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一）考古发现

相较于其他历史阶段，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正式考古调查与发掘起步较晚，自20世纪中叶方渐次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辽宁、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和甘肃诸地先后发现了各具特色的蒙元墓葬材料。这些墓例的发现与发表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作两大阶段：前期发现较少，蒙元墓葬的区域面貌与时代特征尚不明晰，存在将元墓错定为其他时段墓葬的情况；后期各地均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并陆续发表相关简报，虽资料仍待积累，但已基本建立起蒙元墓葬的考古学文化体系。下文将简要介绍北方各地蒙元墓葬的发现和刊布情况。

1.长城以北

这一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内蒙古地区多处大型墓群的发掘。这些墓群多为聚族而葬，分属不同族属，是研究蒙元时期各民族间墓葬文化交融与变通的重要材料。此外，以赤峰为中心的壁画墓和辽西地区椁室墓的发现也大大丰富了此区蒙元墓葬的文化面貌。

集中墓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以元上都城址为中心先后发现和发掘了10多处埋葬较为集中的墓地[6]。其中位于上都城周边的墓地主要分布在多伦砧子山西区[7]与南区[8]、正蓝旗卧牛石、一棵树和羊群庙地区[9]；分布在较远旗县的有正镶白旗三面井和伊松敖包、镶黄旗乌兰沟和博克敖包山、锡林浩特贝里克墓地。此外，还有部分汪古族墓群，以兴和县五甲地墓群、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嘎和大苏吉乡明水墓群、四子王旗城卜子墓葬群为代表[10]。1999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沽源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又对沽源梳妆楼进行考古勘察，发现了以梳妆楼陵园为中心的一批聚葬墓群[11]。这些墓地文化面貌各异，应是不同族属聚族而葬的产物。

散见的椁室墓　这批墓葬主要发现于辽宁地区，代表墓例有大连寺沟墓[12]、抚顺土口子墓[13]、喀左大城子石椁墓[14]和康平方家屯墓[15]等。墓葬平面多为土坑木椁或石椁墓，墓顶作平顶，或封盖石板，或在过梁木上铺木棍后以白灰抹顶，与北京和东北地区所见金代流行的土坑石椁墓第三期直接相承继，应为当地金墓风格的延续。

壁画墓　长城以北地区发现的蒙元壁画墓主要位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数量不多；但墓葬结构、壁面装饰及葬制葬式均保存较好，是研究当地墓葬装饰题材和空间布局的重要资料。相关墓例的发掘和调查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而正式刊布稍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这些墓葬多集中在赤峰一带；元宝山[16]、沙子山[17]和三眼井[18]等地先后发现了四座墓例，另于翁牛特旗[19]、凉城后德胜[20]和凌源富家屯[21]各发现一座壁画墓。

2.山西地区

山西地区是蒙元墓葬调查与发掘工作开展较早的区域，最先引起学界注意的遗存是20世纪中期发现的一批道士墓和晋中地区壁画墓。80年代以来随着当地蒙元墓葬遗存的不断揭露，区域墓葬面貌日渐明晰，大致包括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以壁画装饰为主的砖、石室墓，此类墓葬在山西全境均有发现。晋北大同地区的墓例主要有1958年发掘的冯道真墓、1986和1992年分别在齿轮厂发现的两批壁画墓；晋中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起，蒙元墓葬多有发现，如大德元年（1297年）孝义梁家庄墓[22]、延祐七年（1320年）太原瓦窑村墓[23]、太原刚玉五一生活区元墓[24]、屯留康庄工业园墓群[25]、孝义下吐京墓[26]、长子碾张村大德十一年（1307年）墓[27]、文水北峪口墓[28]、至正十六年（1356年）交城裴家山墓[29]、至大二年（1309年）兴县红峪村墓[30]、古交河下村墓[31]，以及兴县牛家川征集的墓室石板画[32]；晋东南长治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发掘并发表了一批壁画墓资料，如李村沟壁画墓[33]、捉马村M1与M2[34]、市南郊司马乡壁画墓[35]和郝家庄壁画墓[36]等；晋东阳泉市郊[37]也有元代壁画墓的发现。此外，在大同近郊，还发现了三座墓葬结构与上述壁画墓相似的无装饰砖室墓，分别为东郊崔莹李氏墓[38]、北郊王青墓[39]和西郊宋庄墓[40]；这些砖室墓虽然未见壁画，但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组合面貌均与同区壁画墓一致。

第二种是晋南地区的砖雕墓。20世纪80年代以来，晋南地区先后在襄汾、新绛、闻喜和侯马等地发现了一批蒙元砖室墓。其中襄汾曲里村墓[41]、新绛吴岭村墓[42]、闻喜小罗庄M4[43]、侯马市区M2、M3[44]、新绛寨里村至大四年纪年墓[45]和侯马延祐元年墓[46]等资料反映出金末蒙初到元代后期晋南砖雕墓由简化、恢复到最终衰落的面貌流变；与此同时，侯马、襄汾地区还存在另一套基本无装饰的简单砖室墓体系，如襄汾地区的贾庄墓、丁村墓、解村墓[47]，侯马地区的乔村M58[48]和曲村墓地元墓[49]，代表着晋南地区另一类风格的墓葬面貌。

1988年当地考古单位刊布了一座运城西里庄元末壁画墓的资料[50]，壁画绘饰在盛行砖雕装饰的晋南地区非常特殊，但联系此时山西其他地区墓壁彩绘装饰盛行的情况，运城壁画墓的墓葬面貌或为当地元后期普行开来的装饰新相。

此外，山西地区发掘的道教徒墓也十分突出。除前述大同冯道真墓外，20世纪50年代晋南共发现了两处道人墓葬，一处是稷山五女坟道姑合葬墓，一处为芮城永乐宫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宋德方和中统元年（1260年）潘德冲墓[51]。这两处墓葬分别代表了普通道教徒和道教上层群体的葬制特点，或可管窥蒙元时期道教势力在山西地区的增长。

3.河北地区

河北地区蒙元墓葬的发掘和调查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资料发表相对滞后，大批简报和报告集中刊布于80年代以降。近年来，当地考古工作者在配合基建发掘的基础上，开始尝试有目的、有计划的主动发掘，如徐水西黑山大型墓地的考古工作。这一地区的墓葬面貌大致分作三类，分别为冀北地区的壁画砖室墓、北京周边的元朝官勋墓和椁室墓以及河北中部大量发现的简单砖室墓。

墓主明确的官勋墓　河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墓葬材料，是北京及周边地区发现的一批墓主明确的贵族与官员墓。如石家庄史天泽家族墓[52]，北京地区的耿完者秃墓[53]、耶律铸墓[54]、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55]，以及满城张弘略墓[56]、廊坊安次县桑氏墓[57]。这批墓葬均出土了碑志材料，下葬年代和墓主身份较为明确。其中史天泽墓、张弘略和耶律铸墓是带长斜坡墓道的大型砖砌多室壁画墓，保留了部分辽墓风格。墓门多以仿木构建筑装饰，有门簪、檐枋或高大的门楼。而耿完者秃墓、铁可父子墓、张弘纲墓和廊坊桑氏墓则是承用金代石椁墓风格的椁室墓。官勋及其家族成员墓外，北京地区发现的蒙元重要僧侣墓也可归在此类，如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海云和可庵和尚的墓塔[58]。

墓主不明的“石椁型”墓　1968～1983年北京市文物局（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配合基建的施工中，陆续在北京市区和近郊清理出较完整的元代墓葬二十余座[59]，此外金陵陵园内还发现了5座蒙元初期墓葬[60]。这些墓葬的构成十分复杂，既有完全沿用女真传统的石板石椁墓，也有在石椁墓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砖室石顶墓、砖室券顶墓和无装饰的穹隆顶砖室墓，且多随葬一套组合固定的灰陶小型明器。推测应为不同品级的大都官员墓。

散见的砖雕壁画墓　河北地区的壁画墓在冀北和冀南地区均有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门头沟斋堂[61]、密云[62]和涿州[63]三地先后发现了三座蒙元时期的壁画墓。其中斋堂和密云壁画墓为方形墓室，涿州元墓为八角形墓室，墓室壁画以后壁为中心，两侧绘饰茶酒备献与孝行题材，壁画布局与晋北大同元墓相似。21世纪以来，冀南壁画墓亦见刊布，如内丘胡里村壁画墓（1277年）[64]和邢台钢铁厂壁画墓[65]，这两座元墓以墓主并坐图为中心，与豫北地区类同。而2004年冀东平乡郭桥发现的两座砖雕墓[66]则与山东地区元墓的面貌接近，壁面装饰以门楼和家具为主体。

简单砖石室墓　此类墓葬主要分布在今北京远郊的昌平[67]、平谷[68]，北京周边的涿州[69]、廊坊[70]、涿鹿[71]、邢台[72]和三河[73]地区，以及冀中的井陉[74]、柏乡[75]和徐水等地。2006年徐水西黑山地区发现了一处金元时期的大型墓群[76]，集中分布了60余座砖石室墓，其中北部、中部在年代划分上属金代墓群，南部为元代墓群。这批简单砖室墓资料丰富，代表了河北地区自宋代以来一类重要的墓葬类型。

4.河南地区

河南地区蒙元墓葬的发掘与资料发表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90年代之后新材料大量涌现，基本可复原出当地蒙元时期的墓葬文化面貌。就已知的墓例资料看，河南元墓有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当地宋金盛行的仿木构砖室墓的变体，壁面多饰砖雕和彩绘。但其在蒙元阶段又体现出新的特征，仿木斗拱大大简化甚至不用，壁画比重则逐渐加大，墓葬形式也由金代流行的多角形穹隆顶墓向近方形券顶墓发展。洛阳是河南蒙元墓葬发现最早的地区，1958年就公布了一座至元年间壁画墓的资料[77]。焦作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先后揭露出一批砖雕壁画墓，其中老万庄发现了怀孟州长官冯汝楫的家族墓三座[78]；西冯封的砖雕墓则以杂剧人物砖俑为特色。90年代以来，洛阳伊川[79]、登封和尉氏[80]地区先后发现多处砖室墓，其中伊川M4为八角形攒尖顶单砖墓，墓壁没有任何装饰；尉氏壁画墓、登封王上壁画墓[81]、伊川M3均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代表了元代后期河南地区墓葬形制发展的一种走向。

第二类是随葬有特殊陶明器的砖室墓和土洞墓。此类墓葬主要发现在洛阳、焦作和三门峡。墓壁基本无装饰；墓室结构多样，有抹角方形、长方形和梯形单室墓，也有前后双室墓，有的还有土洞附室；常随葬一套陶模型明器和陶俑；墓主人多为元朝品官。目前刊布的墓例计有焦作中站至元廿九年（1292年）靳德茂墓[82]、三门峡上村岭元贞二年（1296年）冯氏墓[83]，洛阳道北延祐四年（1317年）王英墓[84]、焦作新李封至和元年（1323年）许衎墓[85]、洛阳至正九年（1349年）王述墓[86]和洛阳市北站至正廿五年（1365年）赛因赤答忽墓[87]。除上述信息较为完整的墓葬外，河南地区还发现了部分碑志石刻材料，如焦作李封村许衡、许衍和许师义的神道碑与石墓志[88]。

5.山东地区

山东地区蒙元墓葬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开展相对较晚，大致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4年和1975年邹县（今邹城）和嘉祥先后发现了两座有碑志的元代墓葬，分别为至顺元年（1330年）曹元用墓[89]和至正十年（1350年）李裕庵墓[90]，从而拉开了山东蒙元墓葬考古发掘的序幕；1989年，济宁地区又发现了与上述两墓相似的泰定二年（1325年）品官张楷夫妇墓[91]。这三处墓葬均有明确墓主身份和纪年材料，部分墓志可与正史记载相互补证，是研究当地元代墓葬文化与社会历史的重要材料。然而，这批墓葬仅可反映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地区的墓葬面貌，而山东元墓的全面发掘与资料刊布实际启自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济南市柴油机厂工地发现了一座元代砖雕壁画墓[92]，这种壁面装饰繁复的穹隆顶砖室墓是山东宋金墓葬的常见类型，也是当地元墓样制的主流。1988年至今，当地考古机构以济南、章丘和淄博为中心先后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带壁面装饰的砖石室墓，并于90年代以降陆续刊布了发掘简报和文物简讯[93]。这批墓葬以圆形或方形单室墓居多，还出现了多室砖室墓，应为当地元墓在蒙元阶段的新特点。

上述砖雕（或石刻）壁画墓之外，山东地区还发现了一批简单砖石室墓，主要集中在长清、章丘、沂水和昌乐地区。其中昌乐墓例最多，先后共发现石室墓20余座[94]。这些墓葬既有与砖雕壁画墓相似的穹隆顶结构，也有与济宁地区相似的长方形椁室。

此外，山东地区近年还发现了一类特殊的石塔墓，集中分布在胶东半岛。可惜的是，因石塔部分暴露于地表，此类墓葬大多损毁严重。目前经过系统发掘且刊布简报的以烟台牟平北头村墓群为代表[95]，而栖霞京甲村、蓬莱龙山店、荣成夏庄镇等地的材料仍待详细发表。2007年，考古人员在荣成宁津乡发现了一批石塔墓，并于同年召开“威海市崮头集墓地发掘成果鉴定及新闻发布会”。除正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当地文博机构也通过采集与征集的方式掌握了部分墓塔构件和题记文字材料。

6.陕西和甘肃地区

包括陕西和甘肃在内的关陇元墓考古工作兴发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西安地区发现了两座随葬成套陶明器的元代纪年墓葬，分别为曲江池至元三年（1266年）段继荣墓[96]和玉祥门外大德以降墓[97]。在随后的考古工作中，此类墓葬在陕西境内洛水和渭水流域大量发现，尤以西安地区最为集中，陆续刊布了东郊十里堡墓[98]、电子城泰定年间墓[99]、至正四年（1344年）刘义世墓[100]、南郊山门口墓[101]、刘黑马家族墓群[102]、潘家庄墓群[103]、皇子坡皇庆二年（1313年）武敬墓[104]、武宗朝王世英墓[105]、北郊红庙坡墓[106]、曲江孟村墓[107]和缪家寨元贞元年（1295年）袁贵安墓[108]、张弘毅夫妇墓[109]、泰定二年（1325年）李新昭墓[110]，此外还有宝鸡市大修厂墓[111]、户县至大元年（1308年）贺仁杰墓和泰定四年（1327年）重葬的贺胜墓[112]，以及兴平县砖雕墓[113]。洛水沿岸的蒙元墓发现较少，目前仅见洛川潘窑科村墓[114]和延安虎头峁墓[115]两例。1972～1979年，在渭水之源附近的甘肃漳县地区发现了陇右军政世家汪世显家族墓地，目前调查和发掘的墓葬共计27座，年代上涵盖了从蒙古时期到明代后期的数百年，自海迷失癸卯年（1243年）一直延续到万历丙辰年（1616年）[116]。

除上述随葬有成套陶明器的墓葬类型外，关陇地区所见蒙元墓例还包括少数砖雕壁画墓，如长安凤栖原砖雕墓[117]、榆林横山罗圪台壁画墓[118]、榆阳鱼河峁[119]、西安韩森寨壁画墓[120]和蒲城洞耳村壁画墓[121]。

综括以上考古发现可见，一方面，中原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材料已有一定积累，能初步反映出蒙元墓葬的大体时代特征与发展阶段，也可基本辨明区域间墓葬面貌的差别。另一方面，整体而言，蒙元墓葬资料相较于宋、辽、金墓仍显薄弱，部分时段特征与区域面貌还存在缺环；相当一部分墓葬保存情况欠佳，无法提供包括墓室结构、葬制葬式和随葬品在内的完整信息。此外，这些墓葬的刊布情况也不甚完善：由于蒙元墓葬的发掘工作起步较晚，发掘整理人员对墓葬面貌的把握相对不足，在年代推定上时有错判；简报体例也有待规范，许多重要信息并未得到全面记录与呈现，随葬品与壁面装饰的空间位置不够明晰；大量涵盖重要信息的图片资料亦未能有效刊布；还有相当一部分考古调查、发掘的墓葬材料迟迟未见报道。综上所述，中原北方地区蒙元墓葬的材料已经有初步积累，但相关资料及时、规范的刊布工作仍是当务之急。

（二）研究回顾

墓葬资料刊布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考古学研究的发展；但学界已在整理既有资料的基础上，从不同层面尝试探讨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丧葬文化区域面貌与阶段特点；与此同时，壁面装饰、葬制葬式和随葬品组合等论题的讨论激发着考古学者对族属文化、政治变迁、人群流动和物质生活等问题的兴趣。此外，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献学领域开展的相关研究也为元墓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佐线索与研究视角；故本文在研究史的回顾中也将这部分成果一并总结。综合来看，前贤珠玉主要集中在墓葬材料的综合介绍与梳理、小区域的墓葬面貌总结、墓壁装饰的探讨、丧葬和祭祀礼俗的研究、墓葬年代的辨析、出土随葬品的考察、墓葬族属的界定、人群与社会问题的管窥以及墓葬出土文字材料的识读考证等诸多方面。

1.长时段、大范围的综合梳理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考古学者系统收集墓葬材料，并依照行政区划对不同省区的蒙元墓葬进行了相对全面的介绍，总结出各地墓葬的文化面貌和发展趋势。徐苹芳在综合梳理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以忽必烈改国号元的1271年为界，将蒙元墓葬划分为大蒙古国时期和元朝时期两大发展阶段[122]。秦大树在蒙元墓葬发掘材料日益扩展的基础上，对南北方的蒙元墓葬进行了总括研究，构建起蒙元墓葬发现和研究的基本构架。他也将蒙元墓葬分作大蒙古国和元朝两个大的发展时段，又以仁宗朝为界，将元朝阶段的墓葬细分出早晚两期，并将淮水以北的广大区域按墓葬面貌分为长城南北两大墓葬文化区[123]。董新林进一步细化梳理了蒙元墓葬的考古学发现史和研究史，系统概括了蒙元墓葬发掘和研究的阶段发展特征，较为全面地回顾了蒙元墓葬研究成果，尤其对北方蒙元墓的不同族属类型及时代特征有精当分析[124]。

2.以区域面貌为视角的研究

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归纳各地区蒙元墓葬的区域面貌与文化特征。谢明良以墓葬出土陶器为观察点，将北方地区的蒙元墓葬分作三个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圈，提出跨越今陕甘两省的部分地区曾存在着一股模仿《三礼图》礼器以为随葬仪物的风潮；洛阳元墓随葬的仿古陶器采用了重修《宣和博古图》的系统；而大都周边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