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本章小结

本章所谈论的地域范围，包括了以赤峰为中心的内蒙古东南部、以朝阳为中心的辽宁西隅和以北京、大同为中心的晋冀北部地区。随着蒙元时期“汉人”群体的扩大，这一区域均可视为广义的“汉地”，混居着传统意义上的汉人以及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各部等不同人群；墓葬面貌上亦体现出融合性与复杂性。本章在区域墓葬面貌的讨论上，尽可能关注到当地人群文化取向的多样性，针对不同群体的文化面貌，展开各有侧重的小专题探讨：以赤峰周边的壁画墓和元上都附近的蒙汉墓群为中心，考察在蒙古文化冲击下长城以北地区蒙汉墓葬面貌上的涵化；以大同为中心，结合冀北地区的材料，研究燕云地区在辽金元嬗代之际墓葬文化上的沿承与变革；以北京为中心，分析长斜坡大型砖室墓和“石椁型”墓在蒙元勋贵群体与大都官员中的应用和演变；以冀中地区简单砖石室墓为中心，探讨平民墓葬传统不受政局变动影响的保守性与滞后性。

[1]本文所提到的长城，均为明长城。

[2]这一地区以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为中心逐步向南北推进。燕云地区是辽统治下的“南区”，北界长城-燕山一线，南界白沟-雁门关-繁峙，与北宋相邻。包括今北京周围、河北东北部地区、以宣化为中心的河北与内蒙古交界地区以及以大同为中心的晋北地区，是辽政权治下最大的汉人聚居区，亦有“汉地”之名。至金代，则所谓“汉人”与“汉地”的界定皆有所扩展。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对金元之际“汉地”概念的变迁做出过精当评论：“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由是观之，则蒙元阶段的汉人群体，除传统意义上的汉民族外，也包括了契丹和女真；而此期所谓的“汉地”，则在辽“南区”的基础上，将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也囊括进来。

[3]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

[4]刘冰：《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5]项春松等：《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年第1期。

[6]项春松等：《内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画墓》，《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7]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内蒙古凉城县后德胜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

[8]辽宁省博物馆等：《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

[9]鉴于长城以北此类壁画墓并未发现确切的纪年材料，故将壁画布局、葬式葬具与墓室营构属于同一类的至元六年（1269年）蒲城洞耳村壁画墓作为参考墓例放入此区研究；该墓虽然发现于陕西，但根据墓壁题记，墓主籍属宣化，这一地区历来与长城以北的赤峰与朝阳地区颇多渊源，墓葬传统和面貌极为相似；在辽金时期，作为沟通“北地”和“南区”的关键区域，宣化地区的墓葬文化上受辽金核心文化区影响很深，往往是燕云地区首批体现和传递畿内葬俗的特殊地区——综合考虑到这些因素，同时也出于引入纪年材料的必要性，本文将此墓纳入蒙元长城以北地区探讨。

[10]辽金以来长城以北壁画墓的族属问题，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仅仅根据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和场景来断言其墓主族属难免片面，而应将壁面装饰、出土文物、葬具葬式等多种丧葬因素统合起来做一客观分析。目前此类族属研究的再思主要集中在辽墓研究中，如邵国田在整理相关几批壁画墓材料时，即对以往壁画墓族属的判定结论提出异议，认为“不能依据壁画来确定墓主的族属，应该依据出土文物、葬式来判断那些没有文字资料出土的墓之主人的族属。”（《内蒙古文物考古》曾在1999年第1期以专辑形式刊布了敖汉旗地区发掘的一批辽墓材料，均由邵国田执笔撰写。这些简报分别为《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敖汉旗七家辽墓》《敖汉旗下湾子辽墓清理简报》《敖汉旗喇嘛沟辽代壁画墓》）刘未在辽北区壁画墓的讨论中也提出，契丹人和汉人在墓葬图像布局方面具有很多共同之处，所谓契丹民族特点的图像往往与反映汉族民族特点的图像混杂出现，并且从属于壁画总体布局。详见刘未：《辽代墓葬研究》，《汉学研究》2006年第24卷第1期。

[11]孝行题材是中原地区宋金墓的典型题材，冀南、河南、山东地区多装饰于斗拱间的拱眼壁中，而山西、关中地区多以砖雕嵌于四壁。与之相对，燕云地区和长城以北的墓葬中甚少见到此类题材。

[12]张家口宣化区文物报告所等：《宣化下八里Ⅱ区辽壁画墓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0～31页。

[13]B组墓葬还有一尚未正式刊布的墓例：200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大路乡发现一座八角形砖室墓，每角砌有彩绘斗拱，墓顶为攒尖顶。墓壁四周绘有壁画，据新闻报道称，主要有“门神图”“海东青攫兔图”“仕女图”和“树下鞍马图”等。墨书题记，有“徐小”“天门神”和“泰定三年六月初二日”等字样。门神图像和代表四时捺钵的海东青题材均是辽金时期北区墓葬中的代表性壁画，八角形的墓室结构也是金代燕云和长城以北的主要墓葬形制：据此可推知此墓墓主很可能为汉化的女真族。同时，树下鞍马题材是赤峰和凌源地区蒙元壁画墓壁面装饰的重要构成，在三眼井和富家屯壁画墓中均有发现，也见于蒲城洞耳村元墓中。准格尔旗大路乡这座八角形砖室墓的原始材料参见http://www.taichie.com/feichang/ziye/94_htm/9.htm。

[14]详见尚刚：《蒙元御容》，《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3期；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织御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4～107页。

[15]王大方、巴图吉日嘎拉、张文芳：《百眼窑石窟的营建年代及壁画主要内容初论——兼述成吉思汗在百眼窑地区之活动》，《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566～578页。

[16]墓室空间模拟毡帐内部装饰最早出现于长城以北，后渐为北方原金统治区的部分汉人群体接受，并与传统的仿木结构墓室空间相结合，在河北、山东和山西等地出现了一批既具毡帐顶墓与垂幔，又保存门楼或简单斗拱的砖雕壁画墓。北京密云元墓、山东济南埠东村元墓和山西繁峙杏园乡金元墓的墓顶装饰均为帐顶、垂幔和门楼、斗拱的砖雕彩画并存，体现出元代前期中原北方地区墓顶装饰的时代特征：既继承了宋金以来的仿木构传统，又融入了蒙元毡帐生活的时代新风。元代后期，简单的斗拱、门楼也渐趋消湮，出现了完全仿毡帐内部的墓室壁面装饰，如北京斋堂元墓和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

[17]这种墓顶营造方式宋墓中就有发现，很可能是长城以北地区通过燕云之地对中原宋地墓室建筑风格的一种借鉴和吸收。

[18]关于墓顶悬镜的做法，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中考证其或与《营造法式》卷八《小木作制度三》之“小门八藻井”条所记“明镜”相关：“顶心之下施垂莲或雕华云卷，皆内安明镜”（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年，第62页，注119）。宋人周密则指出南宋时“用镜悬棺”的做法“盖以照尸，取光明破暗之义”，并引《汉书·霍光传》，考证出这种做法可追溯到汉代（详见［宋］周密：《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02页）。

[19]元上都周边的一棵树和三面井墓地均属于蒙古族群，这两处墓群中发现了数目可观的使用铁棺箍固棺的墓例。同时可以确定为蒙古人墓葬的沽源梳妆楼元墓和河南洛阳赛因赤达忽墓，均发现了以三道铁箍固棺的做法。明人叶子奇著《草木子》中，也清晰记载了蒙人“三圈”定棺的传统。

[20]墓葬中出土的斧、锛、犁等金属工具很可能是古代辇（战）车上载有的备用工具。《管子·海王篇》有“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轻重篇》中载：“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鉏、一铝、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以上两条文献均引自颜昌峣：《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540、608页）《司马法》中亦云：“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有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载《周礼注疏》，卷2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23～824页）上述文献均承沈睿文教授见告。

[21]长城以北辽金墓中曾发现有铁铲、铁锛随葬的现象。详见张亚平：《佳木斯市黎明村辽金墓群出土的文物》，《北方文物》2004年第4期；阎景全：《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金墓群出土文物整理报告》，《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

[2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县麻屯金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23]商彤流、王金元：《离石马茂庄发现一座金墓》，《文物季刊》1994年第1期。

[24]倪志俊、韩国河、程林泉：《西安市北郊金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25]关于本章“汉人”的概念，遵照前文界定，下文同。

[26]《经世大典序录·舆服》载：“圣朝舆服之制，适宜便事，及尽收四方诸国也，听其俗之旧，又则善者而通用之。”［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册1367，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8页。

[27]《明太祖实录》卷三〇，洪武元年二月壬子，台湾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第525页。

[28]［宋］范成大：《揽辔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

[29]自唐以来，燕云地区几经战乱，数易其主，因此人们的政治态度一般都比较灵活，其俗诡随。宋人马扩有言，燕云汉人随事俯仰，“契丹至则顺契丹，夏国至则顺夏国，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马扩：《茆斋自叙》，《三朝北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