从更长的时段探讨宋（金）元墓葬传统的承袭与变革。这种研究方法使族属间文化交融快慢、深浅程度的差异以及各个文化区域、文化群体在墓葬面貌发展中的差异得到彰显。

在分区分期的基础上，作者从随葬品与墓壁装饰入手，对蒙元时期的墓室空间进行场景复原和性质探讨，对蒙元墓葬的共性进行了探讨，认为墓室装饰和随葬器共同营造着一种空间，墓室不仅是收柩之所，也是供奉墓主的“乐安之堂”。同时，葬祭兼具的墓室功能又反映出“神灵安、子孙盛”的生死互动关系，“茶酒间进”的祭奉体系在元代真正确立之后，由明历清、直至当代一直得以保持和沿用。该论文观察视域广阔，研究方法得当，许多观点具有启发性，揭示出中原北方地区蒙元时期墓葬面貌的复杂性。其对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考古资料的细致梳理与研究尝试，不仅丰富了葬俗研究实例，亦可引发学界对宋元丧祭文化的探讨和争鸣。故为之推荐。

同时，对于蒙元墓葬文化具体面貌的解释，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这也推促着学界的审思：如小区域墓葬特点的形成，是否也与蒙古政权统治在基层的弱化有关？从墓葬得来的材料，毕竟只反映了一部分历史面貌，对于洛渭地区礼器的“复古”，是主要基于蒙古贵族高层的倾向，还是汉族士人为维持汉文化所做的基层的努力，抑或是两者的结合？

2018年8月21日

 

一　研究范围

本书拟研究的“蒙元”墓葬，并非族属范畴的概念，而是一个包括大蒙古国和元朝在内的时段界定。蒙古时期，是指金贞祐南迁后，即成吉思汗八年（1213年）到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之间；期间蒙古从草原南进，逐渐控制了北方和中原地区，在天兴三年（1234年）灭金后占据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元朝时期，是自世祖忽必烈前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始，到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退出中原止。这一阶段蒙古统治者悉纳汉地，结束了赵宋立国以来政权分立、对峙的局面，再次形成了统一王朝。

书中所涉“北方地区”，在地域范围上是指北界赤峰-呼和浩特-准格尔旗一线、南抵秦岭-淮水、西至陇右、东临沿海的广大区域，包括了今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全境，河南大部以及甘肃东部。这一区域自唐末以来经历了复杂的政治嬗变，先是以白沟-雁门关-繁峙为界的宋辽对峙；后划归金治下；蒙古南下尽收宋金之地后，又被纳入大蒙古国版图，并最终成为元朝行政区划。在动荡的政治时局下，中原北方地区的蒙元墓葬文化表现出沿革并济的双重面貌，同时由于蒙古南下带来的文化冲击和文化群体的复杂性，区域墓葬面貌体现出多样性与交融性的时代特点。

学力所囿，本书探讨的蒙元“墓葬”未涉及帝陵。自成吉思汗始，蒙古大汗就专设陵地。据波斯人拉施德丁《史集》记载，成吉思汗的葬地在不儿罕合勒敦山[1]。徐霆在《黑鞑事略》中记：“霆见忒没真墓在泸沟河之侧，山水环绕。相传云，忒没真生于此，故死葬于此，未知果否”[2]。《元史》记成吉思汗“葬起辇谷”[3]。据考证，起辇谷是《元朝秘史》中的“古连勒古”的译写，而古连勒古正在不儿罕合勒敦山南，具体地望应在今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一带[4]。然而迄今为止，蒙元帝陵的考察和研究工作止步于文献考证和陵区大致位置的推定，未能真正确定元陵踪迹[5]。基于此，本文略去帝陵问题，集中探析中原北方地区刊布的勋贵、官员和平民墓葬。

二　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一）考古发现

相较于其他历史阶段，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正式考古调查与发掘起步较晚，自20世纪中叶方渐次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辽宁、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和甘肃诸地先后发现了各具特色的蒙元墓葬材料。这些墓例的发现与发表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作两大阶段：前期发现较少，蒙元墓葬的区域面貌与时代特征尚不明晰，存在将元墓错定为其他时段墓葬的情况；后期各地均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并陆续发表相关简报，虽资料仍待积累，但已基本建立起蒙元墓葬的考古学文化体系。下文将简要介绍北方各地蒙元墓葬的发现和刊布情况。

1.长城以北

这一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内蒙古地区多处大型墓群的发掘。这些墓群多为聚族而葬，分属不同族属，是研究蒙元时期各民族间墓葬文化交融与变通的重要材料。此外，以赤峰为中心的壁画墓和辽西地区椁室墓的发现也大大丰富了此区蒙元墓葬的文化面貌。

集中墓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以元上都城址为中心先后发现和发掘了10多处埋葬较为集中的墓地[6]。其中位于上都城周边的墓地主要分布在多伦砧子山西区[7]与南区[8]、正蓝旗卧牛石、一棵树和羊群庙地区[9]；分布在较远旗县的有正镶白旗三面井和伊松敖包、镶黄旗乌兰沟和博克敖包山、锡林浩特贝里克墓地。此外，还有部分汪古族墓群，以兴和县五甲地墓群、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嘎和大苏吉乡明水墓群、四子王旗城卜子墓葬群为代表[10]。1999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沽源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又对沽源梳妆楼进行考古勘察，发现了以梳妆楼陵园为中心的一批聚葬墓群[11]。这些墓地文化面貌各异，应是不同族属聚族而葬的产物。

散见的椁室墓　这批墓葬主要发现于辽宁地区，代表墓例有大连寺沟墓[12]、抚顺土口子墓[13]、喀左大城子石椁墓[14]和康平方家屯墓[15]等。墓葬平面多为土坑木椁或石椁墓，墓顶作平顶，或封盖石板，或在过梁木上铺木棍后以白灰抹顶，与北京和东北地区所见金代流行的土坑石椁墓第三期直接相承继，应为当地金墓风格的延续。

壁画墓　长城以北地区发现的蒙元壁画墓主要位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数量不多；但墓葬结构、壁面装饰及葬制葬式均保存较好，是研究当地墓葬装饰题材和空间布局的重要资料。相关墓例的发掘和调查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而正式刊布稍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这些墓葬多集中在赤峰一带；元宝山[16]、沙子山[17]和三眼井[18]等地先后发现了四座墓例，另于翁牛特旗[19]、凉城后德胜[20]和凌源富家屯[21]各发现一座壁画墓。

2.山西地区

山西地区是蒙元墓葬调查与发掘工作开展较早的区域，最先引起学界注意的遗存是20世纪中期发现的一批道士墓和晋中地区壁画墓。80年代以来随着当地蒙元墓葬遗存的不断揭露，区域墓葬面貌日渐明晰，大致包括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以壁画装饰为主的砖、石室墓，此类墓葬在山西全境均有发现。晋北大同地区的墓例主要有1958年发掘的冯道真墓、1986和1992年分别在齿轮厂发现的两批壁画墓；晋中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起，蒙元墓葬多有发现，如大德元年（1297年）孝义梁家庄墓[22]、延祐七年（1320年）太原瓦窑村墓[23]、太原刚玉五一生活区元墓[24]、屯留康庄工业园墓群[25]、孝义下吐京墓[26]、长子碾张村大德十一年（1307年）墓[27]、文水北峪口墓[28]、至正十六年（1356年）交城裴家山墓[29]、至大二年（1309年）兴县红峪村墓[30]、古交河下村墓[31]，以及兴县牛家川征集的墓室石板画[32]；晋东南长治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发掘并发表了一批壁画墓资料，如李村沟壁画墓[33]、捉马村M1与M2[34]、市南郊司马乡壁画墓[35]和郝家庄壁画墓[36]等；晋东阳泉市郊[37]也有元代壁画墓的发现。此外，在大同近郊，还发现了三座墓葬结构与上述壁画墓相似的无装饰砖室墓，分别为东郊崔莹李氏墓[38]、北郊王青墓[39]和西郊宋庄墓[40]；这些砖室墓虽然未见壁画，但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组合面貌均与同区壁画墓一致。

第二种是晋南地区的砖雕墓。20世纪80年代以来，晋南地区先后在襄汾、新绛、闻喜和侯马等地发现了一批蒙元砖室墓。其中襄汾曲里村墓[41]、新绛吴岭村墓[42]、闻喜小罗庄M4[43]、侯马市区M2、M3[44]、新绛寨里村至大四年纪年墓[45]和侯马延祐元年墓[46]等资料反映出金末蒙初到元代后期晋南砖雕墓由简化、恢复到最终衰落的面貌流变；与此同时，侯马、襄汾地区还存在另一套基本无装饰的简单砖室墓体系，如襄汾地区的贾庄墓、丁村墓、解村墓[47]，侯马地区的乔村M58[48]和曲村墓地元墓[49]，代表着晋南地区另一类风格的墓葬面貌。

1988年当地考古单位刊布了一座运城西里庄元末壁画墓的资料[50]，壁画绘饰在盛行砖雕装饰的晋南地区非常特殊，但联系此时山西其他地区墓壁彩绘装饰盛行的情况，运城壁画墓的墓葬面貌或为当地元后期普行开来的装饰新相。

此外，山西地区发掘的道教徒墓也十分突出。除前述大同冯道真墓外，20世纪50年代晋南共发现了两处道人墓葬，一处是稷山五女坟道姑合葬墓，一处为芮城永乐宫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宋德方和中统元年（1260年）潘德冲墓[51]。这两处墓葬分别代表了普通道教徒和道教上层群体的葬制特点，或可管窥蒙元时期道教势力在山西地区的增长。

3.河北地区

河北地区蒙元墓葬的发掘和调查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资料发表相对滞后，大批简报和报告集中刊布于80年代以降。近年来，当地考古工作者在配合基建发掘的基础上，开始尝试有目的、有计划的主动发掘，如徐水西黑山大型墓地的考古工作。这一地区的墓葬面貌大致分作三类，分别为冀北地区的壁画砖室墓、北京周边的元朝官勋墓和椁室墓以及河北中部大量发现的简单砖室墓。

墓主明确的官勋墓　河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墓葬材料，是北京及周边地区发现的一批墓主明确的贵族与官员墓。如石家庄史天泽家族墓[52]，北京地区的耿完者秃墓[53]、耶律铸墓[54]、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55]，以及满城张弘略墓[56]、廊坊安次县桑氏墓[57]。这批墓葬均出土了碑志材料，下葬年代和墓主身份较为明确。其中史天泽墓、张弘略和耶律铸墓是带长斜坡墓道的大型砖砌多室壁画墓，保留了部分辽墓风格。墓门多以仿木构建筑装饰，有门簪、檐枋或高大的门楼。而耿完者秃墓、铁可父子墓、张弘纲墓和廊坊桑氏墓则是承用金代石椁墓风格的椁室墓。官勋及其家族成员墓外，北京地区发现的蒙元重要僧侣墓也可归在此类，如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海云和可庵和尚的墓塔[58]。

墓主不明的“石椁型”墓　1968～1983年北京市文物局（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配合基建的施工中，陆续在北京市区和近郊清理出较完整的元代墓葬二十余座[59]，此外金陵陵园内还发现了5座蒙元初期墓葬[60]。这些墓葬的构成十分复杂，既有完全沿用女真传统的石板石椁墓，也有在石椁墓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砖室石顶墓、砖室券顶墓和无装饰的穹隆顶砖室墓，且多随葬一套组合固定的灰陶小型明器。推测应为不同品级的大都官员墓。

散见的砖雕壁画墓　河北地区的壁画墓在冀北和冀南地区均有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门头沟斋堂[61]、密云[62]和涿州[63]三地先后发现了三座蒙元时期的壁画墓。其中斋堂和密云壁画墓为方形墓室，涿州元墓为八角形墓室，墓室壁画以后壁为中心，两侧绘饰茶酒备献与孝行题材，壁画布局与晋北大同元墓相似。21世纪以来，冀南壁画墓亦见刊布，如内丘胡里村壁画墓（1277年）[64]和邢台钢铁厂壁画墓[65]，这两座元墓以墓主并坐图为中心，与豫北地区类同。而2004年冀东平乡郭桥发现的两座砖雕墓[66]则与山东地区元墓的面貌接近，壁面装饰以门楼和家具为主体。

简单砖石室墓　此类墓葬主要分布在今北京远郊的昌平[67]、平谷[68]，北京周边的涿州[69]、廊坊[70]、涿鹿[71]、邢台[72]和三河[73]地区，以及冀中的井陉[74]、柏乡[75]和徐水等地。2006年徐水西黑山地区发现了一处金元时期的大型墓群[76]，集中分布了60余座砖石室墓，其中北部、中部在年代划分上属金代墓群，南部为元代墓群。这批简单砖室墓资料丰富，代表了河北地区自宋代以来一类重要的墓葬类型。

4.河南地区

河南地区蒙元墓葬的发掘与资料发表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90年代之后新材料大量涌现，基本可复原出当地蒙元时期的墓葬文化面貌。就已知的墓例资料看，河南元墓有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当地宋金盛行的仿木构砖室墓的变体，壁面多饰砖雕和彩绘。但其在蒙元阶段又体现出新的特征，仿木斗拱大大简化甚至不用，壁画比重则逐渐加大，墓葬形式也由金代流行的多角形穹隆顶墓向近方形券顶墓发展。洛阳是河南蒙元墓葬发现最早的地区，1958年就公布了一座至元年间壁画墓的资料[77]。焦作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先后揭露出一批砖雕壁画墓，其中老万庄发现了怀孟州长官冯汝楫的家族墓三座[78]；西冯封的砖雕墓则以杂剧人物砖俑为特色。90年代以来，洛阳伊川[79]、登封和尉氏[80]地区先后发现多处砖室墓，其中伊川M4为八角形攒尖顶单砖墓，墓壁没有任何装饰；尉氏壁画墓、登封王上壁画墓[81]、伊川M3均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代表了元代后期河南地区墓葬形制发展的一种走向。

第二类是随葬有特殊陶明器的砖室墓和土洞墓。此类墓葬主要发现在洛阳、焦作和三门峡。墓壁基本无装饰；墓室结构多样，有抹角方形、长方形和梯形单室墓，也有前后双室墓，有的还有土洞附室；常随葬一套陶模型明器和陶俑；墓主人多为元朝品官。目前刊布的墓例计有焦作中站至元廿九年（1292年）靳德茂墓[82]、三门峡上村岭元贞二年（1296年）冯氏墓[83]，洛阳道北延祐四年（1317年）王英墓[84]、焦作新李封至和元年（1323年）许衎墓[85]、洛阳至正九年（1349年）王述墓[86]和洛阳市北站至正廿五年（1365年）赛因赤答忽墓[87]。除上述信息较为完整的墓葬外，河南地区还发现了部分碑志石刻材料，如焦作李封村许衡、许衍和许师义的神道碑与石墓志[88]。

5.山东地区

山东地区蒙元墓葬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开展相对较晚，大致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4年和1975年邹县（今邹城）和嘉祥先后发现了两座有碑志的元代墓葬，分别为至顺元年（1330年）曹元用墓[89]和至正十年（1350年）李裕庵墓[90]，从而拉开了山东蒙元墓葬考古发掘的序幕；1989年，济宁地区又发现了与上述两墓相似的泰定二年（1325年）品官张楷夫妇墓[91]。这三处墓葬均有明确墓主身份和纪年材料，部分墓志可与正史记载相互补证，是研究当地元代墓葬文化与社会历史的重要材料。然而，这批墓葬仅可反映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地区的墓葬面貌，而山东元墓的全面发掘与资料刊布实际启自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济南市柴油机厂工地发现了一座元代砖雕壁画墓[92]，这种壁面装饰繁复的穹隆顶砖室墓是山东宋金墓葬的常见类型，也是当地元墓样制的主流。1988年至今，当地考古机构以济南、章丘和淄博为中心先后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带壁面装饰的砖石室墓，并于90年代以降陆续刊布了发掘简报和文物简讯[93]。这批墓葬以圆形或方形单室墓居多，还出现了多室砖室墓，应为当地元墓在蒙元阶段的新特点。

上述砖雕（或石刻）壁画墓之外，山东地区还发现了一批简单砖石室墓，主要集中在长清、章丘、沂水和昌乐地区。其中昌乐墓例最多，先后共发现石室墓20余座[94]。这些墓葬既有与砖雕壁画墓相似的穹隆顶结构，也有与济宁地区相似的长方形椁室。

此外，山东地区近年还发现了一类特殊的石塔墓，集中分布在胶东半岛。可惜的是，因石塔部分暴露于地表，此类墓葬大多损毁严重。目前经过系统发掘且刊布简报的以烟台牟平北头村墓群为代表[95]，而栖霞京甲村、蓬莱龙山店、荣成夏庄镇等地的材料仍待详细发表。2007年，考古人员在荣成宁津乡发现了一批石塔墓，并于同年召开“威海市崮头集墓地发掘成果鉴定及新闻发布会”。除正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当地文博机构也通过采集与征集的方式掌握了部分墓塔构件和题记文字材料。

6.陕西和甘肃地区

包括陕西和甘肃在内的关陇元墓考古工作兴发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西安地区发现了两座随葬成套陶明器的元代纪年墓葬，分别为曲江池至元三年（1266年）段继荣墓[96]和玉祥门外大德以降墓[97]。在随后的考古工作中，此类墓葬在陕西境内洛水和渭水流域大量发现，尤以西安地区最为集中，陆续刊布了东郊十里堡墓[98]、电子城泰定年间墓[99]、至正四年（1344年）刘义世墓[100]、南郊山门口墓[101]、刘黑马家族墓群[102]、潘家庄墓群[103]、皇子坡皇庆二年（1313年）武敬墓[104]、武宗朝王世英墓[105]、北郊红庙坡墓[106]、曲江孟村墓[107]和缪家寨元贞元年（1295年）袁贵安墓[108]、张弘毅夫妇墓[109]、泰定二年（1325年）李新昭墓[110]，此外还有宝鸡市大修厂墓[111]、户县至大元年（1308年）贺仁杰墓和泰定四年（1327年）重葬的贺胜墓[112]，以及兴平县砖雕墓[113]。洛水沿岸的蒙元墓发现较少，目前仅见洛川潘窑科村墓[114]和延安虎头峁墓[115]两例。1972～1979年，在渭水之源附近的甘肃漳县地区发现了陇右军政世家汪世显家族墓地，目前调查和发掘的墓葬共计27座，年代上涵盖了从蒙古时期到明代后期的数百年，自海迷失癸卯年（1243年）一直延续到万历丙辰年（1616年）[116]。

除上述随葬有成套陶明器的墓葬类型外，关陇地区所见蒙元墓例还包括少数砖雕壁画墓，如长安凤栖原砖雕墓[117]、榆林横山罗圪台壁画墓[118]、榆阳鱼河峁[119]、西安韩森寨壁画墓[120]和蒲城洞耳村壁画墓[121]。

综括以上考古发现可见，一方面，中原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材料已有一定积累，能初步反映出蒙元墓葬的大体时代特征与发展阶段，也可基本辨明区域间墓葬面貌的差别。另一方面，整体而言，蒙元墓葬资料相较于宋、辽、金墓仍显薄弱，部分时段特征与区域面貌还存在缺环；相当一部分墓葬保存情况欠佳，无法提供包括墓室结构、葬制葬式和随葬品在内的完整信息。此外，这些墓葬的刊布情况也不甚完善：由于蒙元墓葬的发掘工作起步较晚，发掘整理人员对墓葬面貌的把握相对不足，在年代推定上时有错判；简报体例也有待规范，许多重要信息并未得到全面记录与呈现，随葬品与壁面装饰的空间位置不够明晰；大量涵盖重要信息的图片资料亦未能有效刊布；还有相当一部分考古调查、发掘的墓葬材料迟迟未见报道。综上所述，中原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材料已经有初步积累，但相关资料及时、规范的刊布工作仍是当务之急。

（二）研究回顾

墓葬资料刊布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考古学研究的发展；但学界已在整理既有资料的基础上，从不同层面尝试探讨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丧葬文化区域面貌与阶段特点；与此同时，壁面装饰、葬制葬式和随葬品组合等论题的讨论激发着考古学者对族属文化、政治变迁、人群流动和物质生活等问题的兴趣。此外，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献学领域开展的相关研究也为元墓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佐线索与研究视角；故本文在研究史的回顾中也将这部分成果一并总结。综合来看，前贤珠玉主要集中在墓葬材料的综合介绍与梳理、小区域的墓葬面貌总结、墓壁装饰的探讨、丧葬和祭祀礼俗的研究、墓葬年代的辨析、出土随葬品的考察、墓葬族属的界定、人群与社会问题的管窥以及墓葬出土文字材料的识读考证等诸多方面。

1.长时段、大范围的综合梳理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考古学者系统收集墓葬材料，并依照行政区划对不同省区的蒙元墓葬进行了相对全面的介绍，总结出各地墓葬的文化面貌和发展趋势。徐苹芳在综合梳理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以忽必烈改国号元的1271年为界，将蒙元墓葬划分为大蒙古国时期和元朝时期两大发展阶段[122]。秦大树在蒙元墓葬发掘材料日益扩展的基础上，对南北方的蒙元墓葬进行了总括研究，构建起蒙元墓葬发现和研究的基本构架。他也将蒙元墓葬分作大蒙古国和元朝两个大的发展时段，又以仁宗朝为界，将元朝阶段的墓葬细分出早晚两期，并将淮水以北的广大区域按墓葬面貌分为长城南北两大墓葬文化区[123]。董新林进一步细化梳理了蒙元墓葬的考古学发现史和研究史，系统概括了蒙元墓葬发掘和研究的阶段发展特征，较为全面地回顾了蒙元墓葬研究成果，尤其对北方蒙元墓的不同族属类型及时代特征有精当分析[124]。

2.以区域面貌为视角的研究

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归纳各地区蒙元墓葬的区域面貌与文化特征。谢明良以墓葬出土陶器为观察点，将北方地区的蒙元墓葬分作三个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圈，提出跨越今陕甘两省的部分地区曾存在着一股模仿《三礼图》礼器以为随葬仪物的风潮；洛阳元墓随葬的仿古陶器采用了重修《宣和博古图》的系统；而大都周边的区域文化传统则是随葬一套小型生活用陶器[125]。秦大树就山东地区墓葬面貌与冀、豫两地的关系问题做过分析，划分出济南、章丘和胶东这三个面貌有别的小区域墓葬传统[126]。近年来，更多学者以区域研究的视角陆续整合了北京、山西、山东等地的蒙元墓葬材料，对系统勾勒各区墓葬的类型特点及壁面装饰格局多有推进[127]。

3.以壁面装饰为中心的研究

蒙元墓葬中丰富的砖雕和壁画装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族属、社会和文化面貌。对蒙元墓葬装饰的研究既有提纲挈领的总论探讨，也有不同专题的个例研究；基于中国考古学浓厚的史学背景，不少学者在图像与文本、图史互证的讨论中多有建树，展开视角广泛的社会文化史探讨，分别涵盖了孝行题材的分析、族属面貌的界定、物质文化的复原和伎乐杂剧的研究等方面。

其中对蒙元墓葬壁画的综合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美术全集》的编纂中，即将墓室壁画纳入整个中国绘画史的体系[128]。21世纪以来，这种综合性研究的展开更为深入，考古学、艺术史、思想史等诸多学者从各自的学科体系与观察视角分别展开图像解读[129]。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蒙元壁画墓的综合研究也较多出现于高校学位论文的选题中，在墓葬装饰的题材分类、地域分布和时段特点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进。在此基础上，蒙元墓葬装饰的基本体系逐步确立[130]。

综合研究之外，学界亦从不同视域关注墓壁装饰体现的丧祭功能、制作传统及社会文化。邓菲、袁泉、洪知希等着力于墓葬装饰题材与空间功能的研析[131]。杨哲峰[132]和申云艳[133]从元墓壁画入手，论及蒙元社会饮茶、饮酒的风俗与流行器用。黄雪寅[134]、刘恒武[135]和霍宇红[136]等人则以壁画人物的蒙古衣冠为研究对象，尝试复原当时蒙古族服饰的式样与图案装饰。王玉冬、郑岩、刘未、邓菲等从技术美术史的角度，将宋元墓葬壁面装饰的观察视域拓展到制作传统及工匠系统[137]。同时，孝行题材、伎乐表演图像和墓壁堂款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138]。亦有学者通过多种墓葬装饰题材的统合梳理，试图从不同维度观察蒙元时期的社会文化与生活面貌[139]。

4.对墓葬年代的重新考辨

各地考古单位在发表蒙元墓葬简报时，多根据文字材料、墓葬结构、墓壁装饰和随葬品面貌对墓葬所属的时段做出界定。然而，由于宋元时期墓葬面貌的连贯性，当缺乏确切纪年材料的时候，通过与已有纪年墓对比来断代往往容易出现偏差；加之蒙元墓葬考古资料相对不足难以提供充分参比样本，发掘整理人员对蒙元墓葬面貌很难建立系统认知和准确把握，误将其判为宋、辽、金墓的情况并不鲜见，对蒙元时期墓葬早晚阶段的判定也有不确之处。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并通过墓葬文化因素的细致对比和梳理，对年代误读的蒙元墓葬进行重新考辨。冯恩学通过壁画人物形象，将原定为辽墓的北京斋堂壁画墓勘定为元代墓葬[140]；孙传贤则从伎乐砖俑的服饰风格和乐器特征入手，认为原定为金墓的焦作西冯封砖雕墓实应属蒙元时期[141]；谢明良则将石家庄史氏家族墓的出土瓷器与沉船、窖藏和窑址中的纪年材料相互比定，提出原简报中除了M4史杠墓外，其他墓葬的年代推断均不准确[142]；刘未通过对墓门堂款和孝行图像时代特点的归纳，勘定河南尉氏壁面墓应为元代后期墓例[143]；董新林在总结蒙元壁画墓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判定登封王上壁画墓、焦作老万庄壁画墓、闻喜寺底壁画墓、长治李村沟壁画墓、北京斋堂壁画墓及怀安下王屯壁画墓的年代均应为元代[144]。

5.以出土随葬品为中心的研究

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墓葬中的随葬品面貌多样，当前学界主要以陶瓷器、金属器和纺织品为对象展开研究。其中既有产地、工艺和区域手工业面貌的分析[145]，也有考订源流的名物研究[146]和探察葬俗仪制的考古观察[147]，亦包括以随葬器用管窥礼制建设的探讨[148]。

6.以族属文化为关注点的研究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这种文化交互也体现在墓葬面貌中。相应的考古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墓葬文化特征的辨析和墓主族属的判定上。林梅村从墓葬材料入手，对读蒙古历史传说、突厥碑铭和正史，探讨了蒙古民族在中世纪形成和勃兴的四个阶段，尤其对蒙古贵族墓和成吉思汗陵有独到的见解[149]；纳旺[150]和王大方[151]根据蒙古国和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墓葬材料，总结出蒙古人墓葬的典型特点；魏坚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品面貌和葬制葬式的综合考虑，对元上都周边墓群的族属问题详加界定[152]。这些工作均为中原北方地区其他墓葬材料的族属文化研究确立了可信的参照标准。另一方面，目前学界在判定蒙元壁画墓族属时，多借助墓壁图像中的人物形象。其中内蒙古、辽西和陕西发现的6座蒙元壁画墓因明确表现了蒙古衣冠的人物形象，在墓主身份推定上引发了争论[153]。事实上，仅据墓壁图像中的人物形象和场景来断言墓主族属难免失于片面，而应综合考量壁面装饰、出土文物、葬具葬式等多种丧葬因素，并可与历史学研究“互文”。

当前蒙元时期族属文化的研究热点之一，为蒙汉文化面貌的相互影响，如台湾学者萧启庆、民族大学学者那木吉拉和南开大学学者李治安等。萧启庆援引文献，对蒙元时期蒙古人取“汉名”的不同形式详加探讨，认为蒙人汉名多归于文化动因，而汉人采用蒙名悉出于政治诱因；进而指出，采用汉文字号和全套汉文姓名明显受到汉人精英阶层所谓“大传统”的影响，而取用通俗名字则是受到民间通俗市井文化“小传统”的影响[154]。那木吉拉对汉人采用蒙古名的政治文化动因及使用人群展开研究，提出使用汉蒙合璧名字或汉蒙姓名兼备的人群代表了蒙元时期一类特殊的汉人群体，他们身上蒙汉文化并存，民族转化尚未实现，反映出“半化不化、融而未化”的状态。这一结论准确概括出了辽金故地部分汉人的蒙古化特点，很有创见[155]。李治安则进一步考订了蒙元时期汉姓、蒙名这类拼合类名字的使用群体，认为这一人群更多的是降蒙的军政官员、宿卫、封地私属和中下级官吏，尤其以燕云之地的契丹、女真人居多[156]。这些分析和论点，为考古学研究判定蒙元墓葬族属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推进了相关研究的开展[157]。

7.以葬祭仪俗为主题的研究

考古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未真正展开，现有的研究多以壁画图像和墓葬地面建筑为研究切入点。王大方等人以百眼窑石窟壁画中蒙古贵族葬礼所用棺木形制入手，结合明人叶子奇《草木子》的记载，认为三箍圈定的人形木棺是蒙古人的传统葬具[158]。魏坚提出元上都砧子山西区墓群中的多重地面墓茔建筑是对生前居住院落形态的模仿；同时在元上都汉人墓葬中，墓茔也作为划定统一家族墓葬范围的地表标志而存在[159]。董新林主持的徐水西黑山金元墓地发掘工作特别重视地表建筑的清理与刊布，并根据这批墓地石祭台的大量发现推测出当地金元时期墓祭风俗的流行[160]。

另一方面，历史学、民俗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也纷纷从不同领域对蒙元时期葬祭文化展开探讨，论题范围更广，研究手段也相对多样。其中既有通过文献考证蒙元葬制[161]和墓地买卖[162]问题的历史学研究，也有从元杂剧丧祭场景描述入手的古代文献论题[163]。

8.以人群与地方社会为中心的研究

考古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建立在碑志材料识读的基础上，通过对地表墓碑及墓室内志石、题记信息的整理，管窥墓主及家族群体的身份[164]。与之相对，历史学者的讨论更成体系，研究主要关注汉人世侯[165]和儒士[166]这两类在蒙元历史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人群。其中史天泽和汪世显均为蒙元时期汉军世侯，而以许衡家族为代表，洛渭流域亦不乏儒士群体。历史学者对这两类特殊人群的研究，为我们解读相应墓葬的文化面貌提供了史学平台和讨论基础。

9.出土碑志石刻史料的识读

鉴于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浓厚的历史文献学背景，通过对墓葬出土碑志材料的文字识读来与历史记载相互补证的工作一直为学者所重。蒙元墓葬碑文的文字识读和相应的史实研究也以汉军世侯和儒士群体为中心，集中在对漳县汪氏墓群[167]、石家庄史氏墓群[168]、元代大儒许衡家族墓[169]和窦默[170]家族墓以及洛阳赛因赤达忽墓[171]出土碑志文字材料的研究中。

综上，通过对20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的回顾，可知中原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考古材料虽然有待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但既有资料已能大致反映出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不同区域的文化面貌和前后相继的阶段特征；同时，墓主身份明确且有确切纪年的材料占有相当比例，涵盖了勋贵、官员、儒士和军政世家等不同的文化群体，可大致勾勒出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复杂的人群面貌；而丰富的随葬品类型和多样的壁面装饰题材，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墓葬仪制和葬祭传统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另一方面，广视角、多学科的交互综合研究业已开展，研究者从考古学、历史学与民族学等专业视角，对墓葬材料进行了各有侧重的专题探讨：这些墓葬材料与研究工作的积累，均为进一步综合探讨的开展创造了可行条件。

与此相对，虽有学者对元墓的发现情况做过阶段性归纳，小区域的墓葬文化研究也日渐展开，但迄今为止，中原北方蒙元墓葬的时空框架尚未真正建立，以随葬品和墓壁装饰为基础对墓室空间场景的复原和葬祭文化的探讨也亟待深入。这些研究现状，均推促着大范围、长时段、多视角综合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此基础上，系统建构中原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纵横时空网络的考古学研究逐渐提上日程。

[1]［波斯］拉施特编、余大钧等译：《史集》卷一、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21～324页。

[2]［宋］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北平：文殿阁书庄，1936年，第115～116页。

[3]［明］宋濂：《元史》卷一《太祖纪·铁木真》，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页。

[4]亦邻真：《起辇谷和古连勒古》，《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5]对元代帝陵的调查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分别为1989年蒙古国科学院与以江上波夫为首的日本学术研究团体的联合调查（［日］白石典之：《チソギス二力ンの考古学》，东京：同成社，2001年，第109～136页）、21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蒙古国学者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的调查与发掘（“Grave of Genghis Khan May Lie Near His Birthplace”，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7，2001）。各国考古工作者对成吉思汗陵确切位置的勘定，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地点：1.位于蒙古国境内的肯特山南，克鲁伦河以北；2.位于蒙古国杭爱山；3.位于中国宁夏的六盘山；4.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境内的千里山。

[6]魏坚：《元上都》，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本书详细刊布了多伦砧子山西区、正蓝旗卧牛石和一棵树、正镶白旗三面井和伊松敖包、镶黄旗乌兰沟和博克敖包山、锡林浩特市贝里克多处聚葬的墓群遗址，是目前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资料刊布最集中、最详尽的考古报告。

[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元上都城址东南砧子山西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9期。

[8]李逸友：《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南区墓葬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639～671页。

[9]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等：《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及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0]盖山林：《兴和县五甲地古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木胡儿索卜·夏金元时期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等：《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嘎墓群的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713～722页；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及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及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第688～712页。

[11]对于梳妆楼墓群所属族属群体、墓主身份及墓葬建筑风格的探讨，参看赵琦：《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元蒙古贵族墓墓主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黄可佳：《沽源梳妆楼蒙元贵族墓葬墓主考略》，《草原文物》2013年第1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沽源梳妆楼元墓墓上建筑研究》，《文物》2018年第6期；周良宵：《沽源南沟村元墓与阔里吉思考》，《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

[12]刘俊勇：《大连寺沟元墓》，《文物》1983年第5期。

[13]徐家国：《辽宁抚顺土口子村元墓》，《考古》1994年第5期。

[14]徐英章：《辽宁喀左县大城子元代石椁墓》，《考古》1964年第5期。

[15]张少春：《康平方家屯元墓》，《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1期。

[16]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

[17]刘冰：《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18]项春松等：《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年第1期。

[19]项春松等：《内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画墓》，《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20]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内蒙古凉城县后德胜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

[21]辽宁省博物馆等：《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

[22]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孝义下吐京和梁家庄金元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

[23]代尊德：《山西太原郊区宋金元代砖墓》，《考古》1961年第1期。

[24]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刚玉五一生活区元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世界》2016年第5期。

[2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园区元代壁画墓》，《考古》2009年第12期；山西大学文博学院：《2009年屯留县康庄墓地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三晋考古》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44～554页。

[26]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孝义下吐京和梁家庄金元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

[2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长子县碾张村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三晋考古》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10～514页。

[28]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第3期。

[29]商彤流、解光启：《山西交城县的一座元代壁画墓》，《文物季刊》1996年第4期。

[30]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等：《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文物》2011年第2期。

[31]檀志慧：《古交市河下村元代墓葬》，《文物世界》2016年第5期。

[32]郭智勇、李锐：《山西兴县牛家川元代石板壁画解析》，《文物世界》2015年第1期。

[33]王秀生：《山西长治李村沟壁画墓清理》，《考古》1965年第7期。简报中并未对墓葬年代做出明确判断。从壁面装饰来，尚保留着金中后期以“一门二窗”砖雕为中心的布局特点；元代广为流行的孝行题材却并未出现，再参考金后期晋南与晋东南孝子故事急剧减少的分期特点（详见刘耀辉：《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李村沟壁画墓的上限应在金末时期。另一方面，以墓室后壁的隔扇门为中心，环绕8幅仆从侍奉题材的壁画，这一表现形式与焦作金末蒙初壁画墓基本一致。同时壁画中的男侍发型为蒙元时期的典型发式“婆焦”（又名三搭头）。以上种种细节均可作为判定李村沟墓年代的依据——应在金末蒙初之际，即13世纪上半叶。

[34]王进先：《山西长治市捉马村元代壁画墓》，《文物》1985年第6期。

[35]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南郊元代壁画墓》，《考古》1996年第6期。

[36]长治市博物馆：《山西省长治县郝家庄元墓》，《文物》1987年第7期。

[37]阳泉市文物管理处等：《山西阳泉东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0期。

[38]大同文化局文物科：《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文物》1987年第6期。

[39]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40]王银田等：《大同市西郊元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

[41]陶富海、解希恭：《山西襄汾县曲里村金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4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新绛南范庄、吴岭庄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

[4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省闻喜县金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86年第12期。

[4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市区元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世界》1996年第3期。

[45]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新绛寨里村元墓》，《考古》1966年第1期。

[46]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元代墓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

[47]襄汾地区的四座蒙元墓材料均刊布于陶富海：《山西襄汾县的四座金元时期墓葬》，《考古》1988年第12期。

[4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乔村金元墓》，《文物季刊》1996年第3期。

[49]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天马-曲村》（册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97～1134页。

[5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运城西里庄元代壁画墓》，《文物》1988年第4期。

[51]徐苹芳：《关于宋德芳和潘德冲墓的几个问题》，《考古》1960年第8期。

[5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发掘报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44～369页。

[5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地区发现两座元代墓葬》，《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5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出土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31日第1版。

[55]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元铁可父子墓、张弘纲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56]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等：《元代张弘略及夫人墓清理报告》，《文物春秋》2013年第5期。

[57]廊坊市文物管理处等：《廊坊市安次县大伍龙村元墓清理简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80～290页。

[58]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北京市双塔庆寿寺出土的丝绵织品及绣花》，《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

[59]黄秀纯等：《元代墓葬》，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187页；黄秀纯等：《北京地区发现的元代墓葬》，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219～248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石景山区刘娘府元墓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9期。

[6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95～100页。这批墓葬虽然发现在金陵陵区内，但从出土器物看时代较晚；同时，这五座墓作为陪葬墓来看不仅墓葬等级不够、埋葬的位置也很奇怪，均不符合陪陵墓的规制。推测其很可能是蒙古南下、金都南迁后金遗民的墓葬。

[61]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等：《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7期。

[62]张先得、袁进京：《北京市密云县元代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

[6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文物》2004年第3期。

[64]贾成惠：《河北内丘胡里村金代壁画墓》，《文物春秋》2002年第4期。

[65]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邢台市邢钢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66]樊书海等：《河北平乡发现元代仿木结构纪年壁画墓》，《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14日第1版。

[6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昌平兴寿镇元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12年第3期。

[6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平谷河北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7期。

[6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涿州张村东营墓群发掘简报》，《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72～284页。

[70]张兆祥：《廊坊市发现元代砖室墓》，《文物春秋》1991年第4期；廊坊市文物管理处：《霸州市任水村元代墓群清理简报》，《文物春秋》2015年第3期。

[71]贺勇、陈信：《涿鹿发现一座元代纪年墓》，《文物春秋》1990年第4期。

[72]唐云明等：《邢台发现一座元代砖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

[7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三河县辽金元时代墓葬出土遗物》，《考古》1993年第12期。

[7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太考古队：《井陉南良都战国、汉代遗址及元明墓葬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第202～240页。

[7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柏乡县侍中村古墓发掘简报》，《河北省考古文集》，第338～343页。

[76]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理局：《徐水西黑山：金元时期墓地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77]河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二队：《洛阳发现的带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

[78]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8期；河南省博物馆、焦作市博物馆：《焦作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4期。

[79]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5期。

[80]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81]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登封王上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

[82]焦作市文物工作队：《焦作中站区元代靳德茂墓道出土陶俑》，《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

[83]洛阳地区文化局文物科：《三门峡上村岭发现元代墓葬》，《考古》1985年第11期。

[8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道北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2期。

[85]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8期。

[86]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元王述墓清理记》，《考古》197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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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中岛乐章探讨了自唐至清代的墓地买卖禁止令，指出到明代为止，根据情节轻重，买卖墓地者会受到处罚；但进入清代，对这种买卖的行为，则以条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日］中岛乐章：《墓地不能出售吗？》，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32辑，2004年）。

[163]周玲：《从元剧〈生死交范张鸡黍〉看古丧葬习俗及其他》，《艺术百家》2004年第3期；罗斯宁：《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张连举：《元杂剧中的丧葬文化》，《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64]赵琦：《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元蒙古贵族墓墓主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雷焕芹等：《元初名臣刘秉忠家族墓冢考》，《邢台师范高专学报（综合版）》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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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赵琦：《大蒙古国时期的诸王与儒士》，《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日］森田宪司：《元代知识分子与地域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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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崔树华：《读赛因赤达忽墓志所得》，《前沿》1994年第4期。

 

第一章　“汉地”的变迁：长城以北[1]和燕云地区的蒙元墓葬

金元嬗代之际，长城南北一线经历了复杂的政治演变。处于草原和农耕民族交接地带的燕山-长城沿线在这种动荡时局下，表现出族属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与交融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幽云地区为基础，一个广义上的“汉人”群体和“汉地”概念始渐形成，并随时间推移在人群范畴和地域范围上日渐扩大。本章中讨论的汉地，不局限于燕云之地，而是包括了以赤峰为中心的内蒙古东南部、以朝阳为中心的辽宁西隅和以北京、大同为中心的晋冀北部地区[2]。

本章针对蒙元时期长城沿线地区“汉地”人群文化取向的复杂性，将其分为不同的文化群体来探讨：以赤峰周边的壁画墓和元上都附近的蒙汉墓群为中心，观察长城以北地区在蒙古文化冲击下蒙汉葬制面貌上的涵化；以大同为中心，结合冀北地区的材料，研究燕云地区在辽金元嬗代之际墓葬文化上的沿承与变革；以北京为中心，分析“石椁型”墓在蒙元时期汉人世侯与大都官员中的应用和演变；以冀中为中心，探讨平民墓葬文化面貌上的保守性和滞后性。

第二节　以大同、冀北为中心的仿木构砖室墓

所谓“燕云之地”是指长城以南地区以后晋所纳燕云十六州[55]为核心的地域范围，辽金时期属于汉人聚居的统治南区。这一地区长期处于游牧与农耕社会的交锋缓冲地带，文化面貌兼具“胡化”与“汉化”的双重性。墓葬类型上流行壁画装饰的仿木构砖室墓，既借鉴了“北地”契丹、女真的墓葬文化因素，又受到中原地区宋墓模式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地域特征明显、发展脉络清晰的墓葬体系。这一地区发现了大量仿木构砖室墓，主要分布在今河北宣化（辽归化州、金元为宣德州）、山西大同（辽金西京、元大同路）和今北京（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为中心的三个区域；其中宣化一带是此类辽墓最为丰富的区域；而金元时期的墓例则以晋北大同地区为多、北京周边次之。

燕云地区的仿木构砖室墓自辽代早中期始，已形成地域特点明确的墓葬传统，以圆形壁画墓为主，流行随葬成套的木家具和陶明器；墓葬面貌上既与长城以北武安州、降圣州的同类墓葬存在着密切联系，又引纳了晋中、河南等地的宋墓因素，表现出契丹墓葬制度与汉地丧葬传统混糅的文化复合性[56]。辽末金初，该地区转而确立起以近方形和多角形墓室为主的墓葬形式，而壁画布局、随葬品组合和葬式选择仍延续了之前区域墓葬传统的发展轨迹。蒙元时期，与赤峰、凌源壁画墓“漠北衣冠”的蒙古化风格不同，燕云之地的墓葬几乎全盘因袭了当地辽金墓葬的旧制，体现出明显的沿承性与连贯性。

燕云地区目前刊布的蒙元仿木构砖室墓集中在大同和冀北地区，其中多数有壁画装饰。大同地区的代表墓例有1958年发掘的冯道真墓[57]、1986和1992年在齿轮厂发现的两座壁画墓[58]；北京周边则先后在密云[59]、门头沟斋堂[60]和涿州[61]发现三座壁画墓。此外，在大同近郊，还发现了三座墓葬结构与上述壁画墓相似的无装饰砖室墓，分别为东郊崔莹李氏墓[62]、北郊王青墓[63]和西郊宋庄墓[64]；这些砖室墓虽然未绘饰壁画，但随葬有成套的木、陶明器，器用组合呈现的空间场景与同区墓室壁画多有关联，二者互为补证。下文将以晋北大同地区的仿木构砖室墓为中心，结合北京周边的同类墓葬资料，分别从墓葬装饰布局、随葬品组合和葬具葬式三方面系统探讨蒙元时期“辽金旧制”下燕云墓葬的沿革发展。

一　墓葬壁画的题材与布局

大同、冀北地区蒙元壁画墓的布局是以墓主之“位”为中心来安排的。这里所说的“位”，是指墓壁装饰中不出现墓主形象，而以其他形式暗示其在墓室空间中所处位置的图像模式[65]。在燕云地区的蒙元壁画墓中，“位”的表现模式主要是居于壁面正位的屏风和床榻[66]；这种处理方式既不同于长城以北壁画墓中居中正坐的墓主人夫妇形象，也不同于河南、山东等中原宋金墓居于侧壁的墓主坐像或一桌二椅。

燕云地区居中表现围屏床榻的壁画布局可以在此区辽金壁画墓中找到模式渊源。无论是大同、宣化的山后之地，还是北京周边的山前地区，自辽代晚期开始均确立起固定的墓室壁画格局，图像题材与分布位置渐成定式：通常是在墓室后壁表现三扇或五扇花鸟屏风；左壁为驼马出行和伎乐表演；右壁绘衣架，旁立侍女或老翁；墓门两侧分立门吏、侍女[67]。金代时期，这种布局模式又有细部调整，居中绘饰的题材由多扇屏风发展为带围屏床档的床榻，左右两侧壁则分别表现茶酒备荐的侍奉图像。而已刊布的蒙元时期大同、冀北两地壁画墓，在年代序列上各自存在缺环而无法独立形成完整的发展体系。仅从现有材料来看，大同和冀北的墓室壁画似乎呈现出两类既有区域共性又有细节差别的模式：大同壁画墓正壁全用屏风，左右以茶酒进奉为主，墓葬年代属蒙古时期和元代早中期；冀北壁画墓的中心图像则以围屏床榻为主，正壁两侧以孝行故事最具特点，年代多属元代中晚期。考虑到两地元墓资料年代的互补性，我们不妨在分别探讨二者墓葬壁画模式的基础上，将两地资料统合处理，从而弥合二者各自的年代缺环，从长时段、大区域上勾勒出燕云地区蒙元壁画墓相对完整的发展序列。

1.大同地区：“茶酒间进”的壁画布局

鉴于墓葬壁画需依托于墓室空间来展现，我们有必要先对大同地区金元阶段的墓葬形制做一系统回顾。从墓葬结构的对比可见，大同蒙元墓葬在结构上基本上沿用了金代规制。相较于辽代早中期以圆形为主和辽末金初四角、多角形并存的墓室结构，晋北地区自金代中前期起又确立了近方形为主流的墓室结构，墓顶作穹隆形和攒尖式。墓向多坐北向南，整体结构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墓室边长在1.5～3.2米的范围内。从金代的墓例来看，墓室规模似乎与墓主身份大致相当：边长在3米左右的阎德源墓[68]墓主为颇得统治上层倚重的道教领袖；边长在2米左右的云中大学墓群[69]则为金代下级官吏的家族墓地（同时，墓室规模大小的变化又多少受到葬式的影响；一般而言，火葬墓的面积相应略小）。蒙元时期规模较大的冯道真墓和齿轮厂壁画墓也遵循着上述规律，分属全真道宗主和正八品官员。在仿木构建筑上，大同地区的砖室墓从金初直到金代中期都保持着一套完整的柱、枋、斗拱组合：四壁转角多立倚柱，柱上承普拍枋，枋上设转角和补间斗拱。从金代后期开始，墓壁上的仿木构建筑开始简化，角柱不再出现。逮至蒙元阶段，仿木构建筑在金后期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现有墓例中仅有1986年齿轮厂壁画墓和西郊宋庄墓使用了仿木构建筑，但已不见角柱和补间斗拱，表现形式上也以彩绘影作居多；大多数墓葬则完全不见任何柱、枋、斗拱（表1.9）。

表1.9　大同地区金元时期的墓葬结构

明确了大同地区蒙元壁画墓的墓室结构及其发展脉络，我们再来观察墓室壁画格局。1992年发现的齿轮厂壁画墓在墓室后壁砖棺床的上方未饰彩绘，两侧壁分别以左酒右茶的模式表现茶酒备荐，墓门两侧各立一男女侍从。冯道真墓和1986年发掘的齿轮厂元墓在壁画布局与题材选择上更为接近，墓室后壁和左右两壁后侧均由多扇屏风组成，屏风图像为隐逸风格的山水人物。其中冯道真墓居中的通壁屏风表现“疏林晚照”的山水景致，左右二通壁侧屏分别描绘了松下论道和临溪观鱼的场景（图1.15）；1986年齿轮厂墓壁面后半部描绘四扇较为低矮的带座连屏，由左至右分别绘饰泛舟、结庐、临渊和山行。屏风两侧同样为左酒右茶的进奉场景（图1.16）。这三座墓葬中，冯道真墓和1986年齿轮厂墓均有明确纪年，分别为至元二年（1265年）和大德二年（1298年），分属蒙古时期和元代前期。

图1.15　大同冯道真墓壁画布局（采自《文物》1962年第10期，第45～46页，图1～3，封面图版，封三：2）

 

图1.16　1986年大同齿轮厂元墓壁画布局（采自《文物季刊》1993年第2期，图版三）

 

那么，蒙元时期的这种壁画模式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些装饰题材和布局模式有没有更早的传承渊源？如果我们将目光回溯到辽金阶段，则可发现这种中立屏风、“茶酒间进”的图像格局承袭自同区辽金墓葬的壁画传统；这一格局从出现、调整到最后定型，经历了100余年的积累，在题材表现上已十分成熟，布局安排上也相当固定[70]。辽代后期，大同、宣化地区就形成了多扇屏风为中心的墓室壁画布局，屏风左侧表现备茶，右侧相应位置为备酒，墓门两边分别为驼马出行和散乐表演。宣化辽墓M5张世古壁画墓就是这种布局的代表墓例[71]。辽末金初阶段，以小围屏装饰床档的卧榻开始代替前期的通壁屏风成为新的中心图像。这一时期的典型墓例为平朔市府街墓[72]，可以看出虽然壁画模式的中心图像发生了变化，但左右侧壁依然维持着左茶右酒的对称格局，体现出过渡阶段的特征。进入金代中后期，壁画的布局模式又进入一个定型期，以徐龟墓[73]和云中大学家族墓为代表，形成了围屏床榻后壁居中、侧壁左酒右茶的格局，茶酒图像的位置进行了左右置换。其中床榻的表现既有明确绘出后壁床档的情况，也有不做壁面装饰、代之以实体棺床的简化模式。至蒙元阶段，这一布局又有所调整，茶酒荐备的图像位置基本不变，整个墓室图像的中心再次转为多扇屏风（表1.10）。

表1.10　大同地区辽金元墓葬壁画布局

纵观辽末到元代中前期，可以看出大同地区墓葬壁画的中心图像先后经历了屏风-围屏床榻-屏风的三段式变迁，而左右侧壁的茶酒备荐的装饰布局一直相沿不断，只是茶酒的相对位置有所调换，最终形成了左酒右茶的表现模式。墓门两侧的图像则固定为左右并立的男女侍从。需要注意的是，这批大同地区壁画墓均在元代中期之前，缺少元代中后期的墓例资料；与之相反，以北京为中心的冀北地区当前刊布的墓例恰好集中于元代中后期。如将二者并观，或可系统地把握燕云地区蒙元墓葬壁画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

2.冀北地区：孝行与围榻图像的新组合

与晋北大同地区统一的方形墓室结构不同，以北京为中心的金代壁画墓呈现出多样的墓室形制，如时立爱墓中的多边形主室、时丰墓的长方形椁室[74]和赵励墓的圆形墓室[75]等。但在墓室壁画布局上，冀北地区的金代壁画墓却表现出相对统一的营造模式：以围屏床榻为中心、左右对称绘饰茶酒进奉场景；这种壁画格局与大同地区的同期壁画墓完全一致，应该代表了燕云地区金代墓葬图像模式的区域特征。冀北地区目前共发现了三座元代壁画墓，分别为门头沟斋堂墓、北京密云墓和涿州墓。这三座墓在墓葬结构上延续了金墓多样性的传统，平面形状四边形与多边形并存，斋堂和密云壁画墓为方形墓室，涿州元墓为八角形；而葬具、出土器物和壁画题材上则体现出较高的相似性。结合涿州元墓至顺二年（1331年）的明确纪年，将这三座壁画墓的年代统一划归为元后期应无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年代较晚的冀北壁画墓在整体布局上基本沿用了本区的金墓传统，以围屏床榻和饮食进奉的组合模式为主，同时也展现出新的文化因素——拼合型孝行故事的出现。

孝行题材在燕云壁画中的使用并非元墓的首创，在宣化下八里Ⅱ区的辽代后期墓葬中，即可看到通壁装饰孝行屏风的例子。然而，宣化辽墓的孝行题材是作为构图核心的屏风画出现的，每个画面单独表现一个孝行故事；而在北京周边的元代壁画墓中，这种传统题材却展示出新的表现模式，孝行故事分列于主壁左右两侧；构图模式上将不同的人物故事拼合于同一背景中[76]（表1.11）。相似的构图也见于大同以北的内蒙古凉城后德胜元墓，再结合该墓的仿木构建筑形式，也将其年代断为元代晚期[77]（表1.12）。我们或可推测，侧壁装饰图像中增加孝行题材，是整个“辽金故地”在元后期普遍使用的一类壁画模式[78]，这一模式也向邻近地区辐射，如后文将要论及的陕西横山罗圪台村壁画墓。

表1.11　北京周边金元墓葬壁画布局

表1.12　内蒙古元代墓葬壁画布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冀北地区的墓葬壁画模式与大同地区保持了一致的发展步调。这两个小区域在金代时已确立起相似的壁画布局；元代中前期，大同地区形成了以后壁床榻/屏风为中心、左右两侧对称分布茶酒荐备题材的壁画格局；而元代后期的冀北壁画墓基本沿用同一布局模式，只在侧壁茶酒图像之外添加了拼合型的孝行题材。有趣的是，虽然大同和冀北在墓室后壁装饰上存在屏风和床榻的细节表现差异，如若将墓室后部的砖砌棺床一并纳入考察视野，则可发现这两类壁画装饰模式实际上殊途同归。在以屏风装饰为核心的墓例中，墓室后壁和左右侧壁的屏风三面合围，恰好环绕在砖砌棺床的正上部，共同构成了一个像、体结合的“围屏床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墓室后壁的屏风装饰和围屏床榻展现的是同一类场景（图1.17）。

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大同和冀北两个小区域的墓葬壁画统合起来，弥合二者各自的年代缺环，尽可能复原出燕云地区蒙元壁画布局的完整发展序列：蒙古国时期和元代早中期，承继当地金墓传统，进一步确立了以围屏床榻为中心、左酒右茶的壁画模式；该模式一直续存至元代后期，并出现了左右侧壁绘饰拼合式孝行故事的新因素。

图1.17　涿州元墓壁画布局（采自《文物》2004年第3期，第45～48页，图七～图一三）

 

需要指出的是，燕云地区这种以床榻屏风为核心、左右供奉茶酒的壁画布局又与墓室中随葬的家具模型和明器组合存在着某种联系。

二　随葬的木、陶家具模型与器物组合[79]

大同地区蒙元砖室墓中出土有成套的小型家具模型和饮食容器组合，材质上木、陶兼用，非常有特色。其中家具模型主要为成套的长短供桌、交椅方凳、影屏和盆架、巾架；器物组合多分作三组，分别是以汤瓶、盏托为代表的茶具，以玉壶春瓶和酒匜为代表的酒具，以及一炉、二瓶、二蜡台为代表的“五供”。这些木、陶家具模型和器物在大同蒙元墓葬中已形成非常固定的组合形式，不仅出土于冯道真墓为代表的彩绘砖室墓，也发现于王青墓、崔莹李氏墓等无装饰简单砖室墓（图1.18、1.19）。那么，这种成套的随葬品组合究竟是蒙元时期新兴的文化因素还是另有源据呢？

图1.18　大同东郊王青墓陶家具与器物组合（采自《文物》1962年第10期，第44页，图32～39）

 

事实上，大同蒙元墓中的随葬品组合可视作燕云地区辽金墓随葬木家具和小型陶器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这种随葬器用传统可追溯到辽代中前期宣化地区的随葬品组合上。自辽中期始，宣化地区的随葬陶器已形成固定的组合模式：包括三足器、釜、罐、盆、注子、熨斗、勺、剪刀和水斗等，在组合和尺寸上都已制度化。这批陶明器与注壶、盏托等瓷器随葬品相互补充，形成一套完整的器用组合[80]。而燕云地区木质家具模型较为广泛的应用也始自宣化辽墓，并确立了以木桌、木椅、镜架和衣架为主要类别的组合样制[81]。通观辽代燕云山前、山后诸地，可见此类随葬模型的区域流动规律：自宣化地区始，逐步影响和扩展到以大同为中心的晋北地区和北京地区，最终在辽代晚期定型为整个燕云墓葬习用的陶器组合。其中大同地区的随葬木质家具和陶质明器均从辽中期开始出现，至辽代晚期才开始大量流行。

图1.19　大同崔莹李氏墓陶家具组合（采自《文物》1987年第6期，第90页，图一三～一五；图版捌）

 

从大同徐龟墓和南郊两座金代壁画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可见，金代大同地区在随葬陶瓷器组合上基本沿用了辽代晚期的传统，依然流行茶酒具、鋬釜、柳斗、唾盂、印纹盘和箕等；然而，这一阶段又展示出明显的器用转变：以香炉和蜡台为代表的“供器”组合开始出现，这是未见于本区辽墓的新因素。这种辽晚期明器组合加上金中期以来新兴供器的器用制度，一直到蒙元早期的大同宋庄墓中依然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表1.13）。

表1.13　大同地区辽金墓中的陶明器组合

另一方面，从金代晚期开始，大同地区逐步确立起一套有别于辽墓家具模型和陶瓷器随葬品的葬制传统。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阎德源墓出土的随葬品组合为我们提供了这种金代规制的典型样本：陶瓷随葬品中出现了炉、瓶、蜡台构成的完整“五供”组合；木家具在辽代桌椅组合的基础上，加入盆架、巾架和影屏这三种新兴类型，而早期流行的衣架逐渐淡出。这种五供和家具模型的组合模式，逐渐成为当地通用于金元墓葬的器用规制。晋北地区发现的多处蒙元墓例，如冯道真墓、王青墓、崔莹李氏墓和两座齿轮厂壁画墓，均沿用了阎德源墓确立的这一随葬器用组合，模型材质上木、陶兼用。除了器类和组合模式的定型，这些模型与器用在摆放位置上也有规定。就冯道真墓和王青墓的发掘现场来看，陶木模型和器用组合的设位陈器均有固定安排：墓室棺床前分列摆陈大小供桌和交椅方凳，“五供”居中，茶酒具悉陈桌上；供桌后立多扇影屏，左右设盆架和巾架（表1.14）。

综上可见，大同蒙元墓随葬的家具模型和器用组合通过固定的摆放模式，营造了一个具有供奉意味的墓室空间；这种空间格局又与同区墓葬壁画布局存在着密切联系：墓室后部正中为棺床，配合影屏，形成了“尊者位”的供奉对象，而通绘于后壁的屏风和围屏床榻也具有相似的指代功能；发现于棺侧的盆架和巾架模型，可与墓室正壁两侧手持白巾、渣斗或铜盆等盥洗用具的男女侍从壁画图像互证。至于陈设在大小供桌上的茶具和酒具，恰与左右侧壁备献茶酒的图像场景相合。也就是说，随葬的器用组合和墓室壁画存在着互为补证的关系，大同地区的墓室空间则在物象之间互为补证的关系中，营造出对墓主之“位”供养祭奉的场景。

表1.14　大同地区蒙元墓葬中的木、陶明器组合

接下来我们又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墓室物象空间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墓主，又是以怎样的葬式和葬具安置的呢？

三　葬具选择与使用阶层

燕云地区的仿木构砖室墓在墓室后部设砖砌棺床，棺床上流行铺设木板、陶榻或石榻，棺椁用制以木棺为主，也有部分不设棺椁。葬式上可分为尸骨葬和骨灰葬两大类，而骨灰外通常裹以丝织品。其中大同和冀北地区又可分作两个小区：大同地区流行棺床-棺板-木棺这样一整套葬具系统；而冀北地区则通用华丽的彩绘棺具。

1.冀北地区：彩绘棺椁的流行

北京周边发现的三座仿木构砖室壁画墓在葬具上十分统一，均在墓室后部砖棺床上横置彩绘棺椁，涿州墓为砖棺，密云和斋堂元墓均为漆木棺。葬式上通用尸骨葬，且以夫妇异棺同室合葬为主。以上三墓的彩绘棺具中，涿州元墓和斋堂元墓保存较好，依稀可辨棺档彩画和棺具形制。其中斋堂彩绘木棺前档正中绘幔帐、左右分立男女侍从，与该墓的墓室壁画布局一致（表1.15）。

表1.15　冀北壁画墓的墓葬形制

北京周边的金墓中尚未发现使用彩绘棺具的仿木构砖室墓，然而，我们可从河南焦作老万庄金元墓中找到相似例证。如果再将时段与地域延伸，又可在晋北繁峙杏园金代壁画墓中发现风格相同的彩绘木棺。这些材料，均有助于我们判断冀北地区蒙元彩棺墓的使用人群。这三座仿木构壁画墓中，涿州元墓在修墓记中明确提及了墓主身份——大都路总管府判官。其他两座墓例虽未发现文字信息，但从墓室规模和局部细节的比较中或可发现相关线索。冀北这三座元墓均具有较大的墓室规模，边长（或对边长）在3米左右，墓室彩画华丽严谨，同时在墓门门额上或墓壁题记中均可见到“堂款”之名，涿州墓的修墓记中提到“寿堂”、密云墓门额之上为“乐安之堂”、斋堂元墓则可见到“安堂”“乐堂”的堂款。从这点出发，可以推测出密云和斋堂元墓的墓主身份大致与涿州墓相当；再参考焦作老万庄怀孟路总管家族墓中出土的彩绘木棺，基本可以确定冀北彩绘棺具的使用人群大致应为普通官员与地方精英。

2.大同地区：真容骨灰葬的别样发展

大同地区蒙元墓更多保留了辽代的葬具传统，在砖砌棺床上铺设棺板，再以石棺或木棺殓葬的做法比较普遍。这种葬具组合最初是在辽代晚期的契丹中小型墓中大量使用[82]；金代时期，晋北地区的汉人中下级官吏和地方士绅也采用了这种葬制；蒙元时期在大同这一葬式继续沿用，棺板形式更趋多样，由辽晚期单一的木棺板发展为陶榻、木板和石板并存的形式。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大同蒙元墓葬中这种成套的葬具形式还存在与木陶类家具模型共存的情况。而这种葬具与随葬模型的组合模式，亦可在辽代葬制中找到渊源。葬具与家具模型搭配共存，最早流行于辽畿内和朝阳地区10世纪中期的契丹大型墓葬中。辽代中期以降，这一模式开始普行于契丹中小型墓葬和南地汉人墓中，采用尸床、棺具和桌、椅、衣架等木家具配套使用的做法。该葬制在大同地区大量使用的时间略晚，约自辽代晚期以降，使用对象大多为中下级官吏和富户。逮至金代中后期和蒙元时期，大同地区墓葬随葬的木家具种类大大丰富，而棺床、棺板和棺椁的组合形式也更为多样（表1.16）。

表1.16　大同地区金元墓葬的墓主、葬具与葬式

大同地区蒙元墓葬在葬式上的另一大特点，是裹绢骨灰葬的流行，代表墓例为崔莹李氏墓和大同齿轮厂周边的两座壁画墓。梳理当地的金墓材料可知，绢裹骨灰葬自金代起即在大同地区使用，墓主身份为官阶正九品下的中下级官员及其家族成员。实际上，这种特殊的葬制有着更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辽代早中期契丹大型墓的网络面具葬；它与辽中后期出现于汉人群体中的木雕骨灰葬一并，均是契丹网络面具葬[83]的变体形式，从本质上讲属于“真容骨灰葬”的范畴。

相较于裹绢骨灰葬，木雕骨灰葬出现的时间略早，主要发现于辽代宣化地区的汉人墓葬中。宣化辽墓M1张世卿的木棺中，即有一具用柏木分段雕刻并用榫卯插接而成的真容像，内填骨灰[84]。相似的墓例也见于北京大兴马直温墓，同样使用了分段榫卯插接的柏木真容像[85]。同时，柏木真容像也存在与网络面具葬同穴合葬的情形，如宣化下八里M1夫妇合葬墓中，男墓主使用铜丝网络葬，而两名女墓主则采用了柏木真容骨灰葬[86]。这种并存现象似乎暗示着这两类特殊葬制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系：柏木真容骨灰葬很可能是契丹网络面具葬的一种变体[87]。

辽金时期源承于契丹网络葬的所谓“真容”葬法除了使用榫卯插接的木雕人形外，亦有其他表现模式。宣化辽墓M7张文藻夫妇墓就使用“扎草为身”的形式代替木雕人像。墓主真容像的头部、躯干和四肢全部使用稻草捆扎，内填死者的烧骨，稻草外穿戴衣冠配饰；头部以布帛所制，推测当时也应描画出了具体五官，惜发掘时已朽烂不辨[88]。辽代木雕真容和草扎真容葬主要发现于宣化和赤峰地区；从辽代后期始，其使用人群日渐扩大，不仅应用于地望世家与高级品官，也向中小官员群体普及。

至金代，大同地区衍生出另一种模式的真容葬法——裹绢骨灰葬。金代大同地区的裹绢骨灰葬以纺织品包裹墓主骨灰，再将其捆扎为人形。最为典型的墓例当推大同云中大学M2。该墓木棺中安放着两位死者，均为骨灰葬，骨灰用丝织品包成两具人形。丝织品模仿死者生前装束，着交领长袍、脚蹬皂靴。人形面部也用丝织品包裹，并用墨线勾勒出五官轮廓。这种处理方式与木雕真容葬和草扎真容葬在表现形式上殊途同归，均可视作辽代女真族铜丝网络面具葬的一种变体。由墓志可知，男墓主陈庆敕封“进义校尉”，正九品下，属下级官吏。相同的葬式也见于同一墓地中的M1，墓葬等级基本相似，应属陈氏家族墓。以上两处墓例说明金代大同地区裹绢骨灰葬的使用对象中，中下级官吏和地望家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蒙元时期，裹绢骨灰葬在大同地区继续使用，但形制上更为简率，仅用纺织品将骨灰简单缠裹为人形，早期精描五官和仿真冠服等细部处理则消失不见。这一时期裹绢骨灰葬的使用阶层同样以中下级官员为主，如1986年齿轮厂元墓的墓主即属于正八品官阶。

无论是冀北地区的彩绘陶木棺，还是大同地区成组葬具与家具模型的配套出现，抑或是葬式特殊的裹绢骨灰葬，在葬制传承上均可追溯至辽金时期燕云地区的丧葬传统，具有明显的继承性与连贯性；同时，这些仿木构砖室墓所属的人群阶层也十分固定，基本为中下级官员和地方精英，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金元之际大同地区社会阶层的稳定性。

三　葬具选择与使用阶层

燕云地区的仿木构砖室墓在墓室后部设砖砌棺床，棺床上流行铺设木板、陶榻或石榻，棺椁用制以木棺为主，也有部分不设棺椁。葬式上可分为尸骨葬和骨灰葬两大类，而骨灰外通常裹以丝织品。其中大同和冀北地区又可分作两个小区：大同地区流行棺床-棺板-木棺这样一整套葬具系统；而冀北地区则通用华丽的彩绘棺具。

1.冀北地区：彩绘棺椁的流行

北京周边发现的三座仿木构砖室壁画墓在葬具上十分统一，均在墓室后部砖棺床上横置彩绘棺椁，涿州墓为砖棺，密云和斋堂元墓均为漆木棺。葬式上通用尸骨葬，且以夫妇异棺同室合葬为主。以上三墓的彩绘棺具中，涿州元墓和斋堂元墓保存较好，依稀可辨棺档彩画和棺具形制。其中斋堂彩绘木棺前档正中绘幔帐、左右分立男女侍从，与该墓的墓室壁画布局一致（表1.15）。

表1.15　冀北壁画墓的墓葬形制

北京周边的金墓中尚未发现使用彩绘棺具的仿木构砖室墓，然而，我们可从河南焦作老万庄金元墓中找到相似例证。如果再将时段与地域延伸，又可在晋北繁峙杏园金代壁画墓中发现风格相同的彩绘木棺。这些材料，均有助于我们判断冀北地区蒙元彩棺墓的使用人群。这三座仿木构壁画墓中，涿州元墓在修墓记中明确提及了墓主身份——大都路总管府判官。其他两座墓例虽未发现文字信息，但从墓室规模和局部细节的比较中或可发现相关线索。冀北这三座元墓均具有较大的墓室规模，边长（或对边长）在3米左右，墓室彩画华丽严谨，同时在墓门门额上或墓壁题记中均可见到“堂款”之名，涿州墓的修墓记中提到“寿堂”、密云墓门额之上为“乐安之堂”、斋堂元墓则可见到“安堂”“乐堂”的堂款。从这点出发，可以推测出密云和斋堂元墓的墓主身份大致与涿州墓相当；再参考焦作老万庄怀孟路总管家族墓中出土的彩绘木棺，基本可以确定冀北彩绘棺具的使用人群大致应为普通官员与地方精英。

2.大同地区：真容骨灰葬的别样发展

大同地区蒙元墓更多保留了辽代的葬具传统，在砖砌棺床上铺设棺板，再以石棺或木棺殓葬的做法比较普遍。这种葬具组合最初是在辽代晚期的契丹中小型墓中大量使用[82]；金代时期，晋北地区的汉人中下级官吏和地方士绅也采用了这种葬制；蒙元时期在大同这一葬式继续沿用，棺板形式更趋多样，由辽晚期单一的木棺板发展为陶榻、木板和石板并存的形式。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大同蒙元墓葬中这种成套的葬具形式还存在与木陶类家具模型共存的情况。而这种葬具与随葬模型的组合模式，亦可在辽代葬制中找到渊源。葬具与家具模型搭配共存，最早流行于辽畿内和朝阳地区10世纪中期的契丹大型墓葬中。辽代中期以降，这一模式开始普行于契丹中小型墓葬和南地汉人墓中，采用尸床、棺具和桌、椅、衣架等木家具配套使用的做法。该葬制在大同地区大量使用的时间略晚，约自辽代晚期以降，使用对象大多为中下级官吏和富户。逮至金代中后期和蒙元时期，大同地区墓葬随葬的木家具种类大大丰富，而棺床、棺板和棺椁的组合形式也更为多样（表1.16）。

表1.16　大同地区金元墓葬的墓主、葬具与葬式

大同地区蒙元墓葬在葬式上的另一大特点，是裹绢骨灰葬的流行，代表墓例为崔莹李氏墓和大同齿轮厂周边的两座壁画墓。梳理当地的金墓材料可知，绢裹骨灰葬自金代起即在大同地区使用，墓主身份为官阶正九品下的中下级官员及其家族成员。实际上，这种特殊的葬制有着更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辽代早中期契丹大型墓的网络面具葬；它与辽中后期出现于汉人群体中的木雕骨灰葬一并，均是契丹网络面具葬[83]的变体形式，从本质上讲属于“真容骨灰葬”的范畴。

相较于裹绢骨灰葬，木雕骨灰葬出现的时间略早，主要发现于辽代宣化地区的汉人墓葬中。宣化辽墓M1张世卿的木棺中，即有一具用柏木分段雕刻并用榫卯插接而成的真容像，内填骨灰[84]。相似的墓例也见于北京大兴马直温墓，同样使用了分段榫卯插接的柏木真容像[85]。同时，柏木真容像也存在与网络面具葬同穴合葬的情形，如宣化下八里M1夫妇合葬墓中，男墓主使用铜丝网络葬，而两名女墓主则采用了柏木真容骨灰葬[86]。这种并存现象似乎暗示着这两类特殊葬制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系：柏木真容骨灰葬很可能是契丹网络面具葬的一种变体[87]。

辽金时期源承于契丹网络葬的所谓“真容”葬法除了使用榫卯插接的木雕人形外，亦有其他表现模式。宣化辽墓M7张文藻夫妇墓就使用“扎草为身”的形式代替木雕人像。墓主真容像的头部、躯干和四肢全部使用稻草捆扎，内填死者的烧骨，稻草外穿戴衣冠配饰；头部以布帛所制，推测当时也应描画出了具体五官，惜发掘时已朽烂不辨[88]。辽代木雕真容和草扎真容葬主要发现于宣化和赤峰地区；从辽代后期始，其使用人群日渐扩大，不仅应用于地望世家与高级品官，也向中小官员群体普及。

至金代，大同地区衍生出另一种模式的真容葬法——裹绢骨灰葬。金代大同地区的裹绢骨灰葬以纺织品包裹墓主骨灰，再将其捆扎为人形。最为典型的墓例当推大同云中大学M2。该墓木棺中安放着两位死者，均为骨灰葬，骨灰用丝织品包成两具人形。丝织品模仿死者生前装束，着交领长袍、脚蹬皂靴。人形面部也用丝织品包裹，并用墨线勾勒出五官轮廓。这种处理方式与木雕真容葬和草扎真容葬在表现形式上殊途同归，均可视作辽代女真族铜丝网络面具葬的一种变体。由墓志可知，男墓主陈庆敕封“进义校尉”，正九品下，属下级官吏。相同的葬式也见于同一墓地中的M1，墓葬等级基本相似，应属陈氏家族墓。以上两处墓例说明金代大同地区裹绢骨灰葬的使用对象中，中下级官吏和地望家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蒙元时期，裹绢骨灰葬在大同地区继续使用，但形制上更为简率，仅用纺织品将骨灰简单缠裹为人形，早期精描五官和仿真冠服等细部处理则消失不见。这一时期裹绢骨灰葬的使用阶层同样以中下级官员为主，如1986年齿轮厂元墓的墓主即属于正八品官阶。

无论是冀北地区的彩绘陶木棺，还是大同地区成组葬具与家具模型的配套出现，抑或是葬式特殊的裹绢骨灰葬，在葬制传承上均可追溯至辽金时期燕云地区的丧葬传统，具有明显的继承性与连贯性；同时，这些仿木构砖室墓所属的人群阶层也十分固定，基本为中下级官员和地方精英，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金元之际大同地区社会阶层的稳定性。

第一节　以赤峰和上都为中心的蒙汉墓葬

金元之际，北方地区战乱频繁，南下的蒙古铁骑带来了强烈的文化冲击。作为北地草原和燕云汉地之间最为重要的过渡地带和文化中心，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成为这种冲击最先波及和影响的地域。赤峰和凌源地区的蒙元壁画墓在沿承辽金旧制的基础上，出现了“蒙古化”倾向的新因素；而上都则作为蒙汉混居之地，集中体现出不同族属在葬制上的相互交融与文化互动。这一阶段该区域的墓葬文化，体现出沿革并济的复合面貌：蒙汉这两个文化群体在本持各自故俗的基础上，选择性吸收着对方的文化因素，并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对其进行相应的变通，展现出墓葬文化面貌的交错与涵化。

一　以赤峰为中心的壁画墓

长城以北地区发现的蒙元壁画墓数量不多，但保存较好，是研究长城以北墓葬装饰题材和空间布局的重要资料。目前所见墓例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尤以赤峰一带最为集中，元宝山[3]、沙子山[4]和三眼井[5]等地先后发现了四座壁画墓，另于翁牛特旗[6]和凉城后德胜[7]各发现一座墓葬。而辽金阶段壁画墓集中分布的朝阳地区，在蒙元时期则甚少发现此类墓葬，目前仅于辽西凌源发现一座彩绘石室墓[8]。长城以北地区所见蒙元壁画墓无论在墓室结构还是壁画内容上均有统一规制：墓室形制全为近方形砖石室墓，多数有阶梯式墓道，墓顶为穹隆顶。壁画内容也体现出固定的组合模式：以墓主人夫妇并坐图或屏风、床榻为中心，左右两侧对称分布侍奉、游猎、宴乐和孝行题材，墓门内或甬道两侧多绘出门吏和出行图[9]。

今赤峰市的绝大部分地区，在蒙古帝国时期同属弘吉剌部特薛禅子孙的封地。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发布了敕封弘吉剌部特薛禅家族封地的诏旨：火忽的封地大致在今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之间，包括今赤峰市的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翁牛特旗的大部分地区；唆鲁火都的封地大致包括今赤峰市翁牛特旗南部和赤峰市松山区的部分地区。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地缘文化下，赤峰周边的蒙元壁画墓很自然使人度测其与弘吉剌部特薛禅家族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

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加之“蒙古衣冠”的人物壁画，这批墓葬材料自刊布以来，即被视为蒙元时期蒙古贵族或官员墓葬和蒙古人汉化的重要佐证，壁画中人物蒙古化的衣冠配饰，也成为研究蒙古族物质文化和民族传统的重要资料。无论是墓葬发掘者还是研究者，大都倾向于将这批墓葬所属人群划归为蒙古族。然而，综合考量墓室营建、壁画布局和出土器物，并参考同区辽金墓葬进行长时段观察，我们或许会对这批墓葬的族属问题有新的认知[10]。下文将综合勘考壁画布局、墓室结构、葬式葬具与器物组合对这批壁画墓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其渊源传统和族属问题展开再思。

1.墓壁装饰：传统模式下的局部变化

长城以北地区墓葬壁画在人物表现上具有明显的蒙古化风格，但并不能就此断言其墓主的蒙古族属。人物形象毕竟只是构成图像主题的“模件”，统属于一套完整的图像题材或场景。事实上，如果忽略人物衣饰装扮的细节，这些墓室图像无论是在整体布局还是内容题材上，均与同区辽金墓葬壁画一脉相承，是一个沿承有序的发展序列。鉴于赤峰与朝阳周边的金代壁画墓发现极少，我们或可援引11世纪晚期的辽代壁画墓资料作为补证，同时结合朝阳地区有限的金墓资料作为参比对象，探讨长城以北地区蒙元壁画墓的文化渊源。

赤峰、朝阳一带曾属于辽畿内地区，金代亦处于女真人统治核心，墓葬面貌上兼具汉人、女真和契丹等多元性文化传统。在经历了辽金时期不同族属的文化融合之后，墓葬壁画体现出融通南北的特点：在整体布局上借鉴了长城以南墓葬壁面装饰的表现形式，又在部分细节上体现出游牧民族特点；从地域传统看，该区与“山后”大同、宣化地区和“山前”北京地区的长城以南壁画墓多有交流。从壁画的内容与布局出发，可以将这一地区的辽金壁画墓划分为三大组别（表1.1）。A组基本不涉及游牧生活，不见驼车、行猎和备马等题材；整个壁面装饰以墓室后壁为中心，两侧对称表现进宴、乐舞等侍奉图像，尤以成组出现的备茶、备酒题材最为典型，墓门两侧和甬道则以门吏为主。这一组别又可细分为两小类：一类以墓室后壁的屏风床帐为中心（多作五扇），不见墓主形象，如辽墓中的七家M2、下湾子M5和朝阳扶风马令墓；另一类墓室后壁表现屏风环绕的假门，右壁通常作一桌二椅或墓主坐像，如羊山M1和下湾子M1。B组在墓室后半部也通壁装饰屏风，但与A组不同的是，壁画内容存在明显表现游牧生活的图像，如驼车、备马与行猎题材，木头城子、滴水壶和喇嘛沟辽代壁画墓即属此类。C组壁画和A组十分接近，从本质来说仍然是以多扇屏风为中心的布局模式，但孝行题材非常特殊，在燕山-长城南北一带比较少见[11]，代表墓例为宣化下八里Ⅱ区的辽末壁画墓M1[12]。

表1.1　长城以北辽金壁画墓布局

将内蒙古东南与辽西发现的蒙元壁画墓列表分析，可看出以上三类辽金墓葬壁画的布局和题材在其后的蒙元墓葬中一一得以延用和发展（表1.2）。具有A组风格的蒙元墓例以沙子山和元宝山两墓为代表，辽金墓葬中后壁以假门为中心的情况不复存在，转为多扇通壁屏风或端坐于屏风前的墓主坐像；东西侧壁依然承袭旧制，对称表现茶酒进奉的场景；墓门和甬道描绘门吏和伎乐（图1.1）。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处墓葬壁画中屏风上所描绘的山居、行旅等隐逸题材，与长城以南大同冯道真墓和齿轮厂元墓完全一致；茶酒并进的表现题材也与晋北地区的同时代墓葬类同；同时沙子山墓壁上部以金乌和玉兔表现日月的图像细节也与晋北地区辽墓相同。这些现象说明赤峰地区的蒙元壁画墓既在时段上承袭了辽金旧制，又在地域上与晋北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联。

表1.2　长城以北蒙元壁画墓布局

图1.1　赤峰元宝山元墓壁画布局（采自《文物》1983年第4期，第45页，图版五、彩色插页）

 

B组墓葬的游牧题材在蒙元时期表现得更为充分，同时形式上也相对固定，以三眼井（图1.2）和富家屯元墓（图1.3）为代表（考虑到墓主籍贯带来的墓葬传统取向，也将蒲城壁画墓归入此组讨论），围绕着后壁的屏风围榻或墓主形象，东西侧壁均有行猎和备马题材，其中行猎题材固定表现为出猎前的进酒饯行和游猎归来的乐舞迎归，分列于左右侧壁，与之相配合的备马题材则统一表现为树下拴马场景[13]。

图1.2　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布局（采自《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封面、封二上、封底）

 

图1.3　凌源富家屯元墓壁画布局（采自《文物》1985年第6期，彩色插页）

 

C组墓葬以凉城后德胜和翁牛特旗两地发现的壁画墓为代表。与同区辽金墓略有不同的是，孝行题材的表现形式从早期通列于后壁和左右两壁转为分布于左右侧壁（中以墓主坐像或床帐相隔），与长城以南北京周边的壁画墓格局相似。孝行人物的装束则通用蒙古衣冠，故事场景也相应移换至松漠之间的“白山黑水”中，体现出传统题材随时代和使用人群所做出的变通（图1.4）。

图1.4　赤峰翁牛特旗元墓壁画布局（采自《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第47页，图三、封三）

 

通过对比可见，蒙元时期长城以北墓葬壁画在总体布局和图像题材上袭用辽金规制，但一些局部细节发生了明显异变，最典型的特征当属后壁墓主人夫妇蒙装并坐图像的出现和大量使用，蒲城、元宝山、三眼井和凉城后德胜壁画墓均存在这种图像模式（图1.5）。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山西（大同以南）、冀南、河南和山东，无论是长城以北的内蒙古、辽西，还是长城以南的燕云之地，墓主人形象在整个辽金墓葬壁面装饰中出现较少，只有少数墓例将其表现在墓室侧壁，多以一桌二椅的家具来暗示（如前述A2组的辽金壁画墓。这类墓葬应当是受到宋代壁面装饰传统的影响）；墓室后壁则以屏风、假门或围榻为饰，不见墓主形象。故而这种夫妇并坐的主壁图像虽非首见于蒙元时期，但于长城以北地区而言，则是一类新兴的表现题材。接下来我们就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长城以北蒙元墓中突然出现的墓主正壁端坐图难以在邻近的燕云地区找到直接相袭的文化渊源，也缺少当地辽金墓葬的直接传统，那么它的图像原型和出现契机又是什么呢？从这一地区祭祀和宗教遗存的图像场景入手，或许可以找到蒙元墓葬图像中夫妇蒙装并坐图的另一缘起。

图1.5　凉城后德胜元墓壁画布局（采自《文物》1994年第10期，第12、13页，图六）

 

蒙人的朝典帝后御容[14]和石窟供养人壁画为墓室正壁描绘的墓主坐像提供了类同的表现模式。我们可从伊尔汗国14世纪初的帝后朝典图中管窥蒙古族供奉帝后御容的表现（图1.6）：可汗与王妃居中而坐，可汗戴瓦楞帽、王妃戴罟罟冠，两侧随侍进献酒饮；这一图像模式可作为蒲城元墓和元宝山壁画墓正壁图像模式的参比对象（图1.7）。在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百眼窑石窟第31窟，发现了元代“供养人家族”壁画[15]（图1.8）。这种多位妻子分坐于男性祭主身侧的组合形式，也见诸凉城后德胜元墓的后壁图像（图1.9）。

图1.6　柏林图书馆藏蒙古皇廷朝典图（Peerless Images：Persian Painting and its Sources，p114，pl.31）

 

图1.7　赤峰元宝山墓主夫妇并坐图（采自《文物》1983年第4期，彩色插页）

 

图1.8　百眼窑第31窟供养人夫妇并坐图（采自《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彩色图版三：1）

 

图1.9　凉城后德胜墓主夫妇并坐图（采自《中国出土壁画全集·3》，第232页）

 

在承袭辽金北区墓葬装饰传统的同时，这一地区的壁画墓在墓室空间的表现上也有明显的创新之处——场景营造上的“游牧化”，集中体现在墓室空间对毡帐内部的模拟。长城以北的辽金壁画中虽然也存在表现游牧生活的户外活动题材，但墓壁仍大量使用立柱、斗拱和门楼等仿木构建筑，整体上依然搬用了中原传统的室内建筑形式。与之相较，此区蒙元墓葬壁画大多不囿于仿木构建筑的局限，室外场景得以强化，不仅出猎迎归、树下备马等传统游牧题材如是，通常位居室内的茶酒荐备和夫妇并坐题材也表现为席地幕天的室外场景。更为特殊的是，墓室从发券处到墓顶部分出现了模仿毡帐顶幕的装饰效果：此类墓葬墓室装饰完全不用斗拱梁枋，通常在墓壁发券处绘饰一周装饰纹带，类似毡帐内的带箍；其下勾绘一匝短而繁密的帷幕走水。赤峰元宝山壁画墓的墓室券顶绘一周缠枝牡丹、荷花，下环绕杏黄色帐幕走水，其下又承挂帷幕与祖绶；蒲城洞耳村元墓也有相似的构图，墓顶装饰莲花童子和摩尼宝珠，下接灰色帷幔一周。这种墓室空间对游牧毡帐的模拟可以说是蒙元壁画墓的首创，作为新的文化因素，最早应用于长城以北地区，并慢慢影响到河北、山东等地[16]。

通观长城以北的墓葬壁画，我们会注意到两类迥然不同又交错共存的文化面貌：一方面，墓室图像在内容题材和空间布局上均遵循辽金旧例，延续了传统的墓葬装饰风格；另一方面，具体题材的细节表现形式上，又明显体现出新因素，更多表现了蒙古风格的衣冠制度。面对这样两类共存的文化面貌，又应如何界定墓葬所属人群的族属呢？壁画装饰中体现出的文化复合性究竟应该归于蒙人南下的汉化进程，还是北地汉人在政治变动下的移风易俗？我们不妨再观察一下这批壁画墓的墓室结构、葬式特征和随葬品组合。

2.葬制选择：辽金时期葬俗的袭用

墓葬结构上，赤峰周边的这批蒙元壁画墓均为类方形的砖室或石室墓，基本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墓室规模相对统一，除翁牛特旗梧桐花墓之外，边长都在2.2～2.5米之间。墓室内多数不使用仿木构建筑，仅凉城与翁牛特旗的两处墓葬使用了简单的角柱和一斗三升的转角、补间斗拱。在墓顶构建上，除沙子山元墓报告中未加言明外，其余墓葬的建筑手法极为一致：均在封顶处留出方形“天窗”，上以砖石封盖，盖顶砖石下镶嵌铜镜一枚（表1.3）。这种墓顶结构通常被研究者用来与蒙古包的顶部结构相对比，并以之作为蒙古族墓葬判定上的重要持据。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这类长城以北地区的砖室壁画墓做一个长时段的梳理，可知墓顶留孔、上盖砖石的墓顶营建方式并非蒙元时期的首创，而是辽金时期就在当地广泛使用[17]，辽墓中的巴林右旗庆陵、法库叶茂台墓、朝阳前窗户墓、库伦一号墓，以及金代的朝阳扶风马令墓和敖汉旗小柳条墓都是代表墓例（表1.4）。这种墓顶处理方式与其说是蒙古包的再现，不如将其视作北方游牧民族毡帐生活在墓葬营造上的反映，并不能作为判定墓葬族属的标准。而墓顶正中悬挂铜镜的做法，更是整个北方地区宋代以来的流行葬俗，辽金时期也非常多见，广泛发现在长城南北的不同文化区中[18]。因此，通观长城以北地区蒙元壁画墓的墓葬形制，无论是墓室规模、平面形状还是墓顶形式均完全继承了金代方形仿木构砖室墓的传统。

表1.3　长城以北壁画墓的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表1.4　长城以北金代壁画墓的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与壁画中鲜明的“蒙古化”特征不同，在墓室结构上，我们很难看出蒙古族文化冲击造成的影响；或者说，这批壁画墓的墓室结构基本没有体现蒙古族的葬制传统，而是全部沿用了辽金砖室墓的传统模式。

葬式与葬具上，所有墓例均在墓室后半部铺设砖棺床，棺床上多数直接安置尸骨，部分使用木棺殓葬，葬式上则全部为仰身直肢葬。其中三眼井M2中的棺板上绘有四神形象，目前可辨朱雀和白虎，完全是对辽金彩绘木棺葬具的继承。木棺尸骨葬既是金代的传统葬制，也是内蒙古和蒙古地区所见蒙古人墓葬的殓葬方式；如果单从这点入手，很难有效推定墓主族属。但可以肯定的是，墓室后部砌筑砖棺床的做法并非蒙古墓葬的传统，而是辽金和北宋北方地区最为常见的葬制特点。此外，上都周围蒙古人墓群普遍使用三周铁棺箍固定木棺的做法[19]也未见于这批壁画墓。这些现象均反映出长城以北蒙元壁画墓在葬制上也基本袭用了辽金旧制，没有出现明确的蒙古族葬式特征。

这些壁画墓多遭盗扰，随葬品存留不多，很难复原入葬时的全貌。从现存出土情况来看，器物组合以碗、瓶、灯盏等陶瓷器皿和铜钱为代表，也有铁制的马具和车具，个别墓例中有殉牲和涂彩石块。陶瓷容器和铜钱随葬在北区的辽金墓中多有发现，其中鸡腿瓶更是辽金典型的随葬用具。至于通常被视为蒙古族群特征的马具与殉牲，同时也是契丹和女真族墓葬文化的重要特征；不过用狗作殉牲更多见于金代女真人的墓葬传统，而蒙古墓葬通常殉羊。凉城后德胜M3和赤峰元宝山墓葬中发现铁犁铧的葬制，依然是汉地葬俗传统的延续[20]。这种随葬金属车具的现象不仅可在长城以北的辽金墓中寻找渊源[21]，在中原地区山西、河南等地的金墓中也有发现，如洛阳孟津麻屯天德二年金墓[22]、山西离石马茂庄正隆四年金墓[23]、西安市北郊明昌三年金墓[24]。由是可见，长城以北的蒙元壁画墓的随葬品组合，基本承袭了金墓中的器用传统，而并未发现明显具有蒙古族文化特征的器物。

如果说长城以北的蒙元壁画墓在墓室装饰上体现了辽金模式与蒙古文化的融合，其墓葬结构和葬制则基本沿袭了金代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墓主的族属判定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汉化”程度较深的蒙古族官僚和贵族，二是归降蒙元后逐步“蒙古化”的“汉人”[25]军政官员和所谓“大根脚”封地家臣。而综合多种因素分析，这批墓葬更可能是“蒙古化”的中下级“汉人”官僚。下文将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探讨。

3.墓主族属的辨析

通过对墓室装饰、墓葬结构、葬式葬制和随葬品组合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长城以北地区的这批壁画砖室墓在墓葬文化面貌上大多体现出对金墓传统的承袭；而“蒙古化”特点则集中表现在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和题记内容。接下来我们逐条详细分析这批墓葬中的“蒙古化”因素，结合文献材料，尝试辨析墓葬族属问题。

其一，衣冠制度与族属。目前研究者将这批蒙元壁画墓划定为蒙古墓葬的关键持据，在于壁画场景中典型的“蒙人衣冠”：其中男墓主的瓦楞帽、软帽、辫线袍，男侍从的三搭头“婆焦”发式，以及女墓主的半臂夹袄、大袖袍、罟罟冠等，都是极具蒙古族特色的衣冠服饰。然而，是否身着蒙古衣冠的人物就是蒙古族呢？仔细观察上述蒙元壁画墓的人物形象即可发现，在表现蒙古装束的同时，也或多或少保留着辽金时期的衣饰风格，如凌源富家屯元墓门楼上和后壁床榻周围的一众侍女、凉城元墓起券处的招魂女、赤峰沙子山、元宝山元墓中进献茶酒的侍从和门吏等。这些细节均体现了“故金旧俗”和“蒙古衣冠”共存的文化交融性；与其判定为蒙古族官员的“汉化”之举，不如说是长城以北归蒙的“汉人”军政群体随政治取向而做出的文化调整。

蒙元时期虽以官方政书的形式颁行了允许汉地居民沿用旧有衣饰传统的条令[26]，但国朝南北，尤其曾是辽金旧地的燕云和长城以北地区的汉人群体，在与蒙古族的频密接触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蒙古文化传统的影响，所谓“世庶咸辫发锥髻，深襜胡俗。衣服则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27]。其中率先实现衣冠蒙古化的群体应该是蒙金战争中或之后归元的故金官员或封地卫属。这一群体的聚集区域主要在金代统治中心的赤峰、朝阳一带和长城沿线，最先被纳入蒙古国势力范围，也最早接触蒙古文化。至于归元金人在文化面貌上力求接近蒙人的原因，不外乎长期胡俗侵染的地域文化传统和力图融入统治民族的政治取向这两个主要因素。

《揽辔录》曾对辽金北地的胡化传统做出概括：当地人群“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质尽为胡矣”[28]。加之契丹、女真与蒙古族皆属北方游牧民族，本身日常习俗即有不少共通之处，具备了短期内迅速融通的文化基础。同时，衣冠制度上的蒙古化实际上是政治归元的一种文化表象，服制模仿的背后是向统治者靠拢以求仕进的政治动因[29]。另一方面，这种归元汉人群体的“蒙古化”趋势，也体现在改用蒙古人名上，尤其是汉姓蒙名的拼合类名字。

其二，墓主姓名的蒙古化，蒲城壁画墓中男墓主坐像上方有“张按答不花”的墨书题记。发掘人员和不少研究者均将其视为墓主蒙古族的有力证据。然而，通过对史料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类汉化姓氏后叠加蒙古名字的使用人群，实际上应为蒙古化的汉人群体。萧启庆提出，汉人和蒙古人名之制自成体系，“汉人重姓氏以名本始、别婚姻”，而蒙古人则“有氏族之别而无姓，通常称名而不称姓氏”[30]。蒲城元墓中“张按答不花”由汉姓“张”和蒙人习用名“按答不花”拼合而成，十分特殊[31]。此类拼合名字是蒙元时期汉人蒙古化的典型表现，既有蒙古上层对降蒙军政官员的赐名，如贾昔刺、贺伯颜（贺胜）等；也有汉人为猎取官职自取蒙古名冒进的情况[32]。据李治安分析，蒙古国时期拼合名字的使用群体更多的是降蒙的军政官员、宿卫、封地私属和中下级官吏，尤其以燕云之地的契丹、女真人居多[33]，而蒲城元墓在年代与地域上均与之相符，墓主身份可明矣。当然，蒙元时期也存在汉化蒙古人改用汉名的情况，这种名号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为正式采用汉姓、汉名，以致其蒙古名失传者；其二为保持蒙古名，但采用汉文字号者；其三则是取用汉文通俗名[34]。然而，在这三种蒙古人改汉名的情况中，均不存在类似“张按答不花”之类的拼合名字。再综合考量蒲城元墓的墓葬规格和葬制，可见其整体上仍袭用了辽金墓葬制度模式，只附加了“蒙古化”的细节表现；鉴于此，将这座壁画墓的墓主归入“蒙古化”的汉人群体更为合理。以之为参照标准，长城以北这批墓室结构和壁画布局大体相似的砖室墓属于“蒙古化”金人的可能性相当大；再考虑到人物冠服所体现的品轶制度[35]、斜坡墓道[36]和无墓志发现的情况，可进一步将其定位于归元的中下级官吏。

在讨论了北地汉人蒙古化的墓葬文化表现后，接下来我们又面临一个问题：考虑到蒙汉涵化趋势，长城以北这批以辽金传统葬制为基础、兼具蒙古文化风格的墓葬是否也有可能属于汉化程度较深的蒙古人群体呢？不同族属间的涵化确实是蒙元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在汉人出于政治选择做出的“蒙古化”文化取向之外，蒙古人集团在不同领域亦有汉化倾向；丧葬制度上更不免受到汉地环境影响而采用汉俗。其中营建类屋式墓室、树立神道碑、安排石像生、撰写墓志铭和随葬陶瓷明器等葬俗均是引纳汉地旧俗的例证。然而，汉化的蒙古人群体虽然受到汉地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依然固守着某些蒙古族丧葬传统。以洛阳赛因赤达忽墓为例，这座元末蒙古贵族墓葬虽然使用了河南宋金风格的墓室结构和成套的仿古陶礼器，但依然保持着蒙古族深埋秘葬的传统葬俗。与之相较，长城以北的这批壁画墓除了人物表现上的蒙古化风格，其余葬制特征全部沿用汉人传统。如果这种现象是蒙古人的深入“汉化”，那么这种全用辽金旧俗的做法几乎相当于让蒙古族完全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基本全盘“同化”，这在实行蒙古人本位政策的蒙元时代是很难想象的。

综上，这批长城以北壁画墓的墓主绝大多数应归为较早归降蒙古的“汉人”群体，其多数在金代具有一定官职，归降后多作为蒙古贵族封地的属臣、军官和侍卫，与蒙古族上层人群接触较多。该群体在葬俗主体上仍然保持了辽金时期形成的故俗传统，但壁画的细节表现上又体现出蒙古文化的影响。这种大传统下的小异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归元汉人在政治动因下的文化变动，以及这一群体向蒙古本位文化靠拢时对传统葬制所作出的自我调整。

然而，囿于墓例和墓葬分布范围的局限性，这批壁画墓并不能全面反映长城以北蒙古族和汉人这两大群体在墓葬文化上的互动关系。蒙汉族群在墓地安排上是聚族营墓还是混合埋葬？其在各自传统丧葬方式和异族文化传统间是如何平衡与调整的？要探讨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将目光转移到因强制迁徙、屯田、镇戍等故大批迁至蒙古草原并长期留居的汉人群体，和借此与汉人群体发生文化接触的普通蒙古族人群。元上都周边集中分布的蒙汉墓群，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二　以上都为中心的蒙汉墓地

蒙古国时期，大批归降人户被强制迁往蒙古草原。元代陆续有汉军、新附军在草原地带镇戍或屯田；同时又以“土城”为中心，陆续聚集了汉地迁来的各色工匠。这些多种职业的汉人北迁人口聚集的地区中，以和林城[37]和上都城最具代表性。依托于草原城市的北迁“汉人”群体在长期留居过程中，必然和当地原住的蒙古族群发生文化上的接触和交融。这种文化互动又反映在墓葬面貌上，在各自葬制传统之外，涌现出新文化因素。下文将以元上都周边考古材料为基础，探讨蒙汉族群在墓葬文化上的相互影响。

按照墓地面貌与葬俗传统，可将元上都周边的几个墓群分为两大组别：一组以砧子山墓地为代表，反映了多种地域传统的汉人丧葬习俗，其中同一墓茔内的墓葬安排体现出“分家族、明昭穆”的治葬理念。其墓地营建与丧葬习俗也都表现出鲜明的汉地文化传统，与东北地区的女真墓葬和长城以南山西、河北地区同类墓葬颇多相似。另一组以一棵树墓群为代表，在墓葬建制及随葬品组合上体现出极具游牧文化特征的蒙古葬俗，以随葬成组马具、箭镞等武备类和纺轮等工具类器物为特征，殉牲现象普遍，大量随葬羊肩胛骨和羊胫骨。这些特点与砧子山墓群判然有别，却与蒙古国境内发现的12～13世纪的蒙古人墓葬面貌一致：应为蒙古族的聚葬墓地。

从上都周边这两组墓群的分布情况看，在长城以北地区，尤其是内蒙古地区，大规模墓群多依托于大型城址成片分布；蒙古人和汉人墓葬在区域分布上基本互不杂处，以族属为别形成各自集中的墓群；而这两组聚族而葬的墓群在保留各自墓葬传统的基础上，又在部分葬俗上彼此影响，体现出蒙汉丧葬制度的涵化与互动。

（一）元上都周边的蒙古族墓地

在探讨元上都周边墓群的蒙古族属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检点蒙古国地域内发现的蒙元墓葬，归纳其墓地营建、葬具葬制及随葬品组合的特征，并以之为比照标准来对上都附近的墓群族属做出辨析。

近年来蒙古境内发现了一批12～13世纪的墓葬，大概相当于中国蒙古时期和元代前期[38]。列比这批墓葬中出现的文化因素可知，这一阶段当地蒙古人墓葬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墓葬可据随葬品组合明确判断出墓主性别，男性多随葬武器工具类的铁刀、箭镞、弓箭以及马具类的马镫和鞍鞒，部分身份较高者随葬有金饰件，如金躞蹀，女性墓的标志随葬品则包括妆奁具的耳环、珠饰、木梳、铜镜和工具类的铁剪锥、纺锤盘，头部位置常伴出桦树皮围制的罟罟冠；第二，随葬品以铁器为主，铜器次之，未发现汉人墓葬中习见的陶瓷器；第三，墓表无坟丘，但用石砌茔墙、堆石和大石板等作为墓地标记；第四，墓穴基本为类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墓圹，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尸骨葬，无棺和木棺殓葬的情况并存；第五，殉牲现象普遍，流行在死者头部或足部放置羊肩胛骨和羊肢骨[39]（表1.5、1.6）。

以上述墓葬习俗和文化特征作为比照对象，上都西北的一棵树墓地在墓穴形制、葬具葬式和器物组合等方面明显与之类同，可以据此将一棵树墓群推定为蒙古人墓葬区。需要注意的是，一棵树墓地中的墓葬面貌，除少数与前述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墓葬完全一致的墓例，多数墓葬均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传统蒙古族墓葬中未见的新因素。限于该墓群屡遭盗扰的保存现状，我们无法根据现有材料确定每一座墓的确切年代；如果单从该墓群内部的材料出发，也很难整合出葬制与随葬品的演变趋势。这就需要借助于相近地区其他的墓群资料作为参比对象。下文将以一棵树墓地为中心，结合其西正镶白旗的两处蒙古族墓群——三面井和伊松敖包墓地进行整合研究，希图据此勾勒出内蒙古东南部蒙古人墓葬长时段的文化特征，更可通过三处墓地在墓穴营建和随葬品组合上的分组，尝试探讨上都周围蒙古人墓葬的发展演变和阶段特征（表1.7）。

表1.5　蒙古国境内12～13世纪蒙古族男性墓葬

表1.6　蒙古国境内12～13世纪蒙古族女性墓葬

表1.7　内蒙古东南部不同期属蒙古族墓葬的演变特征

1.早期墓群：三面井墓地[40]

该墓群位于上都以西、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乌宁巴图苏木三面井嘎查北约2千米的山坡上。目前清理发掘的10座墓葬皆为类长方形（长方形或长梯形）土坑竖穴墓，葬具皆为木棺。地表未见墓茔，而全用堆石作为地标，且堆石形状统一，均为类长方形，与墓穴形制一致。随葬器物延续了11世纪以来蒙古族墓葬传统的组合模式，男性墓以铁马镫和铁刀为代表，女性则随葬铜镜、铁剪、纺轮和罟罟冠。殉牲现象普遍，半数墓葬在死者头部或脚部放置羊肩胛骨（图1.10：1）。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少数墓葬中的木棺开始使用三道铁箍和铁护脚加固[41]。

2.中期墓群：一棵树墓地[42]

该墓群位于元上都西北8公里的一处山坡上，共发掘26座。在墓穴营建上，出现了形制规整的石砌茔墙，共有7处，茔墙形状基本为长方形，一茔一墓。无茔墙的墓葬占多数，共19座，地表均有堆石标记（因遭盗掘扰乱，形状不明）。这一墓群中的葬式皆为类长方形土坑竖穴尸骨葬，其中15座有木棺。早期墓葬中偶有出现的木棺加固现象在一棵树墓地中变得普遍起来，多数木棺使用了三道铁箍和铁护角；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文献中记载的元代蒙古族墓葬以金属圈匝棺的传统在这一阶段真正确立并推行开来[43]（图1.10：2）。男女墓葬中的随葬品沿袭了早期墓地的传统，仍然以铁制的武器、马具和铜镜、纺轮为代表；死者头部或脚部随葬羊肩胛骨的殉牲现象依然普遍。但与此同时，一棵树墓地中开始出现一些不见于传统蒙古墓葬的文化新相：在早期生土墓圹的基础上，出现了砖砌墓圹和石板盖顶的现象；随葬品在旧有组合之外，开始流行在棺底铺埋大量铜钱，少数墓葬还随葬有陶瓷器皿。

这些新兴因素与砧子山汉人墓群的主流墓葬传统相似，其渊源可追溯到辽西朝阳和内蒙古南部的金代女真族墓葬文化。由是可见，上都周边的蒙古族墓葬受到原住于长城以北地区和迁居至此的女真族群体的影响，逐渐出现有别于蒙古族群文化的葬俗因素。其中砖砌墓圹和石盖板的出现应该是女真“有椁墓”因素的影响，但不难看出这种影响尚处于初步阶段；逮至元末时期的梳妆楼贵族墓，女真贵族墓葬的石板顶木棺砖室墓形制则得到了完整的采用[44]。从这个层面考虑，一棵树墓地的营建年代应早于梳妆楼元墓，大致相当于元代中期阶段。

3.晚期墓群：伊松敖包墓地[45]

该墓地位于锡林郭勒蒙正镶白旗乌宁巴图苏木，三面井墓地西南，共发掘墓葬9座。其中有墓茔者6座，均为单茔墓。墓茔不同于早中期单一的长方形，体现出多样化特点，圆形和椭圆形均占相当比例；墓穴形制与茔墙形状一致，也随之多样化（图1.10：3）。在葬式方面，不同于早、中期墓地统一的尸骨葬，该墓地可以确定的葬式多数为骨灰葬，这是蒙古族墓葬中新出现的现象。伊松敖包墓地很少出土随葬品，与之相应的是，墓茔规格较小，墓穴也较浅。简报据此推测该墓地所属人群的经济水平较低；但墓地营建上的多样化和简率化更大程度上应与元代后期上都和漠北地区的衰落有关。形状多样的茔墙和墓穴很可能是受到汉人圆形砖石室墓的影响，而蒙古人使用火葬的葬制也是元代晚期始自流行。综上，可将伊松敖包墓地的期属大致推定在元代后期。

图1.10　元上都附近的蒙古人墓地（采自《元上都》卷上，第649页，图四；第609页、图一〇，第622页，图二六；第675～676页，图一三、图一四）

 

1.早期墓群墓例：三面井M2；2.中期墓群墓例：一棵树M4（左）、M11（右）；3.晚期墓群墓例：伊松敖包M7

 

通过对以上三处墓地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梳理出元上都周边蒙古人墓地的演变规律：这三个期属的蒙古族墓葬在族属葬制传统上体现出明显的延承性，墓穴形制为土坑竖穴，男葬铁马具、武器，女葬铜镜、纺轮和羊骨殉牲的现象始终存在；同时，受到“汉人”葬俗，尤其是金代女真风格墓葬的影响，开始逐步出现新的文化因素，在葬式上出现了火葬墓，铜钱与瓷罐这两类汉人墓中的典型随葬品也成为蒙古族墓葬中新出现的器用组合，墓茔和墓穴的形制则在女真椁室墓的影响下由早期的单一长方形向多元化转变，出现了砖砌棺圹和石板墓顶的新因素。

（二）元上都附近的汉人墓地

元上都附近先后发现了数处汉人聚葬区，分别为砧子山西区[46]、砧子山南区[47]、正蓝旗卧牛石墓地[48]。这三处墓地中尤以砧子山西区在墓葬数量和类型上均最为丰富，既有穹隆顶砖室墓，也有椁室墓。下文拟从砧子山西区所见墓例入手，分析元上都周边汉人群体的丧葬制度和文化特征，同时通过墓地营建和葬具结构，探讨汉人群体对蒙古族墓葬因素的选择性吸纳与变通。

1.多元的文化群体：不同传统的墓葬类型

砧子山墓地位于元上都城址东南部的多伦县西北隅，整个墓区依托砧子山主峰绵延6平方公里，先后共清理墓葬73座。这批为数众多的墓葬结构多样、文化渊源各异，根据墓葬形制大致可分为两大组（表1.8）。

表1.8　砧子山西区墓葬葬制结构与随葬品组合

A组为辽墓风格的穹隆顶、券顶砖室墓，周边砌筑有多进石茔墙。根据规模大小和有无墓道又可分作大中型墓和小型墓两类。A1大中型墓的墓室结构主要为近方形和六角形，墓室边长（对边长）在2～5米之间，壁面涂抹白灰层，部分墓葬有彩绘壁画和仿木构建筑，全部使用长斜坡墓道。其中近方形墓例以M8和M64（图1.11：1）为代表，葬制均作木棺尸骨葬；而六边六角形墓则以同茔的M11（图1.11：2）和M12为代表，采用后壁棺床上直接堆放骨灰的葬式。大中型砖室券顶墓实际上均可上溯到辽金时期的仿木构砖室墓[49]。A2小型墓的墓室无斜坡墓道，墓室边长在1米左右，葬具也由于墓室面积所限，采用木匣骨灰葬；它实际上体现了辽代券顶砖室墓和金代木匣骨灰葬的葬制融合，推测应源自东北民族早期的“有椁无棺”葬俗，到金代中后期，则转化为简单石室或砖室葬[50]（图1.11：3）。

图1.11　元上都砧子山西区穹隆顶砖室墓及所在墓茔（采自《元上都》卷上，图三四、图三五、图七〇、图七三、图一三六、图一三七）

 

1.M64及所在墓茔；2.M11及所在墓茔；3.M29及所在墓茔

 

B组墓葬则是金代女真墓葬传统中“有椁墓”的不同演化类型。B1类的近方形平顶砖室墓是金代中后期有椁墓向墓室墓转化的一种类型，平面边长在1.7米至1米之间，顶高较低，是模仿椁室形式修建的砖室墓。葬具上与小型券顶砖室墓相同，均用木匣骨灰葬。典型墓例为M28和M76（图1.12：1）。B2类的石板（石椁）木棺墓则是金代土坑石椁墓的一种变体[51]，以M13和M70为代表（图1.12：2、3）。其中M70严格意义上有石板和木板双重木椁，且椁室用木板隔为前后两室；这种处理方式很可能是墓上二进石墓茔对地下墓室营造的影响。B3类的土坑木椁墓是这一墓群最为主流的墓形结构，也是长城以北金代区墓葬传统中使用最广的墓葬类型，以M69为代表[52]（图1.12：4）。从砧子山西区的墓例来看，木椁中殓葬尸骨和骨灰的情况基本各半。

图1.12　元上都砧子山西区“有椁墓”类型墓葬及所在墓茔（采自《元上都》卷上，图一九〇、图一九一，图四〇、图四一，图一七三、图一七四，图一五二）

 

1.M76及所在墓茔；2.M13及所在墓茔；3.M70及所在墓茔；4.M69

 

砧子山西区的墓葬形制杂糅了契丹、女真两类文化传统，又以金代“椁室墓”类型占主流；据此或可推测出这一墓地的所属人群主要是居住在长城以北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的辽金遗民。同时，穹隆顶砖石室墓中出现了在墓道末端或墓上设置祭台的情况，这与北京龙泉务辽金墓群[53]和徐水西黑山墓群[54]十分相似；砖石混筑墓下堆石、上砌砖的墓室营构方式也与上述两大墓群一致：这说明砧子山墓地亦有部分人群是自北京和河北北部迁入元上都的。而该墓群出土的随葬品体现出非常一致的文化面貌，其器用组合以钱币为大宗，陶瓷器也十分多见，并形成了碗、鸡腿瓶（多系瓶）和香炉的组合模式，此外通常伴出骨刷、镇墓彩石和珠饰。这些随葬品特征基本沿用了北方辽金墓葬的传统模式（图1.13）。

图1.13　元上都砧子山西区墓葬出土随葬品组合（采自《文物》2001年第9期，第42页，图一〇；第43页，图一二；第44页，图一三；第48页，图二七）

 

由是观之，砧子山西区墓地在葬制面貌上基本上沿用了辽金时期的墓葬传统，其中又可细分出契丹和女真两类不同的葬制渊源。同时这批墓葬面貌上的差别也与葬入人群的来源地有关，从目前墓葬反映出的现象看，既有长城以北的住民，也有来自山前北京周边的人群。在大量沿用辽金丧葬传统的同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地面石茔墙的应用。这种墓葬特征与同区辽金时期的墓例均不相同，应该是受蒙古族墓葬地表圈砌模式的影响。

2.蒙古化葬制的借鉴与变通：墓茔与棺葬具的新发展

观察上都周围的蒙古族聚葬墓群可见，蒙古墓葬流行在地表做出标识，或在墓穴填土之上堆放石块，或在墓穴四周营造石砌的墓茔墙。值得注意的是，墓茔墙和墓顶堆石基无关存，也就是说，这两种处理手段具有一致的功能诉求：在自然标识不发达的广袤草原准确标记出墓葬所在的具体位置。另一方面，石茔墙也是适应游牧区墓地保护的一种应变手段，很大程度也是出于墓地安全的考虑。与之相对，无论是中原地区的迁入人群还是长城以北的辽金遗民均没有使用地表石茔墙的墓葬传统。鉴于此，元上都砧子山汉人墓地大量出现的地表石墓茔应该是受到附近地区蒙古人族群丧葬文化的影响。然而，与蒙古墓地单茔单墓的布局不同，砧子山墓地的墓茔形制则出现了多重、多进的新形式（图1.14），一茔内聚葬多墓的现象也十分常见。这种引借蒙古治葬风俗并适当变通的做法，应该与汉人群体昭穆有序的安穴传统和墓地祭祀的丧葬风俗相关。下文将结合砧子山的茔墙规制，探讨其在家族聚葬和墓祭传统上的功能应用。

图1.14　元上都砧子山西区墓茔类别（采自《元上都》卷上，图六一，图三）

 

1.双重式：墓茔9；2.单体式：墓茔1

 

其一，同茔多墓：聚葬的家族墓地。据砧子山西区墓地简报刊布，目前清理的48座墓茔中，共有7座属于多墓合葬，每茔内均安置有3～7座墓葬。这些同茔墓很大一部分“或同穴合葬，或异穴合葬，均应为夫妻合葬墓”。与这类夫妻合葬墓同列一茔的其他墓例，则推测为同一家族的其他成员。同时，一茔单墓的墓地中多将墓穴位置安排在茔墙内的一侧，空出另一侧的大半空间，这种现象似乎暗示了每茔内部的家族墓葬需要遵循固定的营坟安排，先入葬的人群也要为其他家族成员预留出相应的安坟空间，或可视作家族成员同茔合葬的旁证。

其二，事死如生：多进墓茔的象征。将砧子山西区和南区的墓葬材料综合对比，可以发现多进式墓茔中的墓葬规模大，葬品丰富，规制较高，或属于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在这类多进式墓茔中，通过横砌石墙将整个墓茔纵向分为前后区，而墓穴均安排在后区空间内；各区的门道基本位于同一轴线上。墓地发掘者认为，这种墓茔结构应该是模仿汉人大户家庭的多进宅院，按照生宅“前堂后寝”的布局，安葬死者的空间也对应安排在墓茔最后端。这种前后多进空间的墓茔结构又与部分墓室中的前后椁室（参考M13）相对应，反映出上都附近葬祭空间的特殊安排模式。

墓茔结构之外，砧子山西区汉人墓群中使用的木棺葬具也在蒙古葬俗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文化现象——三圈棺箍固定法。辽金墓葬中也不乏使用木棺作为葬具的墓例，这些木棺或作梯形，或为长方形，还有部分存在栏板雕饰和四挡彩绘的精美雕饰，但使用金属棺箍匝定的处理手法至今尚未发现；而这种三箍圈定的制棺模式确为蒙古族葬制中的重要特点，这一加固方式不仅见诸文献记载，也可在上都周边的一棵树和三眼井蒙古族聚葬墓区中找到实例。

需要留意的是，砧子山西区使用石墓茔和铁箍“固棺法”的墓葬在墓室结构和随葬品组合上仍然沿用着辽金传统，这些“蒙古化”的新葬制特征均是在保留固有丧葬传统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性吸收和借鉴。而以自身墓葬传统为基础，与其他族属文化交互变通，是元上都周边蒙汉墓群的共同时代特征，也是这一阶段葬制涵化的重要表征。

如果说以大同为中心的仿木构砖室墓反映了蒙元时期中下级品官和地方精英的葬制传统，那么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墓葬类型则更多代表了勋贵、高官和地方军事世家的葬制面貌。同时在族属上，北京周边墓葬的所属人群混融了色目人、蒙古人和归元“汉人”；这些群体虽然族属各异，但均以勋贵、品官及其家族成员为主，社会层阶均属于上层群体。

一　长墓道大型砖室墓

1.大型多室墓

此类墓葬以耶律铸[89]、史天泽及张弘略墓[90]为代表，均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大型砖砌多室墓。墓门多以仿木构建筑装饰，有门簪、檐枋或高大的门楼。墓室壁面上装饰有仿木构斗拱和彩绘壁画。葬式上均在墓室后部棺床上安放木棺殓骨，随葬品规格较高。

耶律铸墓为南北向六室墓，由墓道、墓门、前室及东西侧室、后室及东部两侧室构成。据墓室规格及随葬品可知，耶律铸葬在后室，前室及左右侧室分别埋葬其一妻二妾，后室东侧的两侧室应附葬其家族成员[91]；主室尺寸接近3米见方，侧室尺寸为2.4米×2米。这一大型墓葬不仅在结构上体现出明显的辽代贵族多室墓风格，随葬器用上也体现出明显的辽墓特征。该墓虽遭盗扰，出土的随葬品仍十分可观，计有精美的瓷器、银器、铜牛、汉白玉马和陶俑等180余件；其中手执十二时牌令的立俑完全是辽墓墓室上部十二时图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92]。葬式上十分统一，均在砖砌棺床上放置木棺椁一套，内殓尸骨（图1.20：1）。

与之相似的大型多室墓也见于石家庄史氏墓群。元朝开国丞相史天泽家族墓地发现于河北省石家庄后太保村，其中M1为三室砖室墓，推测为史天泽及其妻妾的合葬墓[93]。这座三室墓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墓门、八角形主室和左右圆形侧室构成。主室对边长5米上下，侧室内径为3米左右。主室壁面转角处各砌筑一角柱，每个柱头上承砖雕转角斗拱一朵，另有补间斗拱共八朵（图1.20：2）。随葬品多被盗扰，仅余龙泉和高丽青瓷器、金花残片、大型铜香炉和随葬铜钱。葬式上与耶律铸墓相同。

同样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和主、侧室组成的多室墓也见诸满城张弘略夫妇合葬墓。其前后室和左右侧室均作近方形，穹隆顶；各室边长3米左右。墓室四角用菱角子分五层叠涩，象征斗拱。出土大量南北名窑的精美瓷器，品类丰富。张弘略夫妇墓的葬式与耶律铸墓及史天泽家族墓不同，后室与东西侧室中部铺地砖下凿出东西向长方形墓穴，规格均作长2.2米，宽0.5～1米，深0.6米，再用0.04米厚的青石板砌成椁室，体现出金代椁室墓的传统（图1.20：3）。

2.单室多角形墓

北京周边和冀中地区的此类墓葬以石家庄史氏墓群M3最为典型。这座仿木构单室墓有长达13米的墓道，墓门建筑与耶律铸墓十分相似，均在券门上做出华丽的砖雕仿木构门楼。墓室为六角形，对边长约4米，墓壁上装饰有六个转角斗拱（图1.20：4）。由于扰乱严重，此墓葬具葬式不明，仅能根据凌乱的火烧骨推测为火葬墓。值得注意的是，此墓棺床下方有一砖砌长方形供桌，该墓中现存的随葬品残件均出自供桌前。这种随葬现象应是辽墓传统中木家具陈设供品的一种变通形式。

图1.20　大都周边辽墓风格的长墓道大型仿木构砖室墓

 

1.北京耶律铸家族墓（采自《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31日第1版）；2.石家庄史天泽墓（采自《文物》1996年第9期，第49页，图5）；3.满城张弘略夫妇合葬墓（采自《文物春秋》2013年第5期，第30页，图三）；4.石家庄史天泽家族墓M3（采自《河北省考古文集》，第351页，图一一）

 

3.使用人群和葬制渊源

耶律铸墓与张弘略夫妇合葬墓有墓志为证，前者葬于前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后者葬于元贞元年（1295年）。史天泽墓盗扰严重未发现明确纪年材料，但根据其在墓地中的营坟位置及史天泽本人的卒年（前至元十二年），基本可将该墓年代确定在1275年左右。石家庄史氏墓群M3未发现纪年材料，仅能根据出土瓷器的形制特点，推定其年代下限不晚于14世纪前半叶[94]。也就是说，北京及冀中地区大型仿木构砖室墓的使用时间基本集中在元代前期。

从墓志材料和墓地性质综合判断，这批墓葬的墓主身份均属于较早归元的“汉人”勋贵集团。耶律铸为蒙古国时期契丹名相耶律楚材次子，官至中书左丞相从一品，属归元的勋贵世家。张弘略为汉军万户、蔡国公张柔之子，历任淮东道宣慰使、江西宣慰使、河南参知政事等职；张氏家族也是蒙古国早期汉军万户之一。史天泽则为真定史氏汉军世家的代表人物，其与天成刘氏、保定张氏、东平严氏、济南张氏和藁城董事并称蒙元六大汉人世侯集团[95]，在蒙古平金伐宋的战争中各著功勋；同墓地的M3在身份界定上应属史天泽家族成员。由此可见，这批具有契丹遗风的大型多室仿木构砖室墓属于元代“汉人”勋旧集团，或为契丹贵族，或为汉军世家，地位相当显赫。

这种归降勋贵集团在新王朝建立之后仍使用传统葬制的情况，在辽金之际北京地区的墓葬中也可找到相似的墓例，如金代前期的时立爱家族墓和萧仲恭夫妇合葬墓。石立爱和萧仲恭均为金代前期降金的辽代贵族。这两处墓葬均带有长斜坡墓道，主室尺寸均在4～5米之间，具有明显的辽代贵族墓风格；这些特点一直到元代早期的耶律铸和史天泽墓仍得以保留。河北新城时立爱墓为仿木构八角形四室砖墓，主室尺寸4.75米×5.45米。据神道碑可知入葬年代为皇统三年（1143年），墓主身份为“勤力奉国开府仪同三司巨鹿郡王”，正一品勋贵高官。此类大型多室墓还有兴隆天德二年（1150年）萧仲恭墓[96]，墓中出土有长篇志文的契丹小字墓志。时立爱和萧仲恭均为降金的契丹贵族，因在金建国期间有功而被封为异姓王。而作为王朝嬗代之际归降并获封勋贵的家族成员，墓葬规模和结构上均有较为明显的简化。如作为时立爱家族成员的时丰，使用单室墓，墓室尺寸在3米左右或更小。这种墓葬结构和规格的减降也在史氏家族墓的部分墓葬中得以再现。

综上可见，这批出现于元前期的大型长墓道仿木构砖室墓，应属于归元的契丹贵族和汉军世侯群体；该群体是忽必烈潜邸旧部的中坚力量，在蒙元开国阶段的政治舞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批砖室墓在墓室结构、葬式葬具和随葬品组合上保留着明显的辽墓风格；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女真文化并未对汉地造成较大冲击，反而是杂糅了中原文化和契丹文化而确立的契丹贵族葬制保持了深远影响，沿用于金代和元初的高等级墓葬中。

值得注意的是，耶律铸后室东侧附葬的两侧室均作长方形券顶，张弘略夫妇墓后室与侧室也为石板砌筑的长方形椁式样制。二者在结构上完全不同于该墓其他墓室的辽代遗风，反而与金代女真族的石椁墓在墓形和尺寸上十分相似。这种墓葬结构代表了金代石椁墓在元代的一类重要变体，它与石椁木棺墓、砖室石板墓、砖室券顶墓和简单“墓室墓”一并，在元代中期以降确立为勋贵与品官的固定葬制。

二　石椁墓的演变

金代石椁墓在北京地区大量流行，主要应用于女真贵族群体和降金的辽、宋勋贵旧臣中。北京地区和金上京地区发现有诸多石椁墓，墓主身份从下层品官及其家属到皇亲贵戚、高级官吏，直至皇族，都普遍使用这种大石椁，体现出金代品官和贵族的标准葬制。蒙元时期对这种葬制进行了多样变通和广泛普及，形成了大都周边最有代表性的墓葬类型。

在契丹风格的仿木构多角形砖室墓之外，蒙元时期北京地区最为典型的墓葬类型是与金代土坑石椁墓有明显承继关系的长方形墓葬。这批墓葬的构成十分复杂，既有完全袭用女真传统的石板石椁墓，也有由石椁墓变通发展而来的砖室石顶墓和砖室券顶墓，还有一批由金代“墓室墓”发展而成的无装饰的穹隆顶砖室墓。虽然面貌多样、形制不一，但细加推敲，这批墓葬在渊源传承上均可视作金代土坑石椁墓的不同变体，可统称作“石椁型”墓[97]。

“石椁型”墓在元代大都地区广泛使用，所属人群既有元初勋贵和三品以上的重要朝官，也有普通官员和贵族家族中略有功名的成员；在元代晚期，可能还应用于下级官吏群体。与使用人群的广泛化相应，在墓室规格上，金代确立的严格等级界限也开始松动，椁室或墓室尺寸上虽有差别，但并不明显。金代长3米以上、宽2.55米以上的大型石椁墓非常少见，即使是元初勋贵和三品以上高官的椁室也多在2.6～2.8米×1.3米之间。同时，出现了一批长1.5米以下，宽不足1米的小型石椁墓，这也是金代墓葬未见的新特点。随葬器物上则确立了一套风格独特、制度统一的陶明器组合。下文将系统整理蒙元时期大都周围发现的此类墓葬，并尝试对其所属人群阶层和时代特征做出分析。

1.“石椁型”墓葬的类型分析

北京周边发现的“石椁型”墓根据建筑材料、椁室（墓室）结构和葬式葬具，大致可分作三种类型：A型为土坑石椁（石棺）墓，B型为砖圹“椁型”墓，C型为简单穹隆顶砖石室墓。以下将对这三种类型的墓葬分类详述（表1.17）。

A型：土坑石椁（石棺）墓。此类墓葬根据葬具的不同，又可划分为两小类：Aa型为石板/石条构建的石椁墓，椁内另设木棺为葬具，以金陵“陪陵墓”[98]、铁可父子墓[99]（图1.21：1）、史氏墓群M2和北京石景山区、崇文区、朝阳区元墓[100]为代表。Ab型严格来说更应称作石棺墓，多为骨灰葬，不再使用木棺为葬具，以北京石景山、呼家楼元墓为典型。这种葬制基本继承了金代石椁墓和石函墓的传统，但在具体砌筑细节上又有所不同，如铁可墓的石椁侧档总体上沿用了金代的石板立砌法，部分则采用了石板平铺垒砌[101]。

表1.17　以北京为中心的“石椁型”墓

续表1.17

B型：砖圹“椁型”墓。此类墓葬的四壁全用砖砌，形成墓圹，多作纵长方形，墓框内另安置石棺或木棺。根据封顶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作两小类：Ba型为砖砌券顶，以张弘纲墓、史杠妻妾墓（图1.21：2）、史氏墓群M8（图1.21：4）、廊坊桑氏墓M1[102]和北京琉璃河元墓M11（图1.21：3）、M12为代表；Bb型墓顶封盖大石板，体现了对女真石椁墓结构的直接模仿，代表墓例为史杠墓、廊坊桑氏墓M2和北京周边元墓M7、M8。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不同的封顶方式常常并存于同一处家族墓地或同一座墓的不同墓室中，如石家庄史氏墓群中的史杠夫妇合葬墓，史杠墓室采用了墓顶封石的做法，而两侧衬葬的妻妾墓则采取了小砖起券的方式。同样，廊坊桑氏家族墓的M1、M2年代相当，但却分别采用了封石和砖券两类造顶形式。从目前的材料看，这两小类砖圹“椁型”墓并不存在使用阶层和年代上的明显差异，应是元代并行发展起来的两类墓葬形制。实际上，这种由“有椁墓”向“墓室墓”发展的趋势，在金代的东北和北京地区已见端倪。如吉林舒兰县发现的完颜守道墓，用砖砌墓室，在墓室内再加砌大石板以象征石椁[103]，北京丰台王佐乡乌古伦家族墓地的M2使用了长方形砖圹墓室。此类砖圹墓在规模和平面形制上与石椁类同，标志着女真贵族的葬制从有椁墓向墓室墓的转化。这种转化在元代发展得更为充分，同时出现了大批并列多室合葬墓的墓例。

图1.21　蒙元时期大都周边的“石椁型”墓

 

1.北京铁可父子合葬墓（采自《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第97页，图三）；2.石家庄史天泽家族墓M4（采自《河北省考古文集》，第358页，图一八）；3.北京琉璃河元墓M11（采自《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第223页，图四）；4.石家庄史天泽家族墓M8（采自《河北省考古文集》，第355页，图一四）；5.石家庄史天泽家族墓M5（采自《河北省考古文集》，第348页，图七）

 

C型：简单穹隆顶砖石室墓。此类墓葬和辽代风格的仿木构单室墓的最大区别，是壁面没有任何装饰，且随葬有成套的陶明器（关于明器组合的问题将在后文详述）。根据墓室平面又可分作Ca圆形墓和Cb近方形墓，尤以方形墓为多。这类墓葬墓顶起券不高，似乎也是由金代的土坑石椁墓发展而来的“墓室墓”。墓室尺寸上差别较大，既有边长3～4米的大型墓（图1.21：5），也有面积在一米见方的小型墓，但均随葬成套的小型陶器。

以上三大类“石椁型”墓在墓葬形制和随葬组合上体现出相对统一的模式；然而，我们仍可根据椁室、墓室的构建细节将其区分为不同的品级阶层。

2.“石椁型”墓葬的使用阶层

根据墓葬规模和墓室营构的细节，大致可将北京地区的蒙元“石椁型”墓分作三个等级：

其一，三品以上的高官与勋贵集团墓。

该等级的墓葬包括Aa型中墓顶封盖三块石板的石椁墓和B型砖圹“椁型”墓。与金代同等级墓葬全用特大石椁、长3米以上、宽2.55米以上的定制不同，蒙元时期此类高等级墓葬在规格上比较多样，椁室或墓室尺寸一般纵长2.5～3.7米不等[104]。但石椁墓盖顶采用三块石板盖顶这一特点仍得以保留；此外，椁室或墓室中砌筑砖石棺床，并安置石棺或漆木棺的做法也秉承了金代高等级石椁墓的葬制传统。此类墓葬中墓主身份明确的墓例主要包括铁可及其父斡脱赤墓、张弘纲夫妇墓、史杠墓和廊坊桑氏M2。其中铁可官至太傅和大司农，正一品，其父斡脱赤作为蒙元早期的勋贵，封万户；张弘纲敕封昭武大将军，从三品；史杠为湖北行省中书右丞，官至正二品；廊坊桑氏M2墓主官至大都路同知总管府事，正三品。而北京房山金陵的五座石椁墓全用等级较高的三石板封顶，其墓主也应为相似等级的群体。Ba型墓葬中规模较大的北京M11和M12，也可能属于品级较高的墓葬。

其二，三品以下的中级朝官和勋贵家族成员墓。

这一等级的墓葬包括Aa和Bb型中墓顶封盖一块石板的石椁墓，Ba型墓中的廊坊桑氏M1和北京元墓M7、M8，Cb型墓中史氏家族墓M5、M6以及北京元墓M9。其中A、B型墓在墓室尺寸上与第一等级的墓葬并无明显区别，只是墓顶石板的数量不同。葬具形式上与第一等级相同，多在椁室或墓室内置木棺敛骨。其中廊坊桑氏M1的墓主官至典瑞院经历，从五品；而史氏墓群M5和M6则为汉军世侯史天泽家族成员墓，墓室规模较大，可能有一定功名。故而此类墓葬在等级上大致相当于金代六块石板拼构的石椁墓，所属人群应为三品至五品的中级朝官或勋贵家族成员。

其三，中下级官吏和官勋家族中的无功名成员。

此类墓葬包括Ab型单室石棺墓和C型墓室墓中规模较小的墓例。葬式上不再使用木棺，而是直接在石棺或墓室棺床上安放骨灰。相应的，墓葬规模也明显缩小，石棺墓纵长在1.5米以下，宽不足1米；而C型墓室墓的面积则在1米见方。这些墓葬不见墓志出土，随葬品仅有小型陶明器，不见瓷器、铜器和金银饰品，故推测其墓主品级相对较低，应属中下级官吏和无功名的官勋家族成员。

3.“石椁型”墓葬的发展阶段

蒙元时期的“石椁型”墓与金代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横向并列多椁或多室墓的大量使用，这种变化基本以大德年间为界：此前的墓例仍以金代流行的单室墓为主；大德以降，品官墓中多室墓得到了广泛采用，而且似乎有年代越晚，并列的椁室或墓室越多的趋势。根据这些特征，又可将北京地区的蒙元“石椁型”墓大致分作两期。

第一期：元代前期（大德以前）

这一阶段的墓葬较多保持了金代石椁墓的传统，全为单椁或单室墓。墓葬形制上只出现了土坑木椁墓和砖圹券顶墓；规模尺寸也相对统一，基本固定在纵长2.7～3.0米、宽1.3米的范围。葬式上全部使用石棺尸骨葬，不见骨灰葬。其中斡脱赤于宪宗元年（1251年）卒于迦叶弥儿，故此墓应为稍后在大都所设的衣冠冢；墓中出土的石牌位上书“大元”，又可推知该墓应建于忽必烈改国号的至元八年（1271年）以后。而金陵发现的5座石椁墓和北京地区M11、M12两座元墓在墓葬结构和葬式葬具上还明显保留着金代旧制，故也将其归入元代早期墓。由是观之，元代前期北京地区的“石椁型”墓基本为单椁或单棺墓，使用阶层也应限定在中级以上品官和勋贵群体中。

第二期：元代中后期（大德至元末）

这一时期的墓葬面貌在金代石椁墓的基础上多有变通、类型多样，除早期的土坑石椁墓和砖圹券顶墓外，出现了砖圹石板墓、土坑石棺墓和穹隆顶的简单砖石室墓。该阶段最大的特点是横向并列多椁或多室墓的大量使用和小型火葬墓的出现。其中双室墓以大德九年（1301年）张弘纲夫妇合葬墓为代表；三室墓发现较多，有确切纪年的墓例为皇庆二年（1313年）铁可夫妇墓，以及分别葬于后至元三年（1337年）和天历三年（1330年）的廊坊桑氏M1与M2；四室墓的代表墓例当推史杠夫妇合葬墓，年代在延祐三年（1316年）；而五室墓则见于元末北京朝阳区鬼王庵M6，葬于至正五年（1345年）。多室墓的出现和大量使用一方面是家族丛葬制度下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淮水以南并列多室墓传统的影响。这种家族多室丛葬的葬制又与山东阳谷县马庙发现的一批元后期到明代的墓葬十分相似[105]，或可反映元代中后期一类重要的葬制类型。

除多室墓的流行，这一阶段北京及周边“类石椁墓”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石椁型”墓主阶层的扩大化。从墓主品级看，除高官和勋贵，中级朝官和贵族家族成员也在其内。同时最有阶段特点的当属规模较小的土坑石棺墓和墓室墓的出现，此类墓葬多不设棺具，葬式上采用火葬，墓主多为中下级官吏。

综上可见，金代应用于贵族和中高级品官中的“石椁型”墓，在元代完成了多样化的形制变通；与之相应的是，墓主阶层也逐步扩大，中下级官吏也加入到此类墓葬的使用人群中。可以说，元代“石椁型”墓在金代旧制的基础上实现了沿革有序、阶层分明的制度化发展。这种制度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当属小型陶明器组合的应用。

4.制度规范的陶器组合

无论是土坑石椁墓、石棺火葬墓、砖圹“椁型”墓，还是穹隆顶简单砖室墓，北京地区的蒙元墓葬均流行随葬一套小型陶器组合。这套陶器使用阶层广泛，不仅发现于铁可、张弘纲等勋贵高官墓中，在普通官员墓中也是常见的器用组合；同时，中下级官吏的小型石棺火葬墓中同样可见到此类陶器组合。也就是说，北京周边元墓中普遍应用的成套小型陶器代表了蒙元时期大都官员随葬器用的定制，体现出葬制器用的制度化。这种制度化不仅在使用者的品级上具有普遍性，明器摆陈位置和器类搭配上也表现出相当的统一性。

图1.22　北京张弘纲夫妇墓出土陶明器（采自《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第108页，图一二）

 

图1.23　北京铁可父子墓出土陶明器（采自《考古学报》198年第1期，第99页，图五）

 

据目前所见保存较好的墓例可见，这批小型陶器均安置在石椁、砖圹与木棺之间，位于棺头的位置。如果是合葬墓，则每棺前各摆放一套相同的陶器。在器类和数量配比上，此类陶器也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形成了大小固定在8～10厘米的五罐、二盆、二提梁罐，以及釜、杯、钵、灯各一的器用组合模式（图1.22、1.23、表1.18）[106]。

综上，北京地区小型陶器不仅形成了器类与数量固定的组合模式，也广泛应用于不同品级的官员墓葬中，同时，它的使用基本贯穿于元代始终。这种随葬品组合的定型，体现了元代大都地区勋贵品官墓葬器用制度的固定化和统一化；其与“石椁型”墓一并，代表了蒙元时期大都地区丧葬制度建设上的努力。

表1.18　北京地区蒙元墓出土小型陶明器组合

三　北京地区蒙元墓中的所属人群

北京地区所见这批蒙元墓葬的所属群体，有相当一部分为地位显赫的官员和贵族集团。其中既有色目人勋贵家族的铁可父子，也有归元的契丹贵族耶律铸和汉军万户张弘纲，同时包括作为早期汉军世侯的张柔、史天泽家族。该群体虽然族属不同、经历各异，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均属于忽必烈潜邸旧侣，从蒙古国时期到元朝建立的过程中屡著功勋，在汉地的军事征伐和制度创定上发挥了一定作用。萧启庆将其分别划入西域人集团和以汉地世侯为中心的金源遗士集团[107]。除了色目勋贵，该人群大多在金代已有显赫的官历，蒙古国时期就进入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政治主张上提出“以国朝之成法，参辽金之遗制”，在文化上和制度上均体现出明显的辽金传统。另一方面，忽必烈潜藩之际接触最多的即为此类“金源遗士”，恢复汉地秩序、建立中原王朝的过程中，主要依赖的也是这一群体；故而世祖朝建立元朝的统治制度时，虽大量保持“国朝旧俗”，但“汉地之法”主要借鉴的是就金代制度。这两点原因，均是北京及周边地区各级朝官和勋旧贵族在墓葬面貌上多承金制的社会文化动因。

同时，我们观察到这批葬于大都的勋贵品官墓葬也表现出族群上的多样性，其中包括了归元的契丹及女真贵族旧臣、色目人勋贵群体、汉人地方武装和蒙古人（多为妻妾身份），从墓葬等级和墓主品秩来看，他们都属于社会上层集团。正如萧启庆所论，元代社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族社会，而是一个门第社会。部分蒙古、色目和汉人世族凭借在蒙元建国过程中的卓著功勋及与蒙古贵族的姻亲关系而具有“大跟脚”身份，继而进入到统治上层的勋贵群体中，世代享有封荫特权[108]。北京周边元墓中所见的铁可父子墓、张弘纲夫妇墓、耶律铸夫妇墓和石家庄史天泽家族墓所呈现的墓葬特征，正是通过“藩邸旧侣”身份跻身上层勋贵群体在考古学文化上的侧影。

第四节　河北地区的平民墓

如果说长城以北的蒙汉墓群表现出不同族属文化的相互影响、大同冀北的壁画墓和北京周边的官勋墓体现出时代更迭的文化调整，那么“辽金故地”还有一类墓葬则展示出了葬制发展的滞后性和保守性。这类墓葬所属人群为普通平民，墓葬形制上均为穹隆顶“类屋室墓”，平面以圆形居多，采用砖砌或砖室混筑，墓门和壁面部分有简单仿木构砖雕，墓室直径多在2.0～3.5米之间。由金历元，此类墓葬无论是在墓室结构还是随葬器物组合上均变化甚微，基本保持了相对固定的葬制传统，政治变迁对其影响微乎其微。

此类砖石室墓主要分布在北京远郊的昌平[109]、怀柔，北京周边的涿州[110]、廊坊[111]、涿鹿[112]和三河[113]地区，以及冀中的井陉[114]、柏乡[115]和徐水等地，尤以冀中地区最为集中。其中2006年在徐水西黑山地区发现了一处金元时期的大型墓群[116]，集中分布了60余座砖石室墓，墓群北部、中部在年代划分上属金代墓群，而南部为元代墓群。从报告刊布的资料来看，除却墓室砌筑和随葬器物的细微变化，西黑山墓地中金元两大阶段的墓例无论是在墓室结构、砖雕形式、葬制葬式还是器物组合上均体现出突出的一致性，基本看不出王朝更迭所造成的影响。从墓室结构看，均为砖砌或下石上砖穹隆顶墓，平面形制大多为圆形，也有部分方形墓例。墓门分作券顶和平顶两类，门上有砖砌门簪，部分做出仿木构的檐枋和瓦当。墓室后部多设砖、木棺床。墓壁砖雕非常简单，北壁做出假门，灯擎、衣架和桌椅环绕分饰两侧。葬式全为尸骨葬，多用木棺殓葬。随葬器物以陶瓷类为主，器类多作碗、盘、双耳罐和小口瓶等，另有随葬铜钱的现象。

这批装饰简单的砖石室墓根据年代早晚大致又可分作两组。第一组以井陉南梁都村和柏乡侍中村为代表，年代为蒙古时期和元代早期。这组墓葬的墓门装饰相对复杂，流行在门券上做出门簪和仿木构门楼。壁面砖雕以居中假门为核心，西侧雕出灯檠和衣架，东壁表现桌椅。仿木构建筑相对复杂，依然保持着角柱、转角斗拱、补间斗拱和檐枋这一套完整的斗拱建筑。随葬器物中除上述提及的陶器组合和铜钱外，以各色铜镜最有代表性。第二组以徐水西黑山墓群为代表，年代上划归元代中晚期。该组墓葬的特点是壁面装饰更趋简化，多数墓葬壁面无装饰；有砖雕装饰的情况下，一桌二椅和衣架不再出现，假门也很少表现，只有西壁灯擎出现较多。墓门装饰上门楼极少出现，而以门簪和瓦当为主。随葬器物中开始出现鸡腿瓶和大口深腹罐。

值得注意的是，徐水西黑山墓群普遍发现了墓上祭祀遗址——祭台。这些祭台均位于坟丘前、墓道正上方的地表上，规格十分统一，全用石块垒垫，上铺一块长方形厚石板。祭台周围发现有打破的碗、盘容器，据发掘者推测或与祭祀时的毁器传统有关。这批墓上祭台的发现提供了金元时期“墓祭”风俗的实物例证，是研究葬祭文化的重要材料。

如果我们以长时段的视角系统比较北京和冀中地区的辽金元墓葬，可知此类简单砖室墓是当地长期存在的葬制传统，体现出墓葬风格的连续性与保守性。北京龙泉务曾发掘了一处以辽墓为主的大型墓群[117]，其墓葬面貌与北京周边和冀中地区发现的蒙元砖石室墓十分类同，与徐水西黑山墓群尤为相似。龙泉务墓群同样可分为砖室墓和下石上砖墓两大类，在墓道正上方的地表上也盛行砌筑石祭台；葬具葬式上基本全为仰身直肢木棺葬：这些葬制传统均与徐水西黑山墓地如出一辙。这两处墓群差异较大之处就在于随葬陶瓷器的器类与组合。除碗、盘、灯盏、盆等共同使用的器类外，以徐水西黑山为代表的金元墓群流行随葬双耳罐、大口深腹罐（缸）和鸡腿瓶；而龙泉务墓地则以盖罐、鋬釜、鏊子、剪刀、熨斗和执壶为代表组合（表1.19）。综上可见，此类墓壁装饰简单的小型砖石室墓是河北地区的传统墓葬类型，自辽代起即开始流行，由金历元一直固守区域葬制传统。墓葬结构和葬式葬具上基本保持了辽代确立的传统，随葬品组合在辽金之际出现了一次调整，而金元时期则体现出延承性与连贯性（见附表1）。

表1.19　北京龙泉务辽墓出土器物组合

有趣的是，在剪刀、熨斗作为主要随葬品组合的阶段，墓室壁面的砖雕装饰也常常出现衣架；逮至蒙元时期，剪刀、熨斗退出了随葬器类组合，而墓壁砖雕中也再难见到衣架的形象。这种现象与大同地区木陶木器和墓室壁画的关系一样，体现了随葬器物和墓壁装饰互证互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