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族的起源与演变

女真族最古老、最公认的先祖，通常被认为是是生活在商周时期的肃慎。

• 肃慎 (Sùshèn) ：这是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东北边疆民族的称呼之一。他们生活在“不咸山”（今长白山）以北，东滨大海的广阔区域。肃慎人以骑射闻名，向中原王朝进贡的“楛矢石砮”（用楛木做杆、石头做箭头的箭）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贡品，这标志着他们与中原华夏文明最早的互动。
• 挹娄 (Yìlóu) ：到了汉代，肃慎的后裔被称为“挹娄”。史书记载挹娄人“人多勇力，善射”，生活方式仍然是渔猎为主，社会形态处于原始部落阶段。
• 勿吉 (Wùjí) ：南北朝时期，他们又被称为“勿吉”。与挹娄相比，勿吉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发展，出现了农业，并形成了多个部落联盟，其中强大的“勿吉七部”一度控制了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甚至推翻了称霸东北的扶余国。
• 靺鞨 (Mòhé) ：隋唐时期，勿吉改称为“靺鞨”。这是女真直系祖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靺鞨分为数十个部落，其中最主要的有：

黑水靺鞨：居住在黑龙江下游，是女真族的直系祖先。他们骁勇善战，保持着传统的渔猎文化，唐朝在此地设立黑水都督府进行管辖。

粟末靺鞨：居住在南部，更靠近中原文化。在唐朝时期，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统一了周边各部，于公元698年建立了强大的渤海国。

女真人最初是由建立辽朝的契丹人称呼而来，辽国统治东北后，为了避免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靺鞨”与“隆基”在某些方言中音近），以及为了区分已开化和未开化的靺鞨部落，便称黑水靺鞨为“女真”（或“女直”）。

女真当时两大部落群体：辽代的女真并非一个统一整体，主要分为两部分：

生女真：指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中游及长白山地区的女真部落。他们不受辽国直接管辖，保持着独立和较强的原始性，以渔猎为生。这部分是日后金国的建立者完颜部的来源。

熟女真：指生活在辽国“东京道”附近、被编入辽朝户籍、受辽国直接统治的女真部落。他们受汉文化和契丹文化影响较深，从事农业，社会较为先进。

[hide]

金朝历史背景

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落。不堪忍受辽国压迫的女真各部，于1114年起兵反辽。1115年，阿骨打在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称帝，国号“大金”。这标志着一个统一、强大的女真民族正式形成，并从此开启了主宰中国北方百余年的历史。金朝（公元1115年-1234年）建立后，金朝统治者效仿宋朝，建立自己的车马和服饰制度。

▲ 完颜阿古打所穿的女真服饰，年代为公元1123年（阿古打统治时期）

金朝初年的“剃发易服”风波，于1126年和1129年两次试图强迫汉人接受女真发型和服饰，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 1126年11月女真征服河北、河南等北方地区后，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者，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意图以剃发（削去前额发）、短巾、左衽胡服，强迫汉人“同风俗”，以示完全臣服。由于阻力过大、难以推行，这条严厉的剃发、改服令在几个月后即被取消。
• 1127年金攻占北宋都城汴京，夺取北宋大片领土。结果原北宋境内大量汉人转为金的主要被统治人口，女真族在全国人口中反而成为少数。这迫使金政权在政治上做出让步，逐渐允许汉人保留部分原有文化与服饰。
• 1129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李邈因反对髡发令而被杀；刘陶见军人顶发稍长、不合“式样”，当即斩首；韩常、耿守忠等，对穿汉服“犊鼻”（围裙）者亦处死。这一轮髡发、禁汉服再次加严，许多汉人因发式和衣着“不如式”遭到杀害，“莫可胜纪”。虽然命令严酷，但在更大范围内依旧难以彻底执行。
• 绍兴四年（1134年）完颜昌召见宋通问使魏良臣、王绘时，左右侍从“皆衣浑纱短袍、裹头巾、着毯头靴”。女真上层、军政人物的典型胡服形象：短袍、裹头巾、毛毡靴。同时期范成大记“蹋鸱巾”一事：金国官员对范成大所戴的巾裹颇为羡慕，反以自己的“蹋鸱巾”为羞。范成大作《踢鸱巾》诗，反映出当时金人对自身头饰与汉人巾服的微妙心态对比。
• 1138年金朝廷开始为皇帝和官员采用汉族传统长袍。标志着金政权在礼服、公服层面明显汉化的起步，从原有女真胡服逐步引入汉式长袍体系。
• 1150年（海陵王即位后不久）海陵帝强力推行“汉化政策”：解除前期严厉的剃发、胡服禁令；正式允许汉人穿汉服，尤其在河南等汉人聚居区。从强制汉人“女真化”，转向主动吸收汉文化，使国家“合法化”为中原王朝。
• 1150年代后期–1160年代在海陵帝之后，汉化加速：朝廷采用汉制礼服、官服；城市汉人与女真人的服饰趋向接近。
• 约1160年代末（即金世宗在位早期）金世宗试图“复兴古女真文化”，强调女真传统价值观。到世宗时，许多女真人已经在服饰、习俗、语言上高度汉化，“几与汉人难分”。对女真人提出“不得穿汉服”等限制，力图维护族群认同。

▲ 清陳士倌聖帝明王善端錄（宋元明）　冊　金世宗

• 金世宗在位期间（1161–1189，特别是1191年有明确记载）：女真人已穿汉服约四十年之久；1191年，下令禁止女真人穿汉服，禁止其采用汉族姓氏和名字，以“复古女真之俗”。同时曾有禁止通婚措施，但亦在1191年废除。尽管世宗反对汉化，出台限制女真穿汉服的政令，但是生活在原北宋地区的汉人影响极强，女真人在服饰、文化、生活习俗上高度汉化已成事实。
  
  

  ▲ 金代邹福墓，公元1199年

• 约1162年前后约1162年齐王完颜晏及其妻子的墓葬中，发现多层女真服饰：齐王：耳环、灯笼裤、绑腿、紧身裤、靴子、前后有圆形纹饰的棉布外套、小帽等；夫人：短围裙、长裤、绑腿、棉布丝绸裙、织金长袍、软底翘头丝鞋。与《蔡文姬归汉图》（约1200年金代画作）中人物服饰高度一致：绑腿、裙、兽皮围裙、外套、围巾、毛皮或布帽；文姬：赭黄外套、靴子、带护耳毛皮帽等。这些都是典型“古女真贵族服饰”样式，但材质由早期的粗羊毛、毡布与兽皮，提升为丝绸、织金，反映出女真贵族在保持传统样式的同时，吸收了汉地高级纺织工艺。

▲ 蔡文姬身着女真服饰，出自金代画作《蔡文姬归汉图》，约公元1200年。

• 1170年前后范成大在金境访问（约1170）观察到：汉族男子多穿女真式服饰；汉族女子着装仍近似南宋汉服，只是款式略显“旧样”。男子在军政、职役等场合受女真胡服影响更深；女子服饰变动较慢，保守性更强。
• 大定十三年（1173）尚书梁肃《请立衣服禁约疏》：指出民间因风俗奢侈，致“钱难”，连吏卒、屠贩、奴仆等贱者皆衣罗纨绮绣、服带金鱼；提议严立服色禁令，将车舆、伞盖、明金衣服、金花鞍具、玉鞍辔等分别限定品级。标志金代“服饰僭侈”问题严重，需靠礼制与禁令来维持等级秩序。仅能部分限制，无法根本改变奢靡风气。特别是宗室南渡后，膏粱子弟“惟以妆饰体样相夺”，乃至婢妾“衣缕金绮绣如官人”，反映出女真贵族的极度奢侈与腐化。

• 12世纪中后期在辽、金长期统治下，燕云一带汉人早已大量改着胡服，苏辙即云“左衽今已半”，可见服饰“胡化”在金朝建立前已具基础。金初“蕃汉杂处”，女真散居汉地，政权一度以强制女真衣着、发式来凸显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与优越地位；但随着金朝夺取北宋故土，女真转为少数民族，政治上不得不逐步承认、吸收汉族服饰与礼制。

• 泰和七年（1207，章宗朝）章宗下令：“勒令女真人不得学南人衣装，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女真汉化已成社会常态，连世宗、章宗本人的礼服、祭服都“遵前代遗制”“参酌汉唐”。政令虽严，难以扭转整体汉化趋势。

▲ 金宣宗为了与蒙古和谈以解中都之围，1214年将金帝完颜永济的女儿岐国公主（图中左边马上的人物）送给成吉思汗和亲，而后蒙古退回漠北地区。本图出自《史集》

▲ 原平市南头村金代壁画墓

• 到金末，正如史家与文人所见，女真人在服饰、文化水平和社会习俗方面已高度汉化，而北方汉人又在长期“胡服”影响下形成某种混合装束。服饰与发式因而成为理解金代民族政策演变、文化认同变动及汉胡融合过程的一条关键线索。

金朝服制形成过程

初期无严格制度，主要沿用女真旧俗。熙宗天眷、皇统年间：参酌汉、唐、宋制度，开始确立本朝服制。天眷二年（1139）四月，“百官朝参，初用朝服”。同年六月，“初御冠服”。次年熙宗赴燕京，需通天冠、绛纱袍，“据见阙名件，咨行省依样造成”。“名件”包括：袍裳、方心曲领、中单、蔽膝、单带、大带、玉具剑、绶佩、鳥袜等——标志金朝礼服体系初步确立。后又制定百官朝服（法服），章宗时“参酌汉、唐，更制祭服”，至此金朝礼服制度最终完备。

一、礼服体系与等级

金代沿袭历代礼制，等级界限很严，从上而下依次是天子、皇后、皇太子、宗室命妇、百官。

1）天子之服

服通天冠、纱袍、衮冕。

• 冕：有天板，以青罗、红罗为表里，周用金棱。天板下有四柱，前后各悬二十四珠，并有其他装饰。
• 衮衣：以青罗夹制。五彩间金绘十二章纹中的主要纹饰：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等。
• 中单：白罗单衣。
• 裳、蔽膝：皆红罗夹制。
• 舄：礼鞋，重底，红罗面。
• 袜：绯罗加绵。

使用场合大祭祀、加尊号、受册宝：服衮冕。行幸、斋戒出宫、御正殿：戴通天冠、穿绛纱袍。平时上朝小帽、红襕（衣裳相连之袍）、偏带或束带。

2）皇后冠服

和宋制相近，包含：花珠冠、祎衣、中单、裳、蔽膝、舄（原文作“乌/鳥”，应为“舄”）、袜等。

• 花珠冠：以青罗为表，青绢衬，金红罗托里。
• 饰九龙、四凤（文作“四风”），前后各有花珠十二。
• 祎衣：引《释名·释衣服》：“王后之上服曰祎衣，画翠雉之文于衣也。”用青罗织成翚翟（野鸡）之形，素色衣质。
• 中单：素青纱制。
• 裳：深青罗织成翟文六等。
• 蔽膝：深青罗织成三等。
• 舄（文作“鳥/乌”）：青罗面，白绫里，如意头。
• 袜：青罗为表里，带系带。

3）皇太子冠服

冕、衮、青衣朱裳、白纱中单、青标模裙、革带、蔽膝、朱舄、白袜等。

• 衮衣纹样：青衣上绣五章：山、龙、华虫、火、宗彝。
• 朱裳上绣四章：藻、粉米、黼、黻。

4）宗室、外戚及命妇

宗室、外戚及一品命妇：衣服可用明金饰物。五品以上官员之母、妻：许披帔。

5）百官朝服、祭服、公服

• 朝服：即貂蝉法服。章宗时参酌汉唐，更制祭服，以别于朝服。
• 公服：分紫、绯、绿三等，随品级区分。

▲ 郝匠金墓，金代（1115-1234），2013年山西晋城市区郝匠村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二、常服

金人的日常装束更能体现民族特点，主要由巾（幞头）、盘领衣、带、乌皮靴组成。

▲ 金朝官员陶俑

1）巾（幞头）

材质皂罗。形制方顶，后折垂。顶下两角各缀一方罗，径约二寸，方罗下附带，长六七寸。顶中有顶珠装饰。阿城巨源齐国王墓中发现女真幞头，虽与《金史》略有差异，但基本相合。保留唐宋幞头传统形制。头顶前部折出左右对称两小角，与前大折角呼应，增加美感。两角抽出后可系于领下，便于骑射、不易被风吹落。

2）盘领衣

多白色，窄袖，盘领。前胸与肩袖饰以纹样。“春水之服”：绣鹰鹘捕鹅及花卉等；“秋山之服”：绣熊鹿山林图。衣长至胫骨与小腿之间，便于骑射。

3）带（吐鹃）

束带又称“吐鹃”。带板以玉、金、犀角、象骨等制。外出射猎时，用来佩刀牌。出土文物上京会宁府女真早期墓地出土鎏铜、玉质带具，纹饰有花草、云纹、蜂蝶、鱼、兽面、童戏、海东青捕天鹅等。

4）乌皮靴

与骑射生活相适应，耐磨、保暖，多与盘领衣、束带成套。

三、妇女常服与服饰

妇女常服：服檐裙，多黑紫色。上衣团衫，直领左衽，前后拖地。腰系红黄带。

四、发式、首饰与佩饰

• 发式 女真女子留辫发，盘髻。男子亦蓄辫发，垂于背，系色丝，富者加珠玉饰。
• 首饰、佩饰 男女性皆好首饰，妇女尤甚。老年妇女“以皂纱笼髻如巾状，散级玉钿于上”，称“玉逍遥”，本为辽人头饰，金人沿用。金朝法令妇女首饰不得用珠翠钿子等物。翠毛仅许用于花环、冠子装饰，其余禁用。绥滨中兴、永生金代墓出土了银钏、银簪、银钗、银耳坠、金指环、金列蝶，以及铜、铁、石、高岭土等做的饰物。阿城巨源齐国王墓出土男墓主有青玉镂空莲天鹅佩、玳瑁簪、金耳坠、玉柄佩刀、佩巾、香囊、丝绳编腰佩、荷包、象牙梳、金握手等。女墓主有镂雕双凤青玉佩饰（即“玉逍遥”）、竹节形八角金环、金钿、项饰、腰佩等。长春附近完颜娄室墓发现结纽状金花饰（疑为冠饰）、鎏金环、金钏、鎏金笄、宝石金钳、胡桃形石饰、鎏金装饰件等。

五、化妆与审美

金代妇女重视化妆，后妃尤甚。金章宗曾为元妃李师儿筑梳妆台于中都东北隅，元人多有题咏：贤《妆台》诗写“韶华如逝水，粉黛忆倾城”等，感叹兴亡与美人。陈孚《李妃妆台歌》赞李师儿“雪艳透肤腻红重”，强调“仙姿何待施铅华”。

六、其他衣着等级规定

金朝不仅对皇帝、后妃、百官有礼服、公服规范，对士庶、僧道、兵卒、奴婢等也有非常具体的材料和装饰限制，用以维持等级秩序：大定十三年（1173）太常寺条文（核心内容可概括为“谁可以穿绫罗绸缎、谁只能穿粗布”）：

• 士人、僧尼、道士、女冠有师号者，以及良闲官八品以上：允许服用花纱、绫罗、丝细等较为精良的织物。
• 庶人：只许服用缩细、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缩等中下等级的布料；头巾、系腰、领帕可用芝麻罗，绦可用绒织；严禁使用金玉犀角、象牙、玛瑙、玻璃等做器皿及刀把鞘装饰，也不得用银装钉床榻等。
• 兵卒：允许服用无纹压罗、绾细、网布、毛褐等，质地较粗，色彩与纹样受限。
• 奴婢：只许服用维细、绢布、毛褐等更为低档的布料。
• 倡优（伶人）：在参与迎接、承应公筵时，允许暂时穿绘画之服（即色彩华丽、有图案的衣服），以烘托场面；私下日常服饰则与庶人相同，不得僭越。

▲ 金朝铁骑-宋代佚名《瑞影图》节选

通过布料类别、纹样有无、能否用金玉珠宝等细节，严格划定身份界限，这与宋、辽等朝的“禁服令”精神相通，但结合了女真社会的实际。

女真服饰总结

一、女真早期的服饰

洪皓在《松漠纪闻续》中记载：“北方严寒，因此人们多穿皮衣。即便是捉到一只老鼠，也会剥下鼠皮收藏起来。妇女用羔皮帽作为装饰，（这种羔皮帽）价值高达十几万（钱），相当于三只大羊的价格。（当时的人）不看重貂鼠皮，是因为貂鼠皮见到日光和火就会剥落褪色。”

《大金国志・男女冠服》也记载：“（女真地区）本地不产蚕桑，只盛产布匹，人们以布匹的粗细区分身份贵贱。又因为这是未开化的贫瘠之地，不穿皮衣就无法抵御寒冷，所以无论贫富都穿皮衣。富人在春夏季节多穿用聍丝（苎麻织成的布）、锦鼬（棉布）制成的衣裳，偶尔也用细布；秋冬季节则用貂鼠、青鼠、狐貉的皮或羔皮制成皮衣，或者制作聍丝材质的四袖衣物。穷人在春夏季节都穿粗布衣裳，秋冬季节则穿用牛、马、猪、羊、猫、狗、鱼、蛇的皮，或是獐、鹿的皮制成的衣物，裤子和袜子也都用兽皮制作。”

《三朝北盟会编》也记载：女真人“穿的布偏爱白色，穿着短衣、戴着头巾，衣服为左衽（衣襟向左掩）…… 富人用珠玉作为装饰，穿黑色皮衣、细布（衣物）……”

在使金的宋人诗文及其他资料中也有关于女真服饰的零星记载。范仲熊《北记》云：“凡番官平居惟著上领褐衫，无上下之辨，富者着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为帽。”

女真族在早期历史阶段有较为鲜明的服饰与发式特征。服色方面，他们尤好白色，男子常穿白衣。发式上，男子多剃去太阳穴以上前额部分的头发，其余头发垂至肩部；也有剃去后脑勺头发，将剩余长发以彩色丝绳束起，并缀金丝为饰。富裕阶层更以珍珠、黄金点缀发髻与衣饰，以示身份与财富。女真妇女则将长发编成辫子，再盘成发髻，一般不戴帽。由于女真族不养蚕，其传统织物主要为麻布，麻布的粗细精良程度成为衡量家境富裕与否的重要标志。冬季，无论贫富，皆着皮毛大衣御寒，这与他们所处高寒地区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在服装形制与材质上，女真服饰高度适应草原和森林地带的游猎、放牧生活。日常衣着多为毡、皮革和毛皮所制，便于骑马、射猎与长途迁徙。这类实用性极强的服装，在金朝建立后仍然广泛保留于女真人社会之中，尤其在军旅、民间生活中延续不绝。与此同时，随着金王朝对中原的统治以及对汉文化和宋制的吸收，宫廷内部则大量使用丝绸、锦绣和织金等高档面料，形成“内廷华服、外间尚朴”的双重面貌。

从整体风格看，金代女真人的服饰与辽代契丹服饰颇为相似，同属北方游牧—骑射文化体系，但女真人在色彩上更偏爱白色。男子常着圆领袍，左侧系扣，袖子紧窄，领形略呈“琵琶口”，下配皮带与皮靴，既利骑射，又显利落；妇女则多穿左衽外衣（多用深红或深紫色），下着长裙。

女真妇女则多着左衽长衣，色彩以深红、深紫为常见，下配长裙，裙腰系带，前后拖曳略长，既符合北方寒冷气候下的保暖需求，又保留了游牧民族服饰的宽博与飘逸特征。《金史·车服志》中记载，女真贵族服饰上常绣熊、鹿、山林等纹样，这类题材明显反映出他们以狩猎、山林为自豪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与中原士大夫偏好的花鸟、山水画意有所不同，却在形式上与之相互交融。

发式方面，女真人有别于汉族与西夏，形成了独特的“梳发”“龮发”传统。所谓“龮发”，大体是指在保留部分长发梳束的同时，剃去头顶或额部特定区域的发式，与完全剃度的西夏僧人之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梳发兼剃发的发式并非金朝皇帝个人的发明，而是早在金朝建立前就在女真族群中存在，后来被金朝统治者赋予政治含义，用以标示服从与否，成为区分“内外之民”“臣属与否”的视觉符号。金朝统治初期曾一度试图将这种“龮发”制度推广至汉族居民，以显示统治权威与文化优越，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遭到强烈抵触，被许多汉人视为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冒犯与否定，最终这一制度化“剃发”措施未能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真正贯彻，而主要保留在女真本族及部分军户之中。

二、女真服饰的变化

女真服饰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俭入奢。世宗说：“国初风俗淳俭，居家惟衣布衣。”当然，金初女真衣着“惟衣布衣”不止是因风俗淳朴，还同当时生产力水平有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衣着也有变化，并渐趋奢华。

另一方面是汉化。女真人纷纷改着汉人衣冠，熙宗“雅歌儒服”，海陵王“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便集中地反映了女真衣着汉化的趋势。妇女的头饰也逐渐汉化，“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金世宗为保护女真旧俗，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颁布命令，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

总的来看，女真服饰在金代呈现出三重特征：一是延续早期女真社会的白色崇尚、麻布为主、皮毛御寒的实用传统，紧密契合其游牧—渔猎生活方式；二是深受辽契丹与北方游牧文化影响，在圆领袍、窄袖、皮靴等形制上与辽人相近，却又通过色彩偏好、纹样题材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族群风格；三是随着金朝对中原的长期统治，大量吸收汉宋礼制和丝绸工艺，在宫廷与礼服体系中形成高度汉化。

▲ 山西金朝壁画

女真服饰对汉人服饰的影响

在金朝统治时期，由于统治者推行汉人“女真化”政策，加之汉人与女真族长期接触、杂居，女真服饰与发式逐渐在北方汉人中流行。南宋人范成大在《揽簪录》中记载，当时淮河以北的汉人“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可见，在金朝统治区，汉人不仅生活习俗受“胡俗”影响，在衣着形制上更是大量采用女真、契丹式装束。范成大同时指出，惟独妇女服饰变化较小，仍多绾髻而少戴冠，但上层妇女会用珠饰覆盖发髻，称为“方髻”，这反映出在女性首饰与发式层面，汉人也出现了对北族装饰风尚的吸收与改造。

▲ 金朝墓葬壁画

北宋旧都汴京（今开封）在金朝统治下，女真衣冠一度成为“时髦货”。范成大《相国寺》诗中写道：“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并说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表明相国寺这一传统汉地佛寺集市，已经被女真及其他北方民族的服装与日常用品所占据，女真式羊裘、狼帽成为市民追逐的新装。女真服饰的影响甚至越过南北分界，传入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由于这一趋势触犯了南宋官方维护“华夏衣冠”的意识，朝廷曾多次明令禁止。隆兴元年（1163）有大臣上奏，指出临安士民“服饰乱常”：原辽、金、西夏归附者和从北方流落归宋的百姓，多数依旧不改“胡服”，而宋军中也仿效女真衣装，出现“左衽胡服”的现象。奏疏认为这有“乱风化”之虞，要求严加禁止。由此可见，女真服饰的影响不仅在金朝境内深入人心，甚至对南宋军民的审美与着装习惯产生了实质性的冲击。

▲ 杂剧图壁画

这一文化渗透在文人诗歌中亦有生动反映。陆游在《得韩无咎书寄使虏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阕》中描写自己作为南宋使臣在金境东都的见闻：“上源驿中搥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其中“舞女不记宣和妆”一句，透露出当时在金境内活动的艺人、舞女，已经不再以上一代北宋宫廷“宣和妆”为美，而是转而接受、模仿女真政权下的新妆、新服，甚至连语言也“庐儿尽能女真语”，体现出文化与服饰影响的双重深入。

综合这些文献与诗歌，可以看到：金代女真服饰对汉人的影响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它是金朝作为征服王朝，通过强制推行女真服饰、发式来施加政治压力和文化支配的表现，汉人被迫接受、模仿女真衣冠，反映了当时明显的民族压迫关系；另一方面，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看，北方汉族在衣着与发式上的变化，也反映出民族融合的客观趋势。女真服饰之所以能够在金朝境内乃至南宋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并不单是政治强制的结果，还与其实用性、审美性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军事与政治优势有关。女真、契丹式的窄袖袍、皮靴和毛皮大衣，更适合北方寒冷气候与骑射战争的需要，在军人和商旅之间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和传播优势；羊裘、狼帽等“胡服”也因其保暖与新奇，逐渐被城市市民视为“时尚”之物。

▲金绿地忍冬云纹夔龙锦锦棉布金齐王墓出土

在这一过程中，汉人与女真并非单向度地“被同化”，而是在接受、仿效的同时进行选择与改造。例如，汉族妇女整体上仍保持绾髻、不戴高冠的传统，仅在发饰上吸收“方髻”、珠珑之类的新式装点；部分城市士民在采用女真式袍服、皮靴时，往往在色彩、纹样和搭配方式上仍保留汉地审美特征。这种“在胡服之形中保留华夏之意”的折衷，使得金代及南宋时期北方汉人的服饰面貌呈现出一种杂糅状态：既有女真、契丹等北族服制的形制元素，又不完全放弃汉族原有的审美与礼制底线。从结果来看，女真服饰对汉人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 一是日常装束的“胡化”。淮河以北及京师一带，汉人男子广泛采用女真、契丹式窄袖袍、皮靴、毛皮大衣等，形成范成大所说“其制尽为胡矣”的局面。
• 二是礼俗与审美趣味的变化。京城寺市、集肆内“皆胡俗所需”，羊裘狼帽成为“趁时新”的潮流商品，说明北族服饰已从征服者阶层下沉至普通市民，成为可被消费与模仿的时尚符号。
• 三是文化认同与界线的重新划定。南宋朝廷于临安屡禁“左衽胡服”，金朝统治者也一度试图强制推广女真式剃发、梳发，这些举措的争议和反弹，本身反映出服饰不仅是生活用品，更是政治身份与文化归属的标志。金代汉人身上女真服饰因素的增多，一方面象征着他们在现实权力格局之下不得不适应征服者文化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北方社会在衣着、审美上的“混合化”。到金末元初，北方汉人的衣冠形制，已很难再用简单的“汉”或“胡”来区分，而更多呈现出在胡服、汉制之间调和、嫁接的过渡形态。

因此，女真服饰对汉人的影响既是金朝民族压迫政策与文化输出的体现，又是北方多民族长期共处、互相影响的自然结果。服饰层面的变化，既折射出金政权对汉地社会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也预示着此后元代乃至更长时期内华夏衣冠向多元形制发展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可以说，金代汉人与女真的服饰互动，为元代乃至明清时期更大范围的服饰融汇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中原社会对窄袖袍、皮靴、毛皮衣、左衽等“北族形制”不再完全陌生；另一方面，女真等北方民族也在持续接触中吸收了汉族的礼服制度、丝绸工艺和纹样体系。两者在金代的碰撞与折衷，使得“胡服”与“华服”的界限在实际生活中日益模糊，而服饰也因此成为观察金代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的一扇重要窗口。

[/hide]